元代的魏初有一首诗：“交亲零落鬓如丝，两袖清风一束诗”。古代裸官，大多如斯。唐文宗大和四年，山东河北等地战火刚息，到处荒芜，朝廷派殷侑出任沧、齐、德等州观察使，离家时没带妻子。家人不解，路上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照料，难道不好吗？殷侑则认为，自己去巡视地方，自然要不辞劳苦，做个表率，又何须照料？
到了沧州，，他每天饭食素淡，与士卒一起摸爬滚打搞建设。经过他的治理，沧、齐、德等地的情况大为改观，流亡在外的百姓纷纷背着包裹回来。殷侑早有准备，事先跟朝廷借了耕牛三万头，分发给百姓耕作。随后，这几个州的户口猛增，仓库里的粮食也大量盈积。
像殷侑这样的裸官，史料里一抓一大把。再如明代常州府同知张宗琏，甘做裸官好多年，直到病逝，也没与远在吉水的妻子见上最后一面。
春秋时期鲁国的国相公仪休，原本不是裸官，却因为家里织的布太好了，硬生生把妻子从家里撵走。这是什么逻辑？
公仪休的逻辑是，咱家的布为何好？技术好、机器好加上媳妇手艺好。那么，布好买的人就多，不愁销量，产量必大。循环往复，其他同业的人家还怎么做生意？当官吃皇粮的，怎么能再去与民争利？这叫“受大者不得取小”。
公仪休的传说，或许有夸大之嫌，但也提醒我们思考，为官者，到底是为大家还是为小家？我想，今天没有哪个裸官敢说自己安排家属出国，是为了减缓祖国人口压力而“就食番邦”吧！
古代有的裸官，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动机。
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山东兰陵县某乡村来了一位官员，名叫鲍恢，是个司徒史，他是出差东海郡，顺道来探望顶头上司王良的家属，看看有没有书信好捎回去。
鲍恢好不容易才找到两间破草屋，看见一位穿着布裙的农妇，拉着一捆柴，从田中归来。鲍恢以为是家仆，上前说明来意。那位农妇很客气道：“我就是啊”。鲍恢懵了，当朝重臣的妻子居然在家种地！难道二千石俸米养不活一个弱女子？他只得向夫人下拜，一路叹息而归。
王良时任大司徒司直，相当于监察部长。《后汉书》说他“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但王良来说，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东汉王朝以推翻新莽政权而后立，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总有个心结：战时可以支持你，毕竟你是天子血脉；但你自己坐江山，那么有道无道也就两说了。此类思想在当时很普遍。王良虽做着官，但对于光武帝，还是存着听其言、观其行，“走着瞧”的心理。如果是明君，那我尽忠，如果不是，那我再归隐。让老婆在家务农，自食其力，既能做到不欠朝廷的情，又能守住后院这片天，留个退路。
古代裸官的退路是一间草屋，现在的裸官，退路却是境外，同样是“裸”，境界可差不小。
古代裸官还有更极致的。《三国志•吴书》里有个故事，交州太守吕岱“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要知道古代女子没工作，相夫教子、代夫尽孝、操持家务。丈夫在外做官，却不给家里贴补，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孙权听说了此事，立马召责吕岱。吕岱的解释是，主公给的是公俸，当奉公，花在公事上；妻小虽亲，乃家事也，怎能靡费国家的钱？孙权看不下去，于是专门给吕夫人“加赐钱米布绢，岁有常限”。
吕岱这裸官做得的确有点不合情理。但他的二愣子行径也启发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国家给官员的俸禄多，还是官员家里一家老小的开销大？比如说，现在那些“裸官”的工资。肯定不够支持家属在境外的开销，阖家老小在外边怎么生活呢？
古代裸官，妻小不在身边，那么如何处理美色问题，也是一个考验。
五代的冯道，率军在晋梁交战前线打仗。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手下们看不下去，强抢来一位美貌的大姑娘，送给冯道。冯道无法推却，就先把美女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
宋代司马光也曾遇到过这事儿，做修撰初期，张夫人没在身边，有僚属花五十万钱买了一小妾相赠，司马光非常礼貌的退回了，附带一句话：我消受不起。
古代士大夫纳妾算不上稀罕事，但裸官纳妾，倒十分稀罕，恐怕这就是所谓的“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
由此可见，在古今裸官的大PK中，古代裸官完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