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都看过多遍，老实说，看不出有什么英雄气，多的是流氓气。看史记，倒看到沛然而至的英雄气，让人感觉到人的尊严和伟岸。作为一个士，孟子可以不买君王的帐，在两人的会见中，可以对君王说，喂，你走过来。庄子可以对于宰相的聘书嘲笑一番。因为在他们眼里，你一个君王所拥有的权力，在我眼里并无多少价值，而我所拥有的智慧，却是你君王所没有的，我们之间是平等的，作为一介布衣，我照样可以傲视王侯。而在《三国》与《水浒》中，追求权力，却成了所有人奋斗的目的。
为什么中国人往后，精神反而越萎靡？为什么士气从春秋战国之后每况愈下？为什么我们从昂首挺胸的人反而变了俯首膝行的奴才和精神侏儒？这种返祖现象为什么愈往后愈厉害？这当然不是这么一篇短文可以说得清楚的。但是，贵族精神的逐步流失，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叫贵族精神？确实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我以为，有一条是必须的，那就是心中有自律的底线、行动有严格的规矩，他们可以不计成败得失，自觉地坚守心中的底线和规矩，并以此为荣。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争历史，就是贵族精神逐步消灭的过程。众多的战争，催生了中国兵法的异常发达。兵法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为了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是孙子司马吴子孙膑兵法还是以后出现的三十六计，兵法的所有法则，概而言之就是两个字：骗人。如果说，在战争状态下，骗人尚勉强可以理解，那么正常社会还以不守规矩和说谎为荣的时候，道德上就没有了底线。
从史记中，我们还能看到贵族精神的一些风采，也可以看到最后一抹贵族精神的晚霞是如何消失的。
周天子分封的宋，是“亡国之余”，他们是殷商后裔。宋人坚守其原有的礼制和宗教，在文化上有着自己的骄傲，所以在整个中原地区，显得有些另类，在许多当时的著作中，宋人都是迂阔的象征。“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等贬义的成语，写的都是宋人。坚持讲“礼”的孔子，也是宋人。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权，宋襄公为了削弱楚国的力量，出兵攻打楚国的盟友郑国，楚国就攻宋救郑。于是宋、楚爆发了“泓之战”。
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领了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
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公孙固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不鼓不成列”。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击鼓进攻。但是由于实力悬殊，宋军大败。宋襄公的卫队全部被歼，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重伤。
面对失败，国人皆怨襄公。但宋襄公并未觉得自己有错，他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自己遵守规矩行事，胜负乃是天意，作为元首，自己并无不当。
泓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宋国在泓之战后，从曾经的春秋五霸之一，沦为二流国家。
正如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泓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出现在中华大地。
公元前637年五月，在病床上辗转了半年之后，宋襄公在悲怆中死去。作为一个贵族精神的象征，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泓之战后，偷袭、诱骗变成了战争的常态，以水淹城、围困全城、饿死百姓、驱妇女上战场、掘敌方坟墓等殃及无辜民众的战事也频频出现，成千成万地杀俘也变得不稀奇，原先宋襄公所坚持的道义与规矩，已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一个世界变成了如此的模样，是社会共同选择的结果。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种文明，建立难，破坏易。以秦灭六国而言，是野蛮战胜了文明。以楚汉相争而论，是流氓战胜了贵族。从人的精神上说，汉以后的文化，并没有逐步进化，而是相反。
宋襄公是敢于失败的英雄，行为有点像一千多年后西方的骑士，是唐吉诃德。在西方，唐吉诃德为人所尊重，认为他虽败犹荣。而在东方，只讲结果不论手段，所以，对宋襄公的评价，愈往后愈低，常常被嘲笑。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还被一个大人物称之为“蠢猪”，恐怕是所有评价中最差了。真是夏虫不可以语冰。只是整个社会都聪明得过了头，当所有的“蠢猪”消失了之后，我们才忽然发现，所有人也都变成了只讲吃喝拉撒而不讲人的尊严的蠢猪了。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汉统一中国后，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也只有个别人的坚守与抗争，往往也得不到社会与大众的认同，变成了个人自撞南墙式的殉道。
一个社会，只想实际利益而不顾道义规矩与名声，会怎么样呢？现实就是最好的说明。因为我们都自觉地“不可沽名学霸王”了。
司马迁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目光穿透了历史的时空，不在一时一地的胜负上作评判，而是着眼于人类的文明发展。他在《史记》中对宋襄公的评价仍然是肯定的：“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很明显，司马迁是认同宋襄公的。只是，司马迁也死了两千多年了。
2014年4月18日写于白云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