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器官从哪里来?人们宁愿相信这不是真的

标语牌:发出自己的声音 制止在中国的强摘器官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2006年初,一则没受主流媒体关注的小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被指控从还活着的良心犯身上,未经本人同意强行摘取器官。这让我感到困惑。之后不久,我读了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合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第一版,说的正是这些指控。这份调查报告给出了17项证据,包括电话录音。在录音中,中国医院里的医生说:他们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新鲜器官”。

那年7月,我到波士顿参加“世界移植大会”,特意与来自中国的医生交谈。其中一位是“天津东方移植中心”资深肝移植外科医生Liu W。天津有三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该中心是其中之一。当我问他们医院做过多少例肝移植时,他说“去年是两千例”。我非常吃惊,仅仅一家医院,就做了这么多的肝移植手术。我问他器官从哪里来?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后来,我与另一名中国医生交谈。那时他在德国汉诺威大学一个移植研究实验室工作。在交谈中他提到他收到了中国两家医院的邀请,它们都要新开一个器官移植科。

我问,“中国并没有一个公众捐献器官的体系,为什么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还发展得如此迅猛?器官从哪里来?” 那名医生答道,“去问问在外面的法轮功学员吧。”他指的是在会展中心外面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展出中共当局活体摘取器官的信息。他以他的方式给了我他的答案,即器官来自于这个受迫害炼功团体的成员。

在我深入了解了在中国是如何获取器官的做法后,意识到其违背伦理道德标准已达到了何种程度。它让我想起了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体实验。因为这个反人类罪行里涉及医生的参与,我觉得有责任从医学界内部作出反应。2006年成为了我医学生涯的转折点,我决定主持 “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工作。

我想检视一下中国官方如何解释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的说法。2003年到2009年期间,在整个中国,自愿捐献器官只有130例。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观念讲究死后保持全尸。因此,在中国,公众捐献器官的体系很难站得住脚。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如何解释死刑犯中“自愿捐献”的比例突然变得如此高呢?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每年需要有多少囚犯才能为每年1万到2万例的移植手术提供足够的器官?更何况并不是每一个死刑犯都适合作器官的供体。

无论有没有“本人同意”这道程序,在中国,所获取的器官大多数是建立在“供体”死亡的基础上,而这种死亡不是由于事故或自然死亡,而是人为造成的。我们在说的是从被处死的囚犯和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包括在“供体”还活着的时候摘取器官的情况。

在中国,从处决后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始于1980年代中期。当局已承认,从那时起死刑犯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虽然据估计被处决的犯人人数很多,但是数字稳定。但1999年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开始急剧增加。官方《中国日报》报道说,在2005年达到2万例的高峰。与此同时,中国的医疗移植中心从1999年的大约150家,增加到2006年的600家。

从1999年后器官移植超过指数性的增长可以看出,移植中心大规模的扩张显示了对能够获得无限量的器官供应所拥有的超乎寻常的把握。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在不具备一个有效公众器官捐献体系下出现的。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医药界里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现实——杀人——以“处决犯人”的名义,已经成为了移植界的一个必要部分。

1999年后,除了器官移植数字飙升之外,还观察到另一个现象。中国医院的网站表示,可以在1到4周内为外国患者提供匹配的移植器官。此外,中国的大学提前几周甚至几个月邀请外国移植专家来做示范,包括向他们征询愿意在一天中的什么时段做手术。

如果超过90%的移植器官来自被处决的犯人,那么,必须等待法官的判决。中国的法律规定死刑犯必须在最后判决7天内执行,那么,可以在行刑前7天内安排器官移植,但不可能超出7天。因此人们会问,怎么能提前14天甚至提前更早安排器官移植呢,还可以预定一天中的什么时间进行?

人们可能会猜想,是不是被处决的囚犯数量比估计的还要高,因而提供了足够的大量器官;或者,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庞大的器官来源。

要达到每年1万到2万例的移植,每天需做27到54例的手术。由于年龄或疾病的原因,使一些囚犯的器官无法用于移植。血型、组织因子等都增加了更多的变数,令人更加怀疑中国的医院怎么能如此快速、具体地响应器官移植的需求?如何解释中国这一“按需供应”的器官获取系统? 人们很轻易会想到,除了官方给出的死刑犯解释外,一定还存在另外一群器官供体,随时被摘取器官。

从2006年出版的《血腥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第一版中我们了解到一些重要的证据,就是法轮功学员成了这个活体器官供体库的主要选择对象。从1999年遭受迫害和酷刑折磨以来,当局非法关押了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

当亲自与一名法轮功学员交谈时,我警觉起来。他在被关押的两年期间,尽管没有健康问题,却被做了10次血液检查。血检是很花钱的。为什么要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X光、超声波、验血这些专门的体检,同时又对他们施行洗脑、苦役和酷刑折磨,甚至折磨致死呢?这些体检肯定不是为了受害人的健康考虑,因为只要停止迫害就可以不花钱达到这个目标。许多被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都表示有类似的经历。这不得不让人想到,给他们做体检是为了建立一个医疗数据库,对潜在的活体器官供体进行系统分类。

我们推测,就在当局开始迫害法轮功精神运动后不久,大约在 1999年到2001年期间,原本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与对法轮功的迫害结合到了一起,他们成了移植器官的来源。中国医院的网站打出的广告说:肾移植是6万美元,肝移植是10万美元。一些军队医院的网站甚至炫耀说器官移植是其头号收入来源。

这一场景是如此恐怖,令人们宁愿相信这不是真的。正是这种“残忍到无法相信” 的模式十年来成为了最好的掩盖。或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最高法院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对Jan Karski的回答。当Karski报告说他亲眼目睹了在纳粹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大屠杀时,Frankfurter大法官回答说,“我不是说你在撒谎,只是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事情。”众所周知,无法相信并没有阻止人们在纳粹德国的毒气室里被继续屠杀。

国际红十字会1944年对Theresienstadt犹太区的检查对我们是一种警示——检查人员错误地将毒气室看成淋浴设施,这个错误的结论带来了致命的后果。鉴于我们手中掌握的这些间接证据,以及Theresienstadt调查骗局的教训,我们呼吁对中国进行专业检查。

没有了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医学就失去了其高尚的目的。为了做移植而杀人取器官,这不仅仅是一种反人类罪行,也与医学的使命背道而驰。现在是医学界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本文是摘译Torsten Trey医生在《国家器官》(State Organs,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一书中撰写的论文“处在十字路口的移植医学”。他是该书的两名编者之一,也是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的执行主任。)

Amozon: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