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

——从沙甸惨案谈起

最近,网络上有人从美军轰炸巴格达,扯出三十几年前中共军炮轰云南沙甸回族村引起种种议论。由于有位表亲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在云南个旧工作,致使我很早就闻说沙甸惨案。当然仅仅是口头相传。中共当局对一切都是实行黑箱操作。无论是当时的平叛和后来的“平反”,都没有对社会、人民作出明确的交代。民间也只能以民间故事的方式辗转相传了。

我对把美国进军伊拉克和共军毁灭沙甸联系起来思考缺乏想象力,但一个沉睡三十多年的“民间故事”被重新提起,却使我对未来不无担忧。因为困扰中国社会首屈一指的固然是专制政治,但民族纠纷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份。沙甸惨案是一个早已逝去却又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噩梦──如果我们不及早尽力设法杜绝的话。

一、沙甸惨案“平反”之质疑

三十多年前从表亲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大致与当今网络上所披露的相若。回民因不满政府的某些举措而实行的抗拒行动,渐次升级为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当局派一个排的无武装解放军宣传队进村说服,但不料全遭村中回民极端分子杀害。当局震怒,派兵包围村庄,勒令交出凶手,被拒。遂武装进击。开始使用武力有限,但竟遭杀伤击退。更怒,以巨炮轰之。除在规定时间之前离开村庄者(多为妇孺)外,均在炮轰中丧生。

肯定中共政权是个应予终结的专制政权,并不意味着可以不作具体分析地绝对否定这个政权任何时期的任何事务。

沙甸惨案的起因,是回民对当局某些伤害其民族风俗习惯、宗教感情的作法,予以反弹。这无疑是自然的应当的。就算回民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也不足为奇。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允许国内各地民众成立国中之国。即使是当今的欧美民主国家,也不可能让其国内各州各县分组成无数个小国。

如果汉族地区的民众以宗教名义或地域名义成立“道教共和国”、“佛教共和国”或“梅县共和国”、“洞庭共和国”之类;毫无疑问,共产党会立即雷霆万钧地予以武力镇压。然而对沙甸回民的这一行动,共产党还只是派无武装解放军去进行宣传说服。

年青的一代是不会明白那个混乱时代的种种奇怪现象。共产党军队有时会凶狠地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扫射,偶尔又会作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然这不是随机的。何时凶狠扫射,何时“宣传教育”,皆有其缘由。回民要独立建国,当然不被允许;但涉及所谓“民族政策”,共产党摆出了温和的姿态。

回民极端分子对无武装的共产党军人,采取了惨无人道的杀戮;噩耗传来,同胞们的那份震惊狂怒可想而知。不必怀疑,如果此行是一批汉族民众,那么共产党军队将会立即把他们杀个精光。但由于此行是回民所为,又是涉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共产党只是命令军队包围村庄,勒令交出凶手。可是回民非但不交,而且回以猛烈的枪弹,这就终于导致了炮轰。

如何判定沙甸回民起事的性质?应分两段来看。在未惨杀无武装军人之前,是一场宗教诉求、宗教骚动。鉴于其中强烈的宗教情绪和没有民主政纲,故不能评价为民主革命。在惨杀之后就演变为一场宗教暴乱和恶性刑事犯罪。

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党就为之平反了。撤销其“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定性,给予死者家属抚恤、伤残者治疗救济等。所谓“反革命”者根本就是共产党的陈词滥调。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治疗伤者亦属应该。正如目前人们直接从新闻报导中看到美军对伊拉克伤兵的救治。可是对那几十个被惨杀的无武装军人如何定论交代?诚然,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专制政权,并就整体而言确认中共军队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工具;但是,不能说任何一个中共军人所作的任何一件事,都负有专制罪孽。更不是说中共军人的生命就该受到非人道主义的对待。

普通的中共军人大多是平民子弟。当他们无武装地去进行“宣传工作”时,尽管其中不乏政治欺骗,尽管你可对他的政治宣传嗤之以鼻,但你却没有丝毫理由去伤害其生命。惨杀这些动口不动手的军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端恶性的刑事犯罪。沙甸回民的起事当然不是什么“反革命”;但是,连暴乱都不是,什么罪责都没有;那岂不是说,几十个无武装军人活该横死?这是什么逻辑?

以巨炮轰平举事回村的做法,是错误的、暴戾的。决策者应受到调查处罚。但这不等于说,那些杀害无武装军人的暴徒,就没有罪过,就应给予平反。在已给予足够时间让其离开而拒不离开,那就是认同了残杀行为并以武力拒捕。杀人犯武力拒捕和赞同杀人并与杀人犯一起武力拒捕,在拒捕的交火过程中身亡就是死有余辜或咎由自取,有什么反可以平?

从这件事情的始末,我们可以窥见共产党政权的阴森无情。它不但视民众生命如草芥,而且有时还会视为其效力者的生命如草芥。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它们可以把自己的士兵送上祭坛。有人会辩解说,给沙甸暴乱回民平反和给无辜被杀的解放军以革命烈士荣誉并优抚其家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既然沙甸暴乱者无罪,那无辜被杀的军人又怎能被称为烈士?如果真的“并行不悖”,那只能说明共产党政权已完全堕入了耍弄权术的可鄙的实用主义泥坑。

然而,甚为可悲的是;共产党的实用主义,非但不能收到其预想的效果,而且适得其反。

它本来想通过这样一番表演,达到笼络回族的政治目的;可是事情的后续发展,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平反的结果,使残杀无武装军人的暴徒罪犯,在某些回民的心目中成了民族英雄,受到永远的纪念和赞颂,并由此引伸为一种永不消淡甚至愈加浓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结。

世界上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行事风格。有的民族具有一定的反省精神,有的少一些,有的简直全无。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他总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执拗强硬;以至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总是处于紧张之中。民族意识极其淡薄的华夏民族,则大异其趣,在民族关系上甚能包容忍让。有时甚至反省过头。“大汉族主义”云云,实在是太“抬举”了它。说来对那些反省精神极差的民族,其实不应过于忍让。有时确需严辞以对,使之懂得与其他民族的相处之道。否则,一味迁就忍让,貌似爱护它,其实最终会害了它。一个小民族(这小是指其人口较少)在长期的迁就袒护下,会滋长出一种民族优越感,行为更加不知节制甚至肆意胡来。这样,最终也可能为自己酿下苦酒。

回过头来检视当年中共军队的炮轰行为,则还是极须予以抨击的。杀人犯们拒捕当然应该严惩,但方法上不应如此。中共军没有精灵炸弹;即使有,在密集的民房区也不合用。应采取的办法是长期围困。给予足够的时间,极尽宣传劝导;让所有受裹胁蒙蔽者,在醒悟后愿意出来的,都可以出来。对于企图武装突围的杀人犯,则予以捕捉或击毙。直到在拒不投降的杀人犯们弹尽粮绝、饥渴倒地之后,再上前轻而易举地予以捕捉,送上法庭;经审判确认其罪行后,判处死刑,予以枪决。这样才能既不伤无辜,又能严肃法制,准确地惩办罪犯。既不必搞什么平反,也让某些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不能公开把杀人犯奉为民族英雄。我想,一个民主的中央政府一定会这样处置。

可是,中共政权毕竟是一个不讲法制,漠视生命的专制政权。它举措失当,激怒回民于前;又失察该地回民之凶悍,令几十名军人无辜送死于后;其三狂怒之下,轰平回村,深种民族仇恨;最后,竟为笼络回民,搞所谓“彻底平反”,弃社会公理如草芥。纵观中共所为,举措失当、进退失据、暴怒抓狂,实在是颟顸之致、昏乱之致。沙甸惨案是中共错乱民族政策的一大缩影。

二、西藏乱局的始作俑者

沙甸事件,尽管惨烈亦只局限于南方一隅;而牵扯面大、连绵不绝的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骚乱,则给社会带来极大困扰和损伤。由于共产党的刻意隐瞒和蒙骗,人民不能了解许多事件的真相和具体细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事情的基本脉络,去检视中共政权几十年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和失败。

如果说,新疆问题因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刚性诉求和恐怖行动,而难以妥协化解的话;那么,西藏问题激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共产党自己。

与藏族相处,只要举措适当,其实并不十分困难。尽管藏族骁勇的先民曾于公元670年大败盛唐名将薛仁贵于大非川,还曾凶悍无比地于公元763年攻陷杀掠过中唐的首都长安。但现代的藏族,则今非昔比。从公元九世纪开始绵延不绝的内部分裂,从十世纪开始盛行不衰的藏传佛教(尤其是十四世纪兴起的黄教),使藏族民性趋向平和,人口繁殖困难。公元七世纪的强盛时期,其人口已近三百万;经过千多年的繁殖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的统计数却仅为九十一万。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亦只一百三十七万(康藏地区)。

二十世纪上半期,藏区发生过几次较大的武装冲突。一次是世纪之初。起因是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杀,清政府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进剿。赵节节取胜,而其所恃仅五营边防军。1909年清庭增调四川知府钟颖率川军入藏。钟颖所部仅两千人,一路斩关夺寨,次年初便兵陷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惊惧逃往印度。

第二次是三十年代初,西藏上层分子乘中原混乱之机,进军西康、青海,企图扩大自己的地盘。开始颇有斩获。占甘孜、瞻化,屯兵歇武、通天河一线,切断玉树、西宁间的联系。但不久青海军队结集反攻,藏军节节败退。川军也参与反击。藏军大败。前阶段所得地域皆失。青川联军衔尾直追至金沙江岸。

第三次就是1950年10月的昌都之役。仅一天就决出胜负。中共军大获全胜,藏军土崩瓦解。被歼五千多人。

从这几次武力交锋来看,西藏没有给内地制造大麻烦的武力本钱。那么,西藏上层人士的心态情绪又如何呢?应该说西藏人士的心绪是十分复杂的。因为印度和中国像两条绳索逆向地拉着西藏。

藏族人种属蒙古利亚人种,中原诸族亦属蒙古利亚人种,而印度属雅利安人种。汉语藏语同属汉藏语系,而印度语属印欧语系。但是,藏族是宗教民族,西藏政权是政教合一的政权。而藏传佛教系发源于印度。更为重要的是,西藏文化与印度文化有极大的关系。考中国境内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就数藏族的文化最为悠久。以文字为例,维吾尔族文字至公元十四世纪才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定型下来。其于公元八世纪所使用的粗糙古突厥文字,和十世纪使用的粟特文――回纥文字都湮没于历史。蒙古族的文字于十三世纪初才由维吾尔人塔塔统阿为之创制,至十三世纪末再由藏人八思巴为之改制。满族更迟至1599年由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仿蒙古文创制。但由于这套仓促创制的文字并不成熟,入关之后又受到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的冲击,故终湮没于历史之中。而藏族的成熟文字比他们都早得多。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大相吞米桑布扎赴印度从婆罗门李敬学文字学、修辞学和梵文天成体。学成后以梵文五十声韵母为蓝本,创藏文三十声母、四韵母以及拼音造句规则。此外在书法上还研制了楷书、行书和草书。这套文字一千几百年沿用至今。可见藏族的文化底蕴不但非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可与之媲美,而且与印度文化有深厚的渊源。应该看到,在文化伦理上,印度有一条无形而有力的绳索在拉着西藏。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却有另一条有形的绳索在拉着西藏。从唐代开始的和亲到元代的“宣政院”,从明代的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到清代的驻藏办事大臣,世界屋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日趋紧密。可是,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和高原气候的迥异,西藏非但与内地省份天差地别,甚至与新疆内蒙亦大相径庭。无庸讳言,这个沿雅鲁藏布江河谷散布,地理位置与世隔绝,而其文化传统悠久且又独树一帜的民族,当有着深潜的独立意识。然而现实政治却一直制约着这一意识。鉴此,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心情是复杂的。当他们内心的意愿不得不服从现实政治时,其心境当非畅快。

源自于拓展疆土的强者心态,中原王朝不容西藏脱幅。但一旦中原王朝衰微内乱,西藏就有相应的动作。二十世纪上半期藏方主动挑起的两次军事冲突便是说明。然而已被数百年藏传佛教洗去了剽悍之气的藏族军旅,根本不能重振当年松赞干布的军威。内乱之中的中原政权仅以偏师便粉碎其企图。藏族精英不得不一再面对现实。

1910年钟颖率川军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至1912年返回拉萨。从1912年到1918年藏川边区时有冲突,胜败互见。为此,1919年11月北京中央政府派朱绣等到达拉萨,直接与达赖喇嘛会谈。1920年4月代表团起程回京。在送行宴会上,达赖喇嘛说:“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唯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共和。至于《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不管达赖喇嘛的这番话是否由衷,但它起码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无论是印度的文化宗教引力还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压力,抑或两者相加也不及来自中原华夏政权的牵力。

1930年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员进藏晋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对她(此为一女性官员,名刘曼卿)说:“过去中国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百姓,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如果说十年前达赖喇嘛的那番话还有点外交辞令的痕迹的话,那么这次他对刘曼卿所言就确为心声了。他既责备了中央政府,又承认现实,并提出相当具体的建议。尤为值得注目的是:全然没有诉以脱幅中国的意向。尽管他心灵深处可能潜藏着这个意向。

1933年,五十八岁在位三十八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从此时到1950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正是日本侵华、二次大战和国共战争接踵而至的国难岁月。尽管其间亦不乏事故(如西藏当局曾擅自成立“外交局”),但西藏终究未提出独立诉求,世界舆论对西藏问题亦远未沸沸扬扬。

以上简扼回顾这些史实系用以说明:在中央政府权威式微之时,情势尚且如此;那么一旦中央政府强大,西藏问题更无呈鼎沸之理。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中共夺取政权以后,所扩张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确远远超过昔日。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西藏问题却呈爆炸之态,乃至在国际上都掀起轩然大波,苦了汉藏百姓,也困扰了中共政权自己。而事态所至如此之根源,全系中共政权的颟顸错乱。

当代史范围的西藏变故已为大众所熟知,无庸赘述。其发端在于中共在康区进行的所谓“民主改革”,引起西藏全境上层分子的恐慌和强烈反弹。藏方谓之“武装抗暴”,中共称之“平定叛乱”。事变导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大批藏人出走。这么多年来,出走在外的藏人和藏区藏人遥相呼应,不断发出独立声浪并诉诸激烈行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和经济支持,使经久不衰,代际相传。

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极为落后于世界进步潮流,对之予以改革于道理上完全成立。且不说由集古今中外专制政治之大成的中共政权,去对它实行“民主改革”是多么滑稽可笑;仅从具体作法和时机抉择上去考量,亦大有问题。

民主改革的真谛在于造就社会正义。因为,各种非民主体制,都是使某一或某些社会群体,占据乃至垄断了社会公权力,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致使广大民众处于政治上无权和经济上被盘剥的境地,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人类社会的进步力量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在为民主改革奋斗,而至今仍远未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可见这项工程是多么的复杂艰巨。它既会遭到旧体制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抗,也会发生本已被推翻的专制主义在“民主改革”的旗帜下借尸还魂的奇特现象──如中共一类共产党政权。

要在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经济为主的藏区进行民主改革,毫无疑问会遭到绝大多数僧侣阶级、领主阶级的憎恶和抗拒。即使实施这项改革的,不是那个专制主义的中共政权,而是个真正的民主政权也罢。因为关键在于如果在藏区实施“民主改革”的不是藏族人士,而是与藏族有千年龃龉的汉族的话;那么,无论改革的主导者是多么的真心诚意,也都难以被将在民主改革中获得利益的藏族平民所接受理解。而藏族上层分子则极容易把针对他们的民主改革,说成是对整个藏民族的欺凌伤害。宗教文化语言的隔阂和千年剑与火的记忆,都使大多数藏族平民宁愿相信剥削压榨他们的僧侣、头人;也不会去相信“石头不能作枕头,汉人不能作朋友”的汉人。所有由汉人主导的藏区民主改革,都有可能被扭曲,被妖魔化,或在实施中走样。

更为严重的是,中共政权欲在藏区所实施的,绝非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假借民主改革之名,把它的一党专政政体推广到西藏。“卧榻之侧,岂容鼾息”。中共政权不能容忍在它统治的疆域里,生存着另外的自成体系的政治势力。一个真正的汉族民主政权,若要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当会审时度事,谨慎为之。说实在的,为人作嫁衣裳,何须急不可耐?“皇帝不急太监急”,越俎代庖,徒招误解,真是何苦来哉!而中共则不然,由于它所要进行的并非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要把它的绝对政治权威扩张到整个藏区,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时在作法上,即使中共在康区行为方式的粗暴程度,只有它在汉区的十分之一,也绝难以被藏人接受。

还有个说法,二十多年前中共红军经过川边藏区时遭藏族骑兵袭击,疲惫不堪的中共红军伤亡惨重。这段血仇在某些中共将领中记忆犹新,故康区平叛令一下,报复性的杀戮一发难收。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动荡降临整个藏区,相隔近半个世纪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又走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老路──出逃印度。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两年就返回拉萨,而十四世达赖喇嘛则从此“浪迹天涯”。西藏问题的高分贝喧嚣,从此困扰了中国也困扰了世界。

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在西藏镇压行动的指责,因六四屠杀和西方人对西藏的主观美化而与日俱增。外国人很自然地推测:一个汉人的政权竟能有计划地屠杀本族人,那么它一定会更血腥地屠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殊不知,古往今来的汉族统治者,从来都是对本族人民最凶狠的。中共当是很卓越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西方人对西藏蓝天白云、高山流水那诗情画意般的向往,促使他们更为痛恨共产党对这一未受当代各种功利主义尘埃污染的人间美境的破坏,而忽略西藏社会政教合一的反民主性质和文化科学的落后性。以这种推测和痛恨为基础,他们大力支持西藏独立运动,使西藏问题更为胶着棘手。

当然,中共政权亦极力为自己辩解。它不遗余力地强调西藏原政权的反动性、残酷性。为此它的御用文艺人士制作了一部电影“农奴”,再加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力图使人们相信:在他们所主导的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是一个多么黑暗、野蛮、残酷的农奴制社会。可是,在世人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超级的“放羊孩子”:它那数不清的谎言,早已彻底自我毁尽了信誉。人们对它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或许,曾在某一期间内国内的民众会在某一程度上信其所言,但随着“改革开放”,许多真相的披露使人们省悟了。如果说从前曾大肆宣传的刘文采式“收租院”的惨绝人寰,在很大程度上为虚构之物的话;那么,凭什么担保共产党对前西藏社会所作的描绘能是真实的呢?此外,即使前西藏社会确实缺乏人道因素,但与中共激变藏民后又残酷“平叛”相比,哪一样离人道更远?

为了安抚没有出逃的藏民,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它在西藏施了仁政;数十年来,中共政权向西藏倾泻了巨量的金钱和物资。它修复了许多在平叛中毁损的寺院。布达拉宫更是被修整得金碧辉煌。藏民族得到中共政权的特殊优待。实行全体公费医疗。西藏社会,尤其是拉萨等主要城市的消费形态急速升级,远远超过内地同级城市。如拉萨市的手机人均拥有率居全国之冠。1994年中共举行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决定对西藏作包干式的对口支援。即由内地某个省份或城市,固定以资金、物质、技术、人力支援西藏某个地区或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内地支援西藏的数额是极为惊人的。例如从1990年到2002年中共政权在西藏总共投入650亿(人民币),平均每年50亿。若以西藏藏人200万计算,每人每年可得2500元,足够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国家统计局还有个数据是:1999年西藏的生产总值为105亿,同样以200万人计算,人均产值为5250元,远低于全国平均值。但2000年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竟达6908元,远高于全国平均值5854元。当然,中共政权向西藏投入这么多钱,并非都平均地惠及每一个藏族人民。其中相当一部份是用来豢养那班藏族共干。然而甚为可悲的是,这些浸透了内地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并未能买到西藏的心。多年来西藏层出不穷的骚动和爆炸事件,为此作了最清楚的说明。

西藏社会当然是应该予以改革,但这个改革应有两点须予以遵循。一是,大幅度、带根本性的改革,必须是由藏族人士自己去主导。二是,外部只应起促进作用。这个促进可以是施加压力,可以是局部性的、单项性的改革。例如通过普及教育,提高藏族人民的思想水平,使之逐渐认识到政教合一制度的落后性,进而产生改革的要求。又如,通过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签订协议,拟订渐进改革的大致日程,同时还可以借助国际进步力量对其触动。再如,从接近汉区的藏区逐步进行有限改革──“改土归流”,从削减、限制土司头人的司法权、行政权、财经权,到完全以政府委派的地方官取而代之。二十世纪初清朝边务大臣赵尔丰,就曾在川藏边区实行过类似的改革,颇有成效。只不过赵尔丰在辛亥革命前夕调任四川总督,因反对革命,死于任上。其在川藏边区的改革业绩亦似湮没,不无可惜。一个封建官吏尚且有此建树,而共产党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则确实是发人深思的。


达赖喇嘛在逃亡印度途中

三、南辕北辙的民族政策

中共反对国土分裂的意向是明确的。但闪光的未必都是金子。在中国民主运动参加者的群体中,对藏独、疆独等所采取的态度是分歧的。有的朋友抱以淡化、不明确表态的策略,给自己留有充份的回旋余地;有的朋友则采取同情乃至支持的态度;有的朋友甚至认为,只要能多一份力量去打击中共,联络藏独、疆独等一起干又何妨?而我则采取明确的反对各种“独”的态度。我没有精确统计过,我这种态度在民运队伍中所占的比率。但愿不会是少数派吧!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反对分裂与中共的反对分裂只有外在的相似,而有着内在的不同。我是希望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制度,在那9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麦克马洪线以南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被中共拱手让给了印度,故早已不是960万平方公里了)。而中共则是要使它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格局,牢牢抓住每一寸国土。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中国不至在共产党手里崩裂掉,希望实现民主转型后的国土仍有950万平方公里。可是,现实令我十分忧心。因为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举措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这些举措可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1)不必要地人为地制造“少数民族”。

尽管世界将来有一天终会走向大同,地球村终将建立,但那毕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几代人之后都仍不会实现,遑论当今。在一个国度中,是民族成份较为单纯好还是较为复杂好呢?我是属意前者的。因为,民族成份较单纯可使产生民族纠纷的机率低些。但是,当多民族的现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时,我们就应在予以面对的同时,尽量设法使事情简化一些。可是共产党的作法则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在不遗余力地把事情复杂化。它搞出了55个少数民族。而且还要为许多没有文字,而实际上已接受汉文化,讲着类汉语方言,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制造文字。从而催生强化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这里有一个典型是广西壮族。壮族原名僮族,源出百越。百越的大多数──东越、闽越、南越以及广西东北部的西瓯,均已同化于汉族。而广西西南部山区的余部由于地理原因,致使接受汉文化迟了一个节拍,还保持了若干百越痕迹,但它离完全汉化亦只一步之遥。可是,共产党硬是要搞出一个壮族,创造壮文,大张旗鼓地划分族别。许多早已讲汉语、习汉字,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人们,亦只因姓韦姓覃等,就被划入了壮族。一些有族谱可查来自湘鄂甚至中原的人士,仅因久居壮区或沾了一点壮族血统,都统统被划入壮族。于是西南边陲一下出现了个原来若隐若现,而今则骤然显山露水,人数一下从七八百万膨胀为一千四五百万的少数民族──壮族。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广西,仅因有千多万壮族人口,而称之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千万生造出来的壮族的份量,竟然重于三千万汉族,中共民族政策的错乱由此可见一斑。

满族也有着类似的故事。三百多年前满族入关后,出于种种原因都不得不接受汉文化,而放弃它那刚创制不久的、粗糙的满文。三百多年下来,满族已全盘汉化。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汉化,甚至连伦理心态都已汉化。这也就是昔日金国、元蒙倾覆时,其遗民大多都经历一段困难的日子;而满清倾覆,满人大多都平稳度过的原因之一。尽管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为唤醒人民,曾强烈抨击满清入关前后对汉民族的残酷杀戮;但革命成功后,就立即主张民族和睦,善待满族同胞,其原因之一也就是满族其实已与汉族无异。应该说,在全国这么些少数民族中,满族是最不会产生民族问题的。但不料近年已有不良端倪。满族优越论的分贝渐次升高。

这里面除了某些满族人士的所为外,还有其他民族极端分子的挑动。他们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外,也寄希望于满族出来为中国制造民族问题。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也还是中共。正是中共的民族政策为他们造就了基础和提供了舞台。中共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使许多早已心归中华的满族人士复萌其民族意识,并作进一步诉求。谬误的民族划分方式,使许多以汉族血统为主、满族血统为次的人士都自报满族。原已消弥无形的满族,人数又一下高达千万。

这些年来,汉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率逐年下降,六七十年代汉族所占比率一向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世纪之末已降至百分之九十一。其原因之一就是申请改变自己族裔的人数剧增。日本《朝日新闻》曾报导,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中国人从汉族主动改变成其他族裔者达五六千万之巨。如果说此举只是某些人想获得优惠利益,那事情尚小。而如果这种情况为某些少数民族的胸怀“壮志”者施展其“鸿图抱负”造就了社会基础,那对我们国家造成的隐患实难估量。

(2)不恰当的民族优惠政策,强化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感和民族优越感。催生着他们的分裂倾向和独立诉求。

对少数民族应不应该给予优待?答案是肯定的。有些兄弟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从人道主义出发,从兄长对弟妹们爱护帮助的角度出发,都应如此。可是凡事都有个限度,否则就会变质走样适得其反。

基于爱护帮助角度出发的民族优惠政策,其宗旨应是促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对主体民族的友爱。但现在中共的民族优惠政策所得到的结果,是少数民族自认比汉族优越。在民族杂居地区广泛发生少数民族欺侮、侵害汉族民众而逍遥法外的事件。甚至汉族妇女被少数民族歹徒强奸的恶性刑事案件,警方都不敢放手查处,据说是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避免引起民族纠纷,云云。

以高考加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国企工人录用时保留比率等为体现的民族优惠政策,是可以适当实行的;但司法上的优惠──实则司法不平等,──则万万不可搞。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与普世的人权理念相抵触,更可怕的是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乃至难以修复的内伤。仅翻翻中国历史就可知道它可怖的结果。石勒、石虎实行了残酷的民族欺压虐杀政策,而结果是在一场民族报复的大动乱中,他们所属的民族(羯族)二十多万人全族被杀。金国的猛安谋克制和元蒙的四等人制,曾把广大汉族民众压在深渊;而他们的政权一朝倾覆,其遗民亦承受灾难。固然,当今的社会文明水平使如此大规模的民族报复不会重现,但社会失序之时,小范围的报复事件实在难免。它给当事人所产生的肉体心灵伤害,给耳闻目睹者心中所留下的阴影,是长久难以弥合消除的。

2001年6月,陕西长安大学所发生的事件令人震惊。事件的起因本是小事一桩。一群维族学生深夜在宿舍高声喧闹,汉族学生表示不满,不料竟遭维族学生殴打。由于在此之前的几年中,该校已发生多起维族学生欺侮殴打乃至强奸汉族学生而未受惩处的事件,汉族学生早已积愤在胸。此次维族学生又耍横蛮,终于激起汉族学生极大愤怒,遂聚众还击。维族学生在校方保护下撤走。继而警方出动防暴警察殴打汉族学生。汉族学生更怒不可遏,在校内集会示威,直斥校方为汉奸。可见,司法上的不平等,对少数民族的袒护,非但不能为社会带来祥和,还会制造民族间的嫌隙和嫉恨,为祸深远。

任何人不能有太特殊的利益。绝大多数人的心智情操水平不可能正确对待特殊利益的宠护。换言之,特殊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催生更多的、无止境的欲求。中共的民族优惠政策,使少数民族体认到他们是特殊利益拥有群体,从而强化着他们特殊的民族意识。而这又会促使他们抱团去谋求更多、更高层次的特殊利益。对于一般人中的品质恶劣者,这个特殊的民族地位,可以用来欺侮汉族平民,甚至强奸了汉族女子可以逃脱惩罚;而对于心思更深、胸有“大志”的民族精英来说,这是他们大展鸿图,谋求民族独立的跳板和基石。

(3)打压汉族的民族精神,伤害汉族的应有权益。

有人会认为此说欠通,因为中共在其意识形态业已破产的今天,所持仅民族主义一项,并以此来营造它那个专制政权的合法性的。故此,它怎么会打压汉族呢?

这种看法系为表像所迷惑。不错,当今中共是在打“民族主义”牌,可是,这个“民族主义”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很简单,无非是中共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中国人必须爱国,否则就是汉奸卖国贼。而爱国就是要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爱中共政权。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中共政权利用晚清之际西方列强曾几次进兵中华国土的历史史实大作文章。说什么西方帝国主义从来就有灭亡中国之心,至今而不衰。近年来的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都被中共利用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欺侮中国的证据,挑动民众把矛头指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共政权利用民族主义营造其政权合法性,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以此涂污西方民主国家,力图使人民群众憎恶之,从而抵挡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专制制度的批评所产生的压力,抵消国际进步社会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关注所在中国人民之中产生的正面影响。

其实,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早已进入历史。当代的西方国家与百多年前相比,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经社会大波,它们都建成了坚固的民主制度,彻底抛弃了海外殖民的作法。它们再没有侵略欺侮中国之心。

中国的危机绝不来自国外,绝不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甚至也不来自蚕食中国南海岛屿的南亚诸国,而是来自国内。一是来自中共专制政权对全社会的戕害,二是来自中国境内某些民族的精英分子以分裂国土为表征的独立诉求。

面对这种情况,凝聚汉民族的民族精神极有必要。一旦分裂狂涛卷起之时,只有一个坚强的汉民族存在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否则,国土必定分崩离析并绝无恢复之望。而中共之打压汉民族的民族精神,消蚀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正是在客观上为将来中国之崩裂埋下伏笔,制造条件。

中共主要干下哪些打压汉族民族精神、伤害汉族应有权益的事情呢?所有不恰当的民族优惠政策,尤其是司法上的不平等,都可归于此类。此外,还有一样危害尤深的是,抽掉汉民族的精神脊梁。其具体表现之一是褫夺岳飞、文天祥民族英雄的称号。

中共的理论是: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岳飞抗击的是中国满族的祖先。文天祥抗击的是中国蒙族的祖先。满族蒙族都属中华民族,这是“家里打架、兄弟睨墙”,故岳飞等谈不上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那么是否可以把岳飞等定为汉族的民族英雄呢?中共认为也不行。因为那同样会“刺激、伤害”满蒙等少数民族的感情。在中共的词汇库里,汉族一词须尽量少用,应尽量用中华民族一词。甚至“汉族”一词本身就已略带贬意。它似乎总与挨批判的“大汉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中共认为,定汉族的民族英雄,就会离间、分化了中华民族,极不利于民族和睦、民族团结。

好个悦耳动听的“民族和睦”、“民族团结”曲调!无视西藏特殊社会状况粗暴地“改革”于先,又大动干戈地“平叛”于后,这是“民族和睦”吗?大把大把地将汉族人民的血汗钱,扔进西藏这个无底洞,是“民族团结”吗?用巨炮轰平回村是“民族和睦”吗?默许回民把大规模屠杀无武装汉族军人的主谋奉为民族英雄是“民族团结”吗?……

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廉耻。是的,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古代汉族人的气质。而我们了解到当代的汉族人,大多是懦弱、无能、窝囊。象岳飞这样忠肝义胆、勇武刚强之士,实在是我们民族的精华。在抗击外来的侵害虐杀之时,我们民族是多么需要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啊!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没有这样的脊梁,就算有再多的肌腱,身体也站立不起来,只会是趴在地上的一堆肉。他们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为挽救民族危机、国破家亡而奋起战斗。当年装备落后的冯玉祥军队,就是唱着河南梆子调的岳飞“满江红”,与装备精良的日寇,在中原大地上浴血奋战慷慨捐躯的。中共政权褫夺岳飞等民族英雄的称号,无异抽掉我们民族的脊梁。不但使我们这个民族失去那份瑰丽而稀少的记忆和豪情,也使我们民族今后再面临灾难时失去了正义冲动和献身精神。

四、中共民族政策错乱缘由之剖析

中共政权的创建人、历届最高领导人都是汉人。人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共政权就其民族成份而言是个汉人政权。这样一个政权竟会如此打压汉族的民族精神,损害汉族人民的应有权益,粗看之下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只要稍作深入的剖析,就不难洞悉内里的缘由。

(1)中共的外来性和民族感情之阙如

跟中共缠斗近三十年而终究败北的中国国民党与之截然不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土生的党。中国共产党则是在外国势力指导下成立的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它的大多数创建人、领导人,都参与了推翻满清的封建、民族双重统治。故此,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具有民族精神的政党(当今之台湾国民党则作另论)。

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创建人,都没有参与世纪之初推翻满清王朝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这份荣誉,没有这份记忆,也没有这份感情。如果说我们对此或许可予以谅解的话──因为从年龄上看,他们似乎还赶不上这场波涛(辛亥革命时毛泽东18岁,说来还是应赶得上的。现在许多共产党元老自报其参加“革命”之时都是十五六岁)。──那么对中共系在外国势力指导支持下成立就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导致中共此后行为方式的重要原因。

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民族危亡在即。国民党在民生凋蔽、百废待举之时,既要摆平国内派系争端,又要举兵抗日,真是心力交瘁。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在干什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搞暴动,搞割据,并把它的割据地称之为“苏维埃政权”,还高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近年来,总算某些有骨气的文化人,站出来揭露了历史的真相。共产党抗日的谎言被戳穿,国民党抗日的业绩被肯定。国民革命军三百多万人牺牲战场,共产党从来不敢涉及它的军队有多少捐躯抗日沙场。国民革命军267名少将以上军官为国捐躯。而共产党仅一名左权死于逃避日寇扫荡的路上。共产党的御用文艺人恬不知耻地拍摄“大决战”之类的电影,歌颂共产党击败国民党的“十全武功”。然而他们终究不能拍摄出共产党抗击日寇的大战阵,只能拍摄“地雷战”、“地道战”之类的肥皂剧。如果说共产党没能赶上辛亥革命,我们可因其年龄予以原谅的话;那么,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所为,就只能是令我们齿冷心寒。但是共产党不以为耻,反窃喜自得,并终究按捺不住,溢于言表。1970年,日本社会党党魁佐佐木来访时,对当年的侵华颇表歉疚。不料毛泽东笑言安抚之。并道:“我们应该给你们发个大大的奖章,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

共产党,这个在民族危亡之时,对艰难的抗日战斗作壁上观,并趁机坐大者,自然根本没有抗日情怀的记忆,没有慷慨悲歌的民族感情。共产党不遗余力地打压汉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实在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根据。

(2)汉族民众是共产党最主要的敌人

中共政权的敌人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吗?当然不是,那只是它为了抗拒国际进步社会抨击它而抹黑之的“涂鸦”。中共政权的主要敌人是藏独、疆独之类吗?也不是。藏独之类充其量只能压缩共产党一党专政格局的覆盖面。就算藏独之类真的成功,共产党也能仍在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里施展其权威。

最使共产党寝食不安、心惧脑恨的是人数巨大的汉族人民。几十年来,共产党已与汉族人民结下深仇。从五十年代以来的历次运动,关管杀“阶级敌人”和知识分子,到文化革命把工人农民也推上揪斗台;从六十年代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到九十年代的大“下岗”;从五十年代镇反的大处决到六八年的大屠杀和七零年的集体枪决,再到六四屠城,共产党欠下中国汉族人民太多太多的账乃至血债。共产党时刻向汉族人民投以搜索警惕的目光,时刻防范汉族人民向它索赔索命。毫无疑问,汉族人民是中共政权的头号敌人。如果一旦他大举起事,共产党的权势将不仅仅是萎缩,而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倾覆瓦解。共产党非但不能继续在中南海这昔日的帝苑皇宫里号令天下,而且有可能会流落街头,甚至接受审判。

然而,能使共产党暗中欣慰的是,汉族竟是这样一个缺乏血性的民族。它健忘、它散漫、它怯懦、它自私。如果说毛共时代是以疯狂的屠杀镇压来吓破汉族人的胆,使之俯首贴耳的话;那么,邓江之流则是在继续挥舞大棒的同时,辅以腐蚀汉族人民的心智,使之更加健忘,忘掉共产党作的万般罪孽;使之更加散漫,各人只顾自己;使之更加自私,罔顾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了多攫取利益而互斗不休,而且自私散漫的人又必定是怯懦的。汉族虽有巨量的人口,但由于它是这么一副德性,故只是一个极为虚弱的巨人,气喘心跳、四肢无力,连站都站不稳,谈何向专制主义的高墙出击?

不能让汉族人具有英雄气慨。岳飞虽系以抵抗女真入侵的业绩被尊为民族英雄;但英雄气慨一旦被推崇继承,其锋芒所指未必只限于外族入侵。刚强勇武者犯上作乱司空见惯。何况岳飞就有潜越不轨。他置金牌于不顾并责问圣上。此行若楷模后世,实属堪虑。

中共打民族主义牌是很讲究火候的。它“涂鸦”西方民主国家,目的在于损毁它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像,诱使中国民众憎恶它们,使已经建成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的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示范力、影响力消解在中国人民对它们的偏见和误解之中。而如果中国人民被它煽动起来的偏狭民族情绪超过了它设定的程度,它就要予以控制和压缩。例如对民众要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中国的欺侮,中共政权就要予以拒绝和制止。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是聚集民间力量、激发民间能量的重要途径,是一剂医治汉族虚弱巨人症的有效药方。老谋深算的中共,洞察民众针对“霸权主义”的游行示威,很有可能成为另一类更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的热身运动。谁能担保那持续行动起来的民众,那源源不绝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不会转而针对民怨已深的腐败吏治呢?故此,对汉族这个虚弱的巨人,要尽量使它继续虚弱下去,昏睡下去。共产党政权的寿命系与汉族所患的昏睡症、虚弱症同样长久。

(3)中共政权过份优惠少数民族的缘由

共产党强调其政权合法性、优越性的理论之一,是把被它颠覆的政权说得一无是处。

在汉族内部,它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暗无天日,人民群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共产党除了继续弹这个调子外,还要多一个调子,就是大讲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政权都搞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云云。为显示自己与它们不同,共产党便在时时鞭笞大汉族主义的同时,对少数民族慷慨地给予种种特殊的优惠待遇。

然而,一个凶暴歹徒要装成慈悲善人也是够辛苦的,一不留神就会原形毕露。康区平叛、轰平回村等都暴露了它的狰狞面目。发完狠后,它突然又醒悟到自己是要装善人的,于是对刚被它肆虐者又摆出可恭的笑容,并奉上佳肴鲜果。轰平的村庄、清真寺、佛教庙宇,都不计工本地高规格修复起来。藏族实行全族公费医疗,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以上讲的两个缘由还不是最根本的,它们只可视为中共政权的统治权术。更为根本的则是中共对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强势少数民族实行“招安”。中共对汉族不实行“招安”,对汉族中所有起自民间反对中共专制主义的人们一律严惩不贷。七九民运被镇压了。八九更是血流成河。九十年代的几批组党活动者都判以重刑,甚至几个青年学子成立新青年学会都要关进监狱。中共政权与汉族民众的矛盾没有回旋余地,只有绝对的镇压。

然而,中共政权与少数民族有回旋的余地。少数民族精英分子与中共政权的斗争主要并不表现为政治斗争,而表现为民族斗争。从来没有哪个少数民族的精英分子站出来,领导他们民族的群众向中共政权抗争说:我们反对专制主义。我们要求在我们民族聚居区建立民主体制。几十年来,发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声浪,从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到云南小小回村的伊斯兰共和国,听到的都是要求独立的呼喊。

“独立”么?不行!但有话好商量。中共政权明白,独立只是要脱离它的统治,而不是像汉族中的那些“不稳定因素”要终结它的统治。来吧,我们做个交换吧!你们不搞独立,我给你们优惠和特权。

这特权从宏观来看,是把政府搜括汉族民众的血汗钱,不断地扔进少数民族地区。从微观上来看,是让少数民族平民高汉族平民一等。维族商贩在深圳都可以跨着腰刀招摇过市。你有疑问吗?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维族人带刀上街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不犯法,即使在深圳我们也应给予尊重。这是为了搞好民族团结──一位派出所长如是回答疑问者。云南个旧农贸市场上几个汉族商贩,被强夺摊位的少数民族商贩围殴一顿。告到市场管理部门。反遭一顿训斥:“人家是少数民族,您们懂不懂党的民族政策”?

这类事件时时发生于全国许多地方。少数民族这个词在美国和在中国有着截然相反的涵义。在美国,少数民族(常称为少数族裔)是个暗淡的名词。它意味着会被主体族裔(白人)歧视,意味着可能遭受警察的苛待和无端的拦车检查。在中国它是个闪光的名词:意味着享有较高的民族地位,受到优待和豁免,意味着主体民族(汉族)平民对他的畏惧,意味着警察对他的袒护。从政权结构来看,是少数民族的精英分子,可以通过提出独立诉求再予以放弃,便可得到共产党的接纳栽培,委以职位,或保送到高校“镀金”,然后回去委以官职。西藏区区两百多万藏民,竟有六万藏干,可见共产党的招安措施确实到了何等不惜工本的地步。


1989年,拉萨街头的戒严部队

五、未来民主政权民族政策之刍议

(1)中共政权与民主政权谁更有能力处置好民族问题?

即使是已高度文明的当代,无数事实也证明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建立和睦的民族关系是多么的不容易。鉴此,有人认为,无论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了多少武力或扔入了多少资金,也无论共产党怎样作贱汉族民众和抬高少数民族的地位,都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保住了国土,中国没有分裂,你们民运分子不当家不知米贵。如果按你们那一套,搞言论自由,什么鼓吹民族独立的言论都可以宣扬。搞民主选举,主张民族独立的少数民族精英分子,都被选为他们那里的行政长官,这样搞法国家不分裂才怪哩!

其实,这类论调并不新鲜。即使是在汉族地区,有人亦说,没有共产党马上天下大乱。别看共产党干部贪污腐败,如果没有共产党来镇住,社会秩序立即崩溃,国家立即完蛋。于是乎,结论是共产党功不可没,共产党政权应予长存。

有这样一个事实提请持上述观点的人士留意。北京八九民运时期,整整一个五月间,北京的政权机关近于瘫痪。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撒手不管。而恰恰就是在这段期间,北京治安良好。连小偷扒手都“罢”偷“罢”扒。

看来,共产党的吓人战术也是有发展的。从前是谁敢说共产党不行,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要予以严惩。吓得人不敢说话。现在是谁说共产党不行,谁就是想要中国完蛋。没有共产党,哪个治理得了中国?要想过日子就趁早闭嘴吧。当然,这个发展亦说明共产党还是在变化的。起码从以前镇压型恐吓发展成现在欺骗型恐吓。

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是否真非共产党莫属?已有的事实是,共产党作的根本不成功。它已把西藏问题胡弄成了国际问题,还不及当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而且现在中国没有分裂,并不见得按照中共那一套搞下去以后不会分裂。

不错,民主制度的体现之一就是言论自由,截然区别于中共专制政权的言论钳制。但是,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地胡说八道。在西方民主国家法律规定不得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不得无事实根据或捏造事实诬蔑他人,否则都可入罪予以处罚。言论自由是指:人们可以有根据地陈述事件或批评他人;可以阐述自己各种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可以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感想看法。毫无疑问,在民主制度下,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人们有诉求独立的言论权。他可以阐述本民族独立的理由和好处。但是有一条,他不可以号召使用暴力。因为诉求独立是一种政治主张,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而号召使用暴力则不属政治主张,超出了这个范围。在言论的范围内,其他人可以与之针锋相对地阐述独立的不好处和法理上的欠缺。而当你号召使用暴力时,就关闭了讨论的窗口,那么下一步将是依法对你进行处置了。

民主制度的另一个主要体现是民主选举。在这种架构下主张独立的少数民族精英是有可能选上去。此后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以此捞取选票,上台之后并不真去实践。二是确实把他的独立主张付诸现实。这又有两种作法。一是与中央政府谈判个没完,二是伺机使用武力,就象俄罗斯的车臣那样。不能因噎废食。不能有车臣之类的变故就拒绝民主而选择专制。

就中国而言,在处置民族问题时,民主政权起码有以下三个方面,优于中共专制政权。

第一,当今世界民主是主流。经济文化发达的欧美民主国家主导着世界。中共政权尽管意识形态业已淡化,不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但其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终与西方国家龃龉。更兼六四大屠杀人们记忆犹新,还有镇压法轮功、重判组党活动等一系列专制暴行接踵而来,使西方国家朝野均对中共政权充满疑惧反感,甚至有时会对中共政权作过份抨击,或在国际交往中给以颜色。这使中共政权恼怒得大骂霸权主义之余,在处置民族事务时不得不有所保留。

民主政权则不然。它在政治观念上与西方国家没有冲突。西方国家会以较平实的心情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事务。民主政权也不必考虑因对民族问题的处置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导致本政权的失衡瓦解,从而能无包袱地去依本国的法律法规照章行事。

第二,无论是民选出来的汉人中央政权首脑和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首脑,一般来说思想素质都会较高,都会以较理性务实的方式处置民族问题。较能以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不会贸然采用极端方式。

第三,在确实需要采取断然措施时,民选的行政长官不会有太多的犹豫以至误事。

中共专制政权以确保其政权的延续为第一要务。对的事情因不符合这一要务则不做,不对的事情而符合这一要务则做之。民主政权当非如此。获选而上,落选或届满而去,一切都照章而行,没有什么特殊的考量,更不需要顾虑下台后会遭到清算,故其在位之时能有效率地处置民族问题。

(2)民主政权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

政策体现于一系列法令、法规、措施。而政策的基础之一是理论构建。民主政权在拟定处置民族问题的举措之前,有必要先在思想观点上进行理顺。现作以下归纳谨供参考。

之一,民族和睦的基础是民族平等。没有平等,当生嫌隙、歧视和嫉恨,谈何和睦?关于这一点,前面已一再谈到,不再赘述。

之二,中国当今的疆域不必从历史上找根据。它早已形成确定,超过国际法所规定的起码所需时间,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中共画蛇添足,总是说什么什么地方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结果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论证之中,到头来时有难以自圆其说之窘。

之三,联合国有关决议中的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条款系指原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地而言,一个多民族的主权国家不在此例。当然,这样的国家也可以实行民族独立,但与前者分属两种不同的性质。它不应,也不会是通过剧烈的斗争得到,而应是经过心平气和的磋商得来。其关键是国内有关民族之间达成共识和谅解。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故此,这种民族独立不应是某一方强加于全局,更不能诉诸暴力。

之四,善于区别民族融合与强迫民族同化。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民族构成较单一的国家产生民族纠纷的机率总低于较复杂的国家。中国是个民族构成甚多的国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使民族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小,而不是使之愈来愈大。但在此过程中不能强迫,而应出于自愿,出于社会的自然机制。每个民族的文化风俗传统均可在自愿的前提下保留,也可在自愿的前提下扬弃。政权机构不应干涉。

之五,在充份的民主制度下,无所谓民族自治。中国公民依中共政权划分成了56个民族。中国疆域内既有相对的民族集居区,亦有更多的杂居区。民族自治在集居区尚可解释,在杂居区就很费周章。例如广西四千多万人口中,汉族两千多万,扩大化成的壮族一千多万,还有几百万其他民族,怎么广西就成了壮族自治区?把汉族和其他民族摆在什么地位?又如内蒙人口中蒙古族只占百分之二十,怎么就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如果把壮族集居区划成自治区,那么杂居区怎么办?是否一直要化分成自治村。而同村之中又有不同民族怎么办?这样搞法是否最终要导致民族“净化”?

民族自治区域的划分,使人们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在以某个民族为命名的自治区内,该民族为主,他民族为客。这样容易产生民族隔阂歧见。更为不妥的是,自治表示它有超越普通地方政权的权力;而这往往会被有独立分裂倾向的狭隘民族主义者,用作与中央政府较劲的平台和实行独立的基础。达赖喇嘛的弟弟丹曾曲嘉就曾对采访他的法国记者说:“我们先求自治,再把中国人赶走.....就象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起步”。

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关键在于建立民主政治,而不在于民族自治。多民族的国家可以是民主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可以是专制的。这已经为当今世界的政治版图所证实。

之六,摒弃大一统导致专制,小而分散有利于民主的片面观点。许多人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而秦汉大一统后专制盛行为此观点的论据。可是只要看看幅员辽阔而统一的美国是何等民主,而分散成二十二个中小国家的阿拉伯世界是何等专制,就可知这一观点的牵强附会。

(3)未来民主政权民族政策之刍议

A、任何一个中国公民在没作特别申请的前提下,一律以其血统中的多数成份来划分其民族归属。但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申请改划自己的民族归属,而不必为其血统所限制。

B、民主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系体现于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具体作法应是增加对那里的资金、技术的投放,以提高该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就业比率,从而整体性地改善少数民族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民主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不体现于对个人的优待,故所有针对个人的优待(如高考加分,招生招聘保留名额)应予以取消或加以控制。

C、民主政府尤其应强调各民族司法平等。坚决杜绝任何司法不平等的作法和现象。

D、以汉语普通话为中国的正式语言。所有政府公务员都必须能以普通话发言和书写。即,达不到此标准者一律不被录用为政府公务员。

E、少数民族地区经民选上来的地方行政官员,可以不会普通话,但必须配备能以普通话发言和书写的秘书人员。

F、民族杂居区的所有政府机关文件,均使用汉文和适合该地区的一种或数种少数民族文字。

G、所有公立学校一律以普通话施教。不能胜任此项者一律不被聘用。

H、所有私立学校皆可使用其所愿意使用的语言教学。

I、所有公立广播电台、电视台均须使用普通话。

J、所有经政府批准的私立广播电台、电视台均可使用其愿意使用的语言。

K、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其所愿意使用的语言出版书籍和刊物。

L、无论国营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在招收员工时,均不得因应召者的民族身份予以拒绝。

M、任何人不得以民族歧视的语言对待他人。民主政府定出明确法规处罚违反者!若违反者系政府公务员则须加重处罚。

N、所有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均得到充份的尊重和保护。

O、不设置民族区域自治。全国行政区域级别均作同样划分:省、专区(市)、县、乡(镇)。任何行政区内的所有居民,均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不因其民族的不同而有任何的差别。

P、西藏地区考虑到它的特殊性,可设置西藏特别行政区。它与一般行政区的区别,仅在于宗教领袖可以介入世俗行政事务,或宗教领袖可充当行政官员。但西藏特别行政区当局,须订出改革政教合一制度的时间表。

Q、任何人不得以暴力诉求民族区域独立。否则中央政府将坚决予以敉平。

人口庞大的汉族应医治好昏睡症、虚弱症,坚强地站立起来,团结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一道,举起右手推倒中共专制主义的高墙,举起左手阻止任何分裂国土的企图。建立一个所有民族和睦相处、共和共荣的民主中国。

《黄花岗》2003 年第3 期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