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并不知道，当你因为感到抑郁，走进精神科医院寻求帮助时，坐在你对面的医生，很可能自己也是一位病人。
也许你并不知道，在中国，作为抑郁症患者最重要的“拯救者”，这个医生群体加在一起只有2.04万人。
也许你并不知道，这个医生群体因工作压力、收入等问题，几乎在医卫领域里处境最艰难。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长期服用抗抑郁类药物。
一位就职于北京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医生向新浪透露，在他们这个200人的医院里，需要服药的医护人员就有几十个。
潜伏在人群中的患者
“我们和心理医生不是一回事。”在北京一家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里，28岁的马媛（化名）一听到“心理医生”这个词，就有些着急。
白净的脸庞加上一头清爽的短发，让她在这所陈旧的走廊里格外醒目。作为一名刚入行不久的精神科医生，她时常需要强调自己是2.04万人中的一员。
这的确很有必要。在中国，目前从事心理治疗的就业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正规医学院毕业的精神科医师，另一类则是通过各种培训和考试，获得心理咨询师认证的社会人士。
虽然同样以拯救抑郁症患者为己任，但几乎没有一位科班出身的医生，愿意与后者混为一谈。
事实上，因为门槛过低，大多数获得心理咨询师认证的从业者，并不具备最基本的诊断能力。不少人甚至一度将心理咨询视为“动动嘴皮子”、“靠嘴混饭吃”的职业。更有人向媒体透露，只要培训12天，便可以拿到初级资格认证。
这让马媛十分痛苦。“我们是学了将近20年，才有资格和能力去做诊断治疗的，但现在社会上对我们却往往缺少尊重。”
在她看来，正是这些半路出家的心理从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神科医生的口碑，更让不少抑郁症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在国外，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
最初的症状往往是失眠：“感觉有一个士兵把守在睡眠的城门口，当睡意来临，就用长矛捅向心脏，把睡意惊走”；然后是身体的不适，头痛、头晕、注意力无法集中，没有食欲，思维迟缓，做任何事情都犹豫不决。明显觉得自己变傻了；到最后，“世界变得黑暗扭曲，再努力也感受不到任何美好，想什么都想到死……”这是一位抑郁症女孩跳楼自杀前留下的遗言，冷静、清晰、痛楚。
在今年5月9日的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3000万人，仅有10%的人接受过正规治疗。如果按照6.1%的抑郁症患病率来计算，有抑郁倾向的总人数可能会超过9000万。
数据不容乐观。在2010年版的《精神病学》中曾提到，抑郁症的自杀风险是19%。也就是说，每5个抑郁症患者中，便有1个人尝试自杀。
难以获得尊重的医师
马媛是在2010年决定成为一名精神科医师的。
她记得当时的统计结果是：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其中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患有抑郁症。
5年临床本科毕业后，马媛相继体验了皮肤科、内科等科室，最终她报考了北京某精神病专科医学院的临床型研究生，并以360分的总分，获得了复试机会。在所有考生中，这个成绩排第二。
与工作后每天接触抑郁症患者相比，考研的经历，是马媛在过去4年里难得的美好回忆之一。
复试并不轻松。进行了15分钟的英语听力测试后，她要一口气答完UK测试、职业倾向测试、心理测试三分试卷。
“UK就是按照口令，最快速度做一些10以内的加法，通过计算，来测试你的心理是否健康。职业倾向测试类似网上的智商测试，找数列和图形的规律，心理测试就是回答一些问题，例如：‘你最近睡眠好不好？’”
马媛仍然记得，有一道题目是：“你觉得你最近的性能力跟以前一样好吗？”
那一年，这家医学院的录取率为10%。
尽管机会来之不易，马媛却很难将自己的工作与精英文化挂钩。在病房学习了两年后，按照惯例她今年被安排进了开药门诊。
在这家医院，这是级别最低的门诊。和其他精神科门诊不同，开药门诊通常并不需要与抑郁或精神分裂症患者详细交谈，医生只需要根据病历，为患者开出最适合的药物。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这极大地降低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几率。但即便如此，马媛还是经常要忍受患者的咆哮。
“可能是我的命比较烂吧。”马媛还记得不久前的一次经历。那是个中年男人，当马媛礼貌的和他打招呼时，对方并没有任何回应，只是拿出病例，不停地催促她赶紧开药。
通过病历，马媛发现这是一位抑郁症患者。
这在精神科并不罕见。随着抑郁症患病率的上升，目前抑郁症患者在精神科门诊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10%上升至50%左右。特别是那些学历高、地位高的社会精英，成为了抑郁症高发群体。
有专家曾分析过原因，机关里的领导、企业中的老板、高职技术人员等人群，有做事认真、敏感多思、工作紧张的特点，遇到负面情绪时，为了“面子”、“尊严”乃至“进步”，强扛着压力，尽管内心痛苦压抑，外表却若无其事，甚至面带微笑，不愿向人倾诉。可是“微笑”过后，涌上心头的是更深的寂寞和孤独。“人前坚毅，人后沮丧”的恶性循环日久，一些人便患上抑郁症。
马媛并没有听从患者的要求。虽然只是一位开药医生，但她知道在抑郁症目前在中国的误诊率很高，识别率不到30%。
病历上的日期表明，据他上一次来做诊断，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年。通过观察，马媛认为他的病情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他这次不是抑郁，是狂躁。”
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如果我给他抗抑郁药物，很可能会加重他的狂躁。”一番考虑后，马媛拒绝了患者的要求，在简单介绍了抑郁与狂躁的区别后，她建议患者去隔壁的普通诊室，重新做一次诊断。
对方的情绪瞬间失控。“你为什么不给我开！”他一把拉开了身下的椅子，直起身子冲马媛大吼。
“社会上对我们这个学科误解太深了。他把医院当做药房了。”马媛的眼眶有些红了。因为精神科目前没有明确的客观诊断标准，所以在大多数抑郁症患者眼中，精神科大夫很难得到像外科或内科大夫一样的尊重。“现在还是以面对面交流的精神检查为主，不像其他科室做CT或者拍个片子，就能很清楚地把病情和你讲清楚。”
马媛也想过放弃，特别是当听说一个又一个精神科医生倒在患者的拳头下时。她的男朋友，同样曾在这家医院就职的一名精神科医生，已经脱下白大褂，去了一家医学网站成为了一名编辑。
但马媛决定对自己要狠一些，她希望能通过深造，尽可能地改变现状。2012年，她开始攻读精神科的博士生。这也几乎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而对于“金眼科、银外科”的说法，她早已看开，“精神科还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选择错误的地方，也许是我高考时就不该学医。”
“极度紧缺的诊疗资源”
如果坚持下去，马媛的未来并不难想象。
作为一名精神科的主任医师，李小萌（化名）觉得小师妹会成为另外一个自己，行走在这条“也许会慢慢变宽”的路上。
上午8点到12点，诊室的门一打开，李小萌便很难停下来，连上趟厕所也要跑去跑回。在4个小时里，她通常要接待15—20个患者。赶上全天门诊，这个数字还要翻番。而即便是再小的诊断，李小萌也要花上10分钟来了解病情。
但回报并算不上丰厚。李小萌的普通号收费5元，最贵的首诊号是20元，“这是80年代的收费标准，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改变。现在就算剪个头发也要20块钱啊！”
按照每个号20%的提成，一天下来，她的收入比理发师高不了多少。
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的院长杨甫德表示，目前精神科医师的收入甚至不到其他医生的一半。“具体数据公开发表的很少，但我们私下交流，大概只是同级综合医院医生收入的1/3—1/2之间。”
不能与大型设备挂靠收费，被认为是精神科医生收入过低的原因之一。
与动辄上千元的核磁检查相比，目前与精神科有关的检测，只有眼动检测、心电图、麻醉分析、检查问卷等少数几项，其中最便宜的4元，最高的不过60元。
难以分到高新设备的红利，也让大部分城市不愿在精神科医院上有所投入，与综合医院相比，地区差异更加明显。
2010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精神科开放床位总数是22.8万张，人均床位密度是1.55张/万人，远低于4.36张/万人的世界平均水平。总体不足还伴随着严重的地区发展失衡，在河南、宁夏、河北、甘肃、青海5省份，平均每万人拥有不到1张床位。此外，中国2/3的县没有精神科医生，不能提供精神医疗服务。
宗师的疲惫
即便是站在精神科领域的最高处，幸福感也难提升。
作为中国屈指可数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张适（化名）不仅要感受忙碌与收入与的巨大落差，更要承受工作给心灵带来的创伤。
在马媛和李小萌眼中，张适是中国卫生界堪称宗师级的人物。他的特需号也一直是票贩子手中的香饽饽，开价都在上千元。
但如果不经人介绍，你很难把眼前的这位中年人与成功人士联系起来。
作为一名行医29年的精神科博士，张适直到今天也没能拥有私家车。位于北五环外的一套经济适用房，是他在北京仅有的房产。
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张适都有特需门诊。通常情况，他只接待4个病人，平均每人1小时，每个号为300元，再加上60元的心理治疗费。这在北京的三甲精神科医院里，已经是最高的收费标准。
和其他医生不同，张适主攻的是心理治疗方向，主要通过与患者的交流，来治愈对方的心理疾病。“稍微专业一点的说法就是，心灵和心灵之间的对接。”
“简单地说，就是感受着病人的感受，在最痛苦的地方，跟着他一起痛苦，同时一起拿着手电筒向里面照去，在他生活的黑暗中，去寻找希望。”
张适说，想要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就必须虚拟进入到患者的生活角色里去。“如果你能进去的话，你的心灵和对方的心灵才能是共振、同步的，也就是同调，就像我们说的情调，心灵要有一个情调，高兴着他的高兴。”
当然，患者能与张适分享的快乐并不多。“对于一个向你寻求帮助的人来讲，同调共振着的时候，他往往传来的都是焦虑、抑郁、愤怒，所以这时我们不仅要感受他的痛苦，还要去容纳他的情绪，就像倒垃圾一样，让他扔下一些东西。”
对张适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有点麻烦的是，在心灵对接时，如果你自己的心灵有一个解不开的痛苦，而这又恰好也是对方心灵的痛苦时，当他把这个敏感点，向你传来时，就会一下子把你击中，甚至会将你撞击到麻木、瘫痪、痛苦、失去工作能力。”
为了避免这样的意外发生，张适需要尽可能让自己的心灵保持洁净。但在医院里，允许他休息的机会并不多。
因为不能从药物和床位为医院盈利，像张适这样的专业心理咨询几乎不能给医院带来收入，“每个月的挂号诊疗费加起来，和我的工资差不了多少。”
“像我们医院，上级拨款仅占总收入的5%—10%，剩下的90%都需要医院自己想办法。如果像我这样不挣钱的医生多一些，医院就要关门了。”张适笑言道。
为了给医院创收，张适除了特需门诊外，还要经常坐进其他的门诊。就在采访的当天，他还在下午看了10个病人，每个号14块钱。
“其实到最后，我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还是要硬撑着对自己说：‘还有一个病人没看完，再跟他多说几句话。’”
为了缓解压力，张适在每天吃过晚饭后必须睡上一个小时。“再睁开眼的时候，就会离那个工作的记忆场景远一些，心理上也会远一些。”
但也仅仅是远了一点儿。在国外，每个医生做心理治疗会谈的时间有着严格的限制。“每个星期，不会超过16人次，每次不超过1个小时。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就是再健康的心灵，也会扛不住这些负面的情绪。”
张适显然已经越过了“安全线”，事实上，就在采访的当天，他的脑海里还总会浮现出几天前的一个病例。
那是一对母子，儿子今年28岁，研究生毕业。不久前他告诉母亲，自己是个同性恋，并且已经出柜。
“妈妈是位单身母亲，好不容易的一个人把孩子才带大，所以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说：‘你就是观世音菩萨，求求你一定要治好我的孩子！’”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在取得同意后，张点了一支白沙烟，又重复了一遍母亲的话。
这是一包4.5元的白沙烟，几乎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一种。
张适没有注意到向他投来的惊诧。也许他正在尝试着忘掉母亲的哭声，也许他很想知道这位救苦救难的神仙，在普度众生后，是否也会感到抑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