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台上左一）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发表讲话
准备北伐
黄埔建立以后，国民政府自己的军队很快出现。很多对北洋政府和中国现状不满的热血青年加入军校，第一批就录取了470人。这支部队很快就显示了自己的威力。
1924年广州商团领袖陈廉伯见国民政府建立军校，开始全面控制广东省，威胁到商团的利益。4月陈廉伯依靠1.3万商团武装（商团是广州商业协会的武装，在辛亥革命时候曾经支持革命，但是逐步沦落为大商人的私人武装），开始准备推翻广州国民政府。此时跟广州一海之隔的香港英国政府，畏惧中国革命的发展，秘密出钱出枪支持商团。
8月，商团从英国购买用于武装叛乱的一批军火，被国民政府军舰查获扣押，商团随即公然发动叛乱。
广州政府出动包括800多黄埔军校生在内的部队，仅仅一天就全歼广州数千商团武装，陈廉伯逃往香港，从而粉碎了列强的阴谋，平定了广州市内部分裂。
1925年，陈炯明在英国的支持下，指挥数万部队向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大举进攻。国民政府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发动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其核心军事力量仍然是黄埔军校生。最终经过激战，陈炯明3万主力部队被全歼。这个曾经炮击孙中山总统府，不可一世的军阀，率领残部逃走。
当年，同陈炯明勾结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一向盘踞广东一部，把持地方财政，不服从广州政府调遣。他们目睹陈炯明兵败，深感唇亡齿寒的道理，随即利用东征军打击陈炯明尚未回师的机会，在广州发动叛乱。黄埔生再次显威，他们以少量兵力击溃叛军，还击毙叛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叛军被全歼。
由此，广东境内只剩下陈炯明盘踞惠州的残部，和军阀邓本殷盘踞粤南，这两个比较大的威胁了。
平定广州叛乱以后，10月，东征军第二次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双方发生激战。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城市有南方第一险之称。陈炯明在此据险驻扎重兵，有坚固城防工事，陈部拼命死守。但黄埔生的革命热情不是陈部那些士兵可以比拟的，双方恶战数日，黄埔生以较大的伤亡，最终攻克惠州要塞，将陈炯明残部彻底消灭。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北洋政府任命盘踞广州南部和广西北部，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为上将。邓本殷随即出动3万部队攻打广州。此时广州大部分兵力已经参与东征，剩下的少数部队担任狙击任务，邓本殷部兵力虽多，不是黄埔生的对手，连续大败。
稍后，国军击败陈炯明后回师南征，邓部大败，退守海南岛，吴佩孚派出海军支持殷。最终1926年1月，黄埔生攻陷邓本殷老巢海南岛，邓本殷残部投降。邓本人率领几个亲信逃亡香港。
由此广州全境彻底扫平，成为北伐稳定的大后方，北伐也很快被提上日程。
随着黄埔军校的发展，学生中出现两个派系，也就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中共在军队里面的势力逐步增大。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共产党员占据了国民党实权机构中央党部1个处和8个部里面几乎全部的领导岗位。其中最关键的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和外事部，全部为共产党员，即秘书处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组织部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外事部部长彭泽民，秘书许苏魂。其余青年部、工人部、商业部、妇女部4个部的部长为国民党人，但事实上工人部部长胡汉民被送去苏联，工作由秘书冯菊坡主持；其他3部的日常工作亦由共产党员的秘书负责，他们分别是黄日葵、黄乐裕和邓颖超。
如此之强盛的势头，完全是喧宾夺主的意思，连共产国际也会表示担心：目前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在北平去世，之后蒋介石开始掌管国民党的军事大权，中山先生生前的副手廖仲恺，汪精卫则控制政治大权。
蒋一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完成军队的建立，一方面也不愿意中共继续发展壮大，更不满意苏联顾问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
此时，国民党反共的右派和亲共的左派斗争已经非常激烈，双方逐步演化为流血斗争。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核心人物，也是最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的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廖身中四枪身亡，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暗杀行动。目前认为刺杀的幕后人物就是国民党右派领袖之一胡汉民。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这个事件现在有多种说法，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以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试图绑架他去苏联为由，出动军队包围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押了周恩来等共产党员。
此时中共羽翼未丰，不愿意跟国民党翻脸，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袖陈独秀被迫退让。
中山舰事件之后的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当时亲共，被指为中山舰事变幕后黑手的汪精卫也被迫宣布下野出国，国民党亲共的左派势力被严重打击。
但是中共在地方势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省一级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国民党组织中，共产党人仍占据着多数领导地位。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还是在共产党人的主导之下。不少地方在国民党内负责的共产党员，甚至为了抵制蒋介石，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不与国民党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不经过国民党的组织手续直接按照中共的策略方针行事。即使是中共中央，也习惯成自然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径行要求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如何如何，并具体指示行动的要点。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并且誓师北伐，黄埔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是作战的中坚力量。此时北伐军人数少的可怜，加上之后加入的部队，如湖南唐生智，程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所部仅有8个军，约9万多人。
北洋军阀政府各派系部队虽然总兵力高达150万之众，装备精良，又是地头蛇，但根本不是国民革命军的对手。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当时军阀部队当兵的，跟所谓的雇佣兵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私人军队。
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参军打仗本来是农民子弟的求生之道，当兵的大部分人只是为了吃饱肚子，少部分是当做出人头地的一条道路，想通过当官发点战争财而已。当时参加湘军的彭德怀回忆他参军的理由就是一句话：能吃饱肚子还能有军饷养家。
所以，这些士兵对军阀没有什么忠诚，他们很多人在好几个军阀部队先后服役过。而换主子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更多的军饷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也不愿意为了所谓的张大帅，吴大帅真正的拼掉自己的性命。
参与北伐的黄埔生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明白北伐为什么一定要成功，也知道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他们勇于牺牲，不在乎个人的得失，也就是岳飞说的武人不怕死。
这样一来，胜负就很明显了。
北伐初期的大胜和波折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同秀才将军吴佩孚直系军队激战。吴佩孚部训练和装备都不错，但军队士气低落。北伐军势如破竹占领湖南，经过40天激烈的围城战，最终于10月攻克城墙高大的湖北省会武昌。吴佩孚30万主力大部覆灭，自己也差点被北伐军俘虏。他侥幸乘火车逃脱以后，率领残部逃往河南。
11月，北伐军进攻江西，此处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孙传芳的老巢。北伐军经过激战，在九江，南昌大败新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孙20万部队中的精锐主力部队被击溃，投降的就有5万人之多。但北伐军也遭受了1.5万人伤亡的损失，其中江西省会南昌的作战中，北伐军两次占领该城，又两次被孙部反攻击退，北伐军第三次进攻才真正将该城夺下。
之后连续攻取福建，浙江两省。福建省北伐军的兵力还不到敌人的五分之一，但福建省军阀将领周荫人所部不是北伐军的对手，在激战中接连溃败，纷纷倒戈投降。
次年3月直逼南京，上海，开始攻打孙传芳的老巢。
与此同时，贵州军阀畏惧北伐军的压力，宣布归顺中央。由此，北伐军在短短六个月内，控制了七个重要省份，管理了中国近2亿人口，算是辉煌的胜利。
但是北伐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中共作为北伐的参与者，随北伐军前进，一路上进行的规模庞大工农运动，其势头之猛烈，是国民政府始料不及的。
早在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江西的时候，11月2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对中共土地革命不彻底就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中共采取更激烈的革命行动。具体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
中共代表谭平山也表示北伐是农民革命的契机，会后便采取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上的双重支持策略，换句话说，就是在北伐的同时，开始共产主义的革命。这和之前苏联承诺中山先生，绝对不在中国搞共产主义革命，是完全相反的。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委员八十名中，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的亲共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及其秘书，共产党员占一半以上。而基层共产党员和亲共的国民党分子更多。此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认为，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全权把持。
相应的革命也汹涌而来。
同时北伐期间，国民政府根据苏联的要求，增设劳工部，农政部以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平山担任部长，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军委秘书长。另组成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共产党员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组织所谓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形成自己的军事力量。
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参加人数高达20多万。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罢工，把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资本家张皇失措，一部分外逃，一部分歇业，很快大城市就出现“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局面，工人运动所到之处，商店关门，工厂倒闭，经济一片萧条。到1927年1月中旬，物价较武汉占领之日，平均上涨约七成。
除了到处发生工潮以外，湖北省总工会还模仿香港海员大罢工时的经验，组织起拥有3000人规模的武装工人纠察队，每日持械巡街，逮捕工贼，维持秩序。工人纠察队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动辄以武力制裁敢于反抗的厂主、店主，没收工厂店铺等。
与此同时，3月斯大林也派印度国籍的共产党员罗易到武汉协助苏联顾问，拉脱维亚人鲍罗廷组织农工阶层展开土地革命，中共跟随国军北伐，一路上蓬勃组织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并且将其武装。1926年底，仅仅湖南已有70多个县建立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50余万人。另一种说法，在1927年初，湖南湖北91个县农会发动的农民高达150万人。
由此，农民革命武装所谓的赤卫队开始产生，成为忠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开始土地改革运动。
此时，由于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出现一定数量的地主和乡绅被杀事件。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已处决著名地主士绅数十名，不知名者更多。如长沙工商界领袖之一的金裕华，文人李佑文，叶德辉都被共党公审后予就地枪决。甚至著名的共产党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会处死。该农会根本不顾李立三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
除了著名人物被处死以外，北伐军中数量众多的湘军的很多亲友家人也深受土改之害，仅常德一地，土豪劣绅被枪决者就达18人，被游斗者134人，被关押者7人，被罚款罚粮者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占到当地地主总数的82%。
加上农民运动逐步走向激化，大部分北伐军士兵寄回家里的军饷，也被农会以军阀收入收缴。
当时经历者回忆：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军饷等过度行为。
当时北伐军中颇多湖南籍，诸如北伐八个军中的第二军，基本全部是湖南籍士兵。由此相当一部分官兵群情激奋。他们多是有家的人，许多军官的土地财产乃至家属受到侵犯不算，不少地方竟然连士兵们寄回家的那点儿养家糊口的钱都要截扣没收。官兵深感无法忍受，要和共产党算账。
这种情况，连主张激烈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人也深感沮丧。毛泽东这时就明确承认，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根本在于湖南不少地方的农民协会是在哥老会（民间一种黑社会组织，也称作红帮或者袍哥会）的把握下，完全不听指挥，不仅侵犯军人家属，截扣士兵寄回家的钱，而且连自耕农的土地也要平分。其实这只是毛泽东的说辞，根本原因在于这是农民土地运动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苏联和中共也在活动。苏联顾问鲍罗廷感觉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处处与其作对。
所以，鲍罗廷授意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以“干预政治、无视党权、右倾”为由，对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提出批评。在蒋介石不买账的时候，3月10日他们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通过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发布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然免除蒋中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
蒋随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由此，国共矛盾开始激化，双方开始撕破脸面。
3月18日，由于何应钦率领的北伐军占领了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导致防守上海的鲁军退路被切断。同时北伐军白崇禧的2万大军逼近上海，鲁军上海守军一片混乱。其驻守上海的一支海军部队，已经在其指挥官树庄海军司令的率领下全部投降。鲁军上海指挥官毕庶澄见势不好，跟国民党北伐军总参议钮永建接洽进行投降的谈判。谈判未果，毕庶澄惊慌失措的扔下部队，自己坐日本货船逃往鲁系大本营青岛。指挥官逃走以后，鲁军全线崩溃，大约5000多人扔掉武器，脱掉军服，蜂拥聚集在上海闸北区的火车站，试图撤往南京。上海市内已经没有军队做有组织的抵抗。
3月20日晚，白崇禧李宗仁的北伐军进入龙华，完成对上海的包围。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国民党北伐军总参议钮永建，化名武豪的周恩来和工运领袖顾顺章等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行动。在和鲁军少量残部交火中，工人武装以数百人的伤亡下，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他们建立起一支全副武装的2700人工人武装纠察队，准备宣布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但实际上鲁军基本已经崩溃，工人没有遭遇大规模作战。一时工人运动高涨，数十万工人上街游行庆祝，完全一副苏联十月革命的势头。
3月22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得知南京已经被攻陷以后，残余鲁系军队全部向北伐军投降。
此时白崇禧和李宗仁都觉得，共产党在上海搞得天翻地覆，工会气焰冲天，有数千工人武装和数十万支持者，根本不把国民政府和北伐军放在眼里，是明显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表现。现在工会拥有自己的工人武装，又有大量支持者和苏联的军事援助，不加控制很快就会发展为燎原之势。
加上在农村搞土改，妄图一夜之间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土地制度，必然造成社会一片混乱。
在北伐军事作战期间，己方攻占的地盘还没来得及消化，残敌张作霖，吴佩孚之流仍然保有70，80万部队，此时北伐军后方就这样闹得天翻地覆，被中共完全控制，还建立自己武装，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李宗仁作为国民党大佬之一，建议立即采用武力镇压，并且亲自会晤蒋介石，说明自己的意图。这番言论正中蒋的下怀。其他国民党右派大佬诸如唐生智等人也纷纷发表类似的意见。
此时，又有新的事件发生。
1月，北伐军迫使英军从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撤出，从而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第一次实现收回主权的行动，军心民心大振，但是英美的列强深为恐惧。
3月24日，北伐军顺利占领南京，鲁系军阀张宗昌部败退过长江。在中央军入城以后，突然出现冲击外国人居住地的抢劫破坏等大规模排外现象，英国驻南京领事Herbert A.Giles和日本领事森冈正平都被枪击，在南京的外国人有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这个事件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张宗昌残部在撤退时候进行了抢劫。更多人认为由于北伐军中一部分士兵仇恨列强，所以发动民众进行的一定规模的冲击外国人事件，期间有很多当地流氓地痞借机进行了抢劫和枪击活动。
但实际上，确实造成了南京外国人的极大不安，他们或是躲藏，或是逃往长江上的各国军舰要求保护。
于是当日下午，英美共3艘军舰肆意开炮轰击南京城，造成数百到数千无辜南京市民死伤，这就是著名的南京惨案。
北伐军并不示弱，他们随即开炮还击，击伤了一艘英国军舰，造成一名英国水手死亡。
南京事件成为列强同北伐军的严重政治事件，加上对汉口九江事件的严重不满，他们纷纷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制订了制裁北伐军的经济和军事计划。
蒋介石在列强的压力下，下令审判处罚了数十名相关的士兵。
稍后，蒋介石和南京第六军军长程潜经过审判士兵认为，此次抢劫是攻陷南京的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中的共产党员策动的（这两个军共产党员很多，两军政治部主任分别为共产党员李富春和林伯渠），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幕后指挥，目的是利用排外事件壮大中共的影响，挑拨北伐军和列强的敌对情绪。
3月25日，上海的白崇禧下令：工人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周恩来等人表示拒不执行，在3月29日请示苏联，准备武装对抗北伐军。苏联则从自身角度出发表示暂时不应该武装对抗，还要工人纠察队暂时藏起武器，周恩来等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陈独秀作为当时中共的领袖传达了苏联的命令，结果成为替罪羊，之后被撤销全部职务。
3月26日，驻扎在南京的北伐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创党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从武汉前往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断然拒绝。
3月30日，在浙江省会杭州，反共的黄埔同学会和联合工会同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发生流血冲突，工人纠察队的总工会大楼被冲砸。工人纠察队随即组织工人游行，游行队伍遭遇北伐军士兵的开枪射击，死伤数人。
3月31日，四川重镇重庆的中共党员组织工人进行声讨南京惨案的运动，目的是攻击列强和蒋介石。当时的四川王刘湘派兵包围集会地点，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反抗，结果遭遇镇压。工人纠察队不是正规军的对手，全部被击溃，死亡400人左右，中共控制的农会和总工会都被刘湘捣毁。由此，四川各地开始了逮捕共产党员的行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