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纯真的呼唤》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一个初夏的上午，张雪玲（音）拖着六岁的儿子，艰难地走向中国政府的信访办。记忆，犹如那热浪一般，压迫着她。
四个月前，她的母亲陈子秀“试图上这里来，想说明法轮大法是好的”，张雪玲说，“但是她在做的过程中就死去了，所以现在我代表她来到了这里。”
58岁的陈子秀曾想说服政府：取缔她几年前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是不公正的。陈子秀的那次旅程以被捕、酷刑和死亡结束，她的故事在《华尔街日报》四月份的一篇文章中有记述。五月份，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了解到此事，批评中国未能控制警察滥用职权。九月份，美国国务院列举了陈子秀的案例，作为北京践踏人权的一个首要例证。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拒绝对陈子秀之死发表评论。
但是，在六月份这个炎热的上午，陈子秀32岁的女儿张雪玲只是希望能拿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
在中国，人死后，警察通常会应亲属的要求开具一份死亡证明。目击者称，2月21日打死陈子秀的那些警察坚称陈子秀是在医院里因突发心脏病死亡。张雪玲希望通过开具的死亡证明，迫使警方承认她母亲是在关押期间死亡。从理论上讲，这应该能触发内部调查，张雪玲希望借此将杀害她母亲的凶手绳之于法。
但是，张雪玲开始认识到，在一个由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家，不单是获得正义如此艰难，仅仅是寻求正义都如此艰难。张雪玲急匆匆地向信访办走去，穿过了一群群像她一样的上访者，他们想利用自己的申诉权去纠正政府犯下的过错。一名浑身脏兮兮的农民蹲在一捆纸前面，在空中挥着笔，想要记起“没收”该怎么写。他一家人在过去的十四年间，一直在试图拿回被官员非法征用的土地。
信访办大楼的入口处开在一条小巷里，门口有十几名便衣警察严密把守，他们手拿步话机，瞪大着眼睛。在巷子入口处，安全人员问前来的上访者是否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把答是的那些人都打发走了。不过，张雪玲可以坦然地说她不是，她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警察滥用权力的案子。她被允许进去。
两小时后她出来了，摇摇头说：“他们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应该由公安局处理”。她沿着一条充满垃圾的坑渠走着，接着说道“（公安局）那就是我的下一站”，然后消失在一个地铁站入口。
张雪玲，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个子不高，很壮实，目光真诚。三年前，她的母亲，一名工厂的退休职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每天早晨，她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炼法轮功。
张雪玲起初支持她妈妈炼功。但当1999年7月政府禁止法轮功时，张雪玲与政府站在了一边。但是，随着1999年底镇压变得更加残酷，警方抓捕了成千上万的炼功人，张雪玲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开始质疑政府。北京声称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在炼功人身上发了财，但是张雪玲认识的炼功人只是花了几元钱买了书和教功录像带。她母亲的功友们都是一群祥和的人，他们并不拒绝现代医学，远远不是什么自杀或迷信的狂热分子。
她没对别人讲过心中的这些疑问，直到2000年2月21日那一天。此前的几个月，1999年12月，她的母亲陈子秀到北京抗议当局对法轮功的禁令，结果被逮捕并被遣送回家。二月份，当陈子秀想要再次去北京时，警察把她关了起来，但没有任何指控。官员们要求她放弃自己的信仰。据监狱中的犯人和家属说，她拒绝了，被打得昏迷不醒，于2月21日死亡。
地方官员告诉张雪玲说：她母亲是死于心脏病。在陈子秀死后的第二天，张雪玲和弟弟获准在当地一家医院里看到了遗体——伤痕累累，被打得变了形。医院出具了一份报告，称陈子秀是自然死亡。
张雪玲和弟弟找不到愿意接这个案子的律师。后来，在3月17日，张雪玲接到了医院的一封来信，称存放在冰柜里等待诉讼案的陈子秀的遗体将于当天火化。此后，张雪玲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她母亲的遗体。
张雪玲不愿让母亲死得这么不明不白。她说：“我感到不对劲，他们在隐瞒一些事情。”
她给国务院和当地媒体发信，要求得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但都没有回音，警方也不给开。张雪玲算下来，截至四月下旬她被以“歪曲事实，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留15天之前，她在过去几周内已被警方多次审讯，共被审问了107个小时。
对她的拘留是一个转折点。张雪玲说：“当被扔进去，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的时候，我终于见识了我母亲所遭受的不公对待。我决定要尽我所能去学习，用他们自己的官方语言来挑战当局。”
释放后，她全力投入为母亲申冤。她买来了法律手册，学会了如何提出要求获得文件的正式请求，如何上诉。她的丈夫，一名木匠，自始至终都支持她。
上诉让张雪玲得以紧密接触了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私下的联系网给她提供了方便。当地的修炼者们很高兴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他们还告诉她上哪里找上诉的办公室，这些都是政府不会公布在电话本里的。
她说，“只有他们能真正理解我的挫折，以及我每天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她的努力集中在拿到死亡证明上面。官员们说是在3月17日火化的。之后她立即向警察局和火葬场申请要死亡证明，但都碰了壁。现在，她决定要通过更正式的渠道，提出书面申请。
五月份的大多数时间，她都奔走在家乡的公安局不同办公室之间。区办公室的官员们告诉她，他们不能出具死亡证明，她应该向上级申诉。那个上级部门又把她支回了区办公室，称低一级的办公室必须提供一份各项记录的复印件，他们才能办理。回到区办公室，那里的官员告诉张雪玲上级办公室不需要那些记录，因为在查看尸体的时候，上级办公室的官员们就在场，他们已经了解情况。
六月初，感到沮丧的张雪玲决定绕过潍坊市官员，向省会济南市的官员上诉。她现在的目标是省级检察院。
但是与公安系统联系密切的检察院告诉她，需要提起民事诉讼。然而，当她试图找律师时，律师们告诉她，司法部已经给所有律师发出了指令，让他们不要接与法轮功有关的案子。再次陷入困境的她前往北京的信访办。
因此，在六月份那个炎热的一天，张雪玲走出地铁，前往公安局。这是2000年6月19日上午，她赶到的时候发现接待时间已经结束了。
张雪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决定在放弃之前再试一个地方。附近是全国妇联的信访办。她怀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职权，但她还是抓住了儿子的手，朝那里走去。
在北京迷宫般的小巷里她迷了路，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没有标志的办公室。一名妇女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来，让张雪玲说说她的情况。那位妇女很仔细地听张雪玲讲，并摇摇头，发出叹息的声音。然后，她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认真地说道：“目前法制仍然不发达。这个案子会很难解决，你也只能去找公安局。”
她答得很直率，但这是张雪玲找了几十家官僚机构以来第一次得到的礼貌性答复。她又有了勇气。张雪玲领着儿子，重新走入酷暑之中，誓言要返回公安局。
下午两点，她再次来到公安局这个没有标记的大门。背上的儿子已经睡着了，她走了进去。
一小时后，她走出来，面带喜色，手里拿着一封由公安局封好的信封，她怀疑里面装着命令当地公安局出具死亡证明的信。她惊讶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她说，“或许我终于可以有一个答案了”。这时，她儿子醒了，她把他轻轻地放到地上。
两天后她回到潍坊，来到了当地公安局。当一名官员打开信时，她瞥了一眼，上面简单地下令“书面处理”。也就是给予书面答复。张雪玲欣喜若狂。
但是后来，很多天过去了，没有答复。她一次又一次重返公安局，直到办公室里终于有个人告诉她说，警方是不会出具死亡证明的。她开始意识到她大概永远也不会见到母亲的死亡证明。
这次经历改变了她：她曾经同意政府说的，最重要的是维稳；她现在要支持公民为了正义而进行的反抗。她开始写下自己的想法，她在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中写道：上访过程“让我见到了受到不公对待的人们，听说了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些荒谬的事情。除了被公安带走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外，不到10%的其他上访人员上访问题有望解决，大多数人都是空手而归。上访只是让他们获得了一次彼此诉苦的机会。”
到了八月底，她仍然没有收到当地公安局的回复。她又重返了北京，希望至少勾销自己15天的拘留记录。她记得在监狱里的时候，唯一对她好的人就是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最近几周，她已经开始自己学习法轮功。
她说：“我过去是唯物主义者，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得到。但是法轮大法更有道理。他最根本上是三个准则：真、善、忍。如果我们按这个去做，生活是不是会有更深的意义？”
张雪玲的儿子九月份就开始上学了，她担心他将要学习到的政府办的教科书，里面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她已决定开始教他法轮大法的法理。 “我教他，当有人打他的时候，是打他的人错了”，她说。“他的姥姥有这个信仰，现在我有这个信仰，将来他也会有。”
（本文译自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于2000年10月2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题为“为了一纸证明：一名悲痛的女儿在中国寻求正义的崎岖之路”。这是张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报道之一。）
原文链接:Paper Chase:A Grieving Daughter Traces a Tortuous Path Seeking Justice in China
张雪玲的母亲陈子秀的故事： 普利策新闻奖：一名潍坊老人用生命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