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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13日报道，17岁的蒋捷连是“六四”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难者之一。当他在木樨地桥附近躲在一个花坛后面时，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左胸。“快跑！”他对朋友们说，他瘫倒在地上，“我中弹了”。那是1989年6月3日晚刚过11点，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已进入了复兴门外大街。
就在半小时前，蒋捷连才在北京西部的家中跳窗出去加入抗议。这场抗议只差一点就推翻了共产党，但最终在中国失败了。该事件也为随后的六个月内，有六个东欧共产政权在内部被推翻铺平了道路。
正是在木樨地这里，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本身，是这场暴力镇压学生抗议运动中主要流血之地。没有经验的部队接到命令必须在黎明前对天安门广场清场。
然而，25年后，在复兴门外大街的27号公寓楼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子弹造成的孔洞已经被修补好。这里没有纪念牌匾。
楼内的居民已被共产党的禁忌造成“集体失忆”。“1989，1989，1989年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一名烫着头发的老太太说。“我记不清楚了”，一名50岁出头的男子说，表情冰冷。
但是，从当时目击者们的叙述，很难想象住在那个区的人会在那一天什么都没看见。当蒋捷连抵达木樨地桥时，加入了成千上万人组成的人墙，士兵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都没能将他们驱散。
面对被市民投掷石块，士兵们先是朝空中鸣枪示警，之后直接用AK47冲锋枪朝人群扫射。示威者们被自己设置来阻拦军队的路障所困，许多人在逃生中被践踏。这是无谓的流血。Timothy Brook在他的书《镇压人民》中写道：“那些部队没有受过执行该任务的训练。”“他们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从来没有在城市里走过，更别说在城市里的战斗演习。”
安全部队也缺乏口粮、卡车和有用的收音机，他们也没有受过训练如何正确使用给他们的防暴设备。防暴部队发射的催泪瓦斯吹回了自己的脸。因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部队之间互相阻滞，造成军人伤亡。当他们到达木樨地桥的时候，他们的沮丧和愤怒已到了极点。
“一些被石块击中的战士失控了，开始朝那些高喊‘法西斯’和投掷石块砖块的人疯狂扫射”，一份被泄露的中国国家安全部报告说，“至少100名市民和学生倒在地上的血泊中。”
蒋捷连是北京一间著名中学的学生，他在被送抵医院前去世。几天后在八宝山公墓被火化，他的父母把他的骨灰带回了家。
由128名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亲人的人士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团体每年都写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承认并为该流血事件道歉。每一年共产党的反应都是沉默。
哈佛大学教授、《天安门流亡者：争取中国民主之声》一书的作者Rowena He 说：“当权者可以抹去记忆，但为此存在代价。”“压制记忆总是伴随着社会政治和心理的扭曲，例如在社会中缺乏信任，犬儒主义广泛蔓延。”
今年是“六四”25周年，要强制人们沉默需要比以往更费劲。没人在电话或网上公开谈那场屠杀，甚至不谈发生的日期，而是用“那个事件”或“纪念日”来代替。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天安门文件的编辑Andrew Nathan说“我没有看到有迹象显示当前的共产党领导层会把重新评价‘六四’提上日程。”
警方已开始了行动，在北京市中心的所有主要路口，尤其是通往天安门广场的主干道，都有警员站岗。
“自今年年初以来，他们加强了监视”，天安门母亲目前的发言人、61岁的尤维洁说。“在我住的大楼有个守卫室，监视我做的所有的事。如果我走得太远，他们就打电话问我要去哪里。”
去年，“天安门母亲”的五名成员散开到中国各个省份，聆听在北京以外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属们的故事。尤维洁说，“自周一以来，警方开始把我们五人带到派出所。我们也试图通过中介把这些采访发往在香港的一个纪念馆，但所有的都被拦截了，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全都陷入了麻烦。”
但是，尽管当局试图威吓他们，要他们沉默，天安门母亲继续产生着影响，中国自由记者高瑜说。“到目前为止，该团体已有36名成员去世，但这不会削弱该团体的力量。越来越多的死难者家属在加入并做出他们的努力。”
在那个夜晚，有多少人罹难仍是未知数，估计在几百人到几千人。其中一些人被埋葬在北京郊区庞大的墓地中。
“自从天安门抗议后已经有了三代领导人”，香港工党主席李卓人说。“当你看看他们，一代比一代对人权抓得更紧。认为他们会承认错误这不现实。”1989年6月，李卓人曾带着香港市民的100万港元捐款到北京支援学生，遭到短暂拘留。
原文：Tiananmen 25 years on：the 'event'that no one dares remem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