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12月，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因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问题争论不休时，舆论场谈论最多的是美国“财政悬崖”。而现在，“财政悬崖”这一话题似乎来到了中国。究其原因是，这几年，各级政府债务增加之快，令人心惊，政府举债金额屡破历史纪录。一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学术报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目前累计为19.41万亿元左右，创历史新高。截至2012年底，银行信贷仍是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构成部分，对各种融资成本的保守估算，每年需要的利息开支接近1万亿元。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次对中国潜在的债务风险表示关注，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50％，2012年这个比例仅为10％左右，1年之内增长了40个百分点。有些人称中国即将走向债务导致的经济硬着陆。尽管说法有些偏颇，但国内各级政府债务逐步增加，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
近日公布的又一批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正大幅放缓的更多迹象。中国3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小幅反弹。该指数由2月份的50.22略升至50.3，指数位于50之下意味着制造业衰退。此前，中国GDP增速从2007年的13%下滑至2013年的7.7%，今年这一数据目标再度降至7.5%。由于经济放缓，一些企业在偿还债务方面遇到困难。
比如山西海鑫钢铁集团3月7日未能偿还逾期银行贷款，这起违约的冲击波远远超出了当地经济的地盘，海鑫在当地深陷一个所谓“三角债务”和影子银行活动的蛛网。其实，海鑫集团的困境与国内钢铁、煤炭、建材、家电等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疲软的市场有很大关系。现在，上述产业一半以上处于亏损状态。3月13日，相关部门发布的工业产出、投资和零售销售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国内经济的表现远比很多人预期的更弱。
一些观察家指出，政府高层的意图是允许发生一些令人瞩目的违约，以便对中国正规银行业和影子银行业大手大脚的放贷人起到警告作用。也许央行有意中止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提下，预料国内缺乏资金的高负债“丧尸企业”会浮面，甚至陷违约潮。
政府高层目前面临着一个棘手的困境：很难调和遏制信贷的渴望与达到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的抱负，如今年的经济增长保持7.5%，与去年大致相当。但政府又不能让经济过于突然地放缓——那会触发它正竭力避免的违约潮。当然，即便一系类违约事件确实引发了信贷紧缩，政府高层也应有足够能力确保事态不会升级成系统性危机。
中央政府已开始着手扩大财政赤字，以弥补财政支出上升形成的缺口。今年2月，财政部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中称，2014年政府财政预算支出为15.3万亿元，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相比2013年3500亿元的地方政府发债限额，财政部表示，2014年将把这一限额提高至4000亿元。雪上加霜的是，中央政府无法控制自身所有财政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源自地方政府。官方审计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已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飙升至近3万亿美元，凸显出政府高层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既要试图维持经济增长，又要防范金融危机。
2013年底，国家审计署的一份报告中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近70%，达到17.9万亿元。为了平衡收支，许多地方政府愈加依赖自身融资平台。融资平台的财务风险增大、违约率攀升，因而不得不提高融资利率。
虽然《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发债，但许多地方政府还是大肆举债，以提供基本的福利和基础设施，或刺激地方经济。在2009年至2012年的财政刺激和信贷扩张期间，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表外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土地出让金、税收收入以及上级政府拨款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随着对房地产业遏制政策的出台，许多地方政府未能实现财政收入增长。
有些人因时下经济放缓，债务增加而唱衰中国，称中国即将走向债务导致的经济硬着陆。尽管这些说法有些偏颇，但国内各级政府债务逐步增加，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不过，一些专家表示，中国借的债务较多，但积聚的财力也较多。所以从很大程度上它实际上是在向自己借钱。这一点就和那些依靠外债的国家有很大不同。此外，中国的债务增长主要是来自企业而不是政府或私人消费者。
尽管如此，我们对中国式“财政悬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人形容，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政府财政收入可能持续下行，就象一个足球从一个山坡顶上向下滚，山坡坑坑凹凹，时而向下滚得快些，时而向下滚得慢一些，有时还会弹起来，但最终趋势是向下的。因此，今后令外界担忧中国经济体系将会出现更多问题，政府将不得不面对中国式“财政悬崖”外部问题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困扰。
被称为“末日博士”的努里尔•鲁比尼在英国《卫报》发表题为《新兴市场从云端跌回地面》的文章指出，2013年春天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风暴已经卷土重来。这一次，引发金融动荡的是一系列事件：阿根廷的货币危机，中国经济数据疲软，土耳其、乌克兰和泰国出现持续不断的政治不稳定及骚乱。
他写道，中国已面临由信贷推动的投资热潮所产生的额外风险，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公司的过度举债严重削弱了银行的资产组合。去年新兴市场金融风暴的深层原因并未彻底消失，而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对亚洲新兴经济体、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甚至发达经济体来说构成了严重威胁。
也许官方或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赞同鲁比尼的观点，认为他在唱空中国经济。但是，“中国经济数据疲软”和政府债务创新高却是客观事实。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无法控制自身所有财政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源自地方政府。许多地方政府大肆举债，以提供基本的福利和基础设施，或刺激地方经济。
在2009年－2010年的财政刺激和信贷扩张期间，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表外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土地出让金、税收收入以及上级政府拨款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然而，随着对房地产业遏制政策的出台，许多地方政府未能实现财政收入增长。同2011年29.1％的增速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在2012年仅增长了16.2％。为了平衡收支，许多地方政府愈加依赖自身融资平台。有人形容，下一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政府财政收入可能持续下行，就象一个足球从一个山坡顶上向下滚，山坡坑坑凹凹，时而向下滚得快些，时而向下滚得慢一些，有时还会弹起来，但最终趋势是向下的。要想改变这种向下的这种状态，有两种办法，一是有人捡起往上走，一种是落到山坡底，等人发现后捡起往上走。目前看来，第一种情形已不复存在，只有第二种情形了。
这正是分析人士所称的中国式“财政悬崖”的缘由。然而，中国式“财政悬崖”的崖底在哪呢？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回避的。2013年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都陷入保7.5%的低成长状态中。2013年GDP达到7.6%，预计2014年的GDP只有7.5%，或者更低。由于经济增长迟缓，让地方税收增加相当有限。
其实，中国式财政悬崖比想象的更严重。在资产-负债不匹配扩张局面下，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持续仍将持续上升，即杠杆越拉越长。由于政府债务不断累积，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达1万亿元左右，加上债务还本，每年还本付息约1.5万亿元，换算政府财政有15%以上支出是用于还债。
这等于说政府已经陷入“以债养债”困境。而且因为债务余额的不断增加，凸显地方政府的不负责任，导致这一代人过度支出，却让下一代人承担严重后果。如果政府决策层对此事不加以重视，情况会越来越糟。况且，债留子孙将严重打击跨世代的公平性。外界对中国这位巨人维持快速增长的能力越来越悲观。
人们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过度投资和债务负担沉重三个方面。即使以中国已经成功应对的挑战为标杆，转向增速较慢、但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也是一项异常艰巨的考验。然而迄今的事实证明，打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会成功是愚蠢的赌注。当一匹良马遇到一道新的障碍，马的胜算肯定会大一些。但就算最优秀的马也可能被绊倒。最可怕的是，中国式“财政悬崖”正在吞噬升斗小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一份背景文件中，阐述了中国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里面强调了几个新形势。首先，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6700美元。中国正开始向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努力，史上完成这项任务的国家不多。其次，国际环境已不如以往有利，部分原因是高收入经济体在结构上如此疲弱，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体已显著变大了。第三，中国经济自身发生变化。潜在增长率已下降至7%-8%，原因包括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产能过剩即使按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也变得十分严重；金融风险有所上升，其推动因素是地方政府债务、房产泡沫和影子银行业的增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已超过50%，可它的城市遭受着一系列弊病，包括污染问题。最后，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已触及极限，尤其是水资源，这种资源不是可直接交易的大宗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