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改革三十多年证明，集权独裁之日就是改革挫败之时。身为改革小组组长的习总若无视历史教训，走集权之路，恐将中国朝鲜化，恶化已经充满雾霾的中国政治生态。
辞旧迎新之际，中国政局走势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则是这焦点中的指标性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职衔之多之前所未有，还因为他常出怪招：抓贪官、拘大V，扩大对外武力范围，闹得周边国家神经紧张，不知其意欲何为。中国尚不是一个国民多安居，邻里多盟友的负责任大国，也不是政治稳定，国策具可预见性的法治国家，政局变量之大不能不令国际社会心存戒心。
习总开市不吉
对习近平的“改革”前景，我并不看好，因为不相信一个热衷揽权的人会为国民福祉放弃个人特权。目前还看不到习有将中共改革成一个正常民主政党的举措，也看不到他有将中国政治生态从人治和党治转变为法治的意愿。而这些是绝大多数前共产国家和平转型为宪政国家的前提，也是共产党重生之路，如在俄罗斯。
习接班伊始，高调批判苏联和平转型之路，不断加强个人集权，想靠反贪立威，看起来像在以中纪委反政法委，手法还是老一套：先违宪拘押，再刑讯逼供（如薄熙来所说）。习总打老虎矛头直指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据说早已将周拿下，却秘而不宣，连反个退休常委的腐败都如此诡谲，中共内斗何时能摆脱宫廷模式？习总首创发动驻多国的中国大使公开对日本首相进行文革式大批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损国格，摆明是为转移内部压力。
舆论对习总评价分歧极大：全力赞扬的，不足为信；严厉批评的，以人权组织、网络民意和访民为代表，多有切身体验；新权威主义者则认为，习集权有利政治改革，颇具迷惑性。
新权威主义帮倒忙
有人以韩国、台湾经验为例，证明一党独裁和强人政治也可以带领国家走向宪政，试图说服民众容忍中共专权。有人甚至将中国改革归功于邓小平的强势，断言中央权威强时，改革推进就顺利；中央权威弱时，改革就陷入僵局；还举例说，一九九○年代初“面对改革的迷茫，邓小平不得不再次出山南巡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最强音，从而避免了改革失败”，由此得出结论“以新权威主义来突破既得利益阻力，是一条不完美但非常现实的改革路线。”（财新网，刘胜军）
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蓄意歪曲，掩盖了邓小平专权镇压造成改革停滞的事实。改革开放是否定文革造神悲剧的结果，民心思变的产物。尽管中共清算毛泽东错误捏捏扭扭，嫁祸四人帮林彪，但一九八一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指出，文革之祸起于毛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批评华国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邓小平汲取毛的教训，退居幕后，将胡耀邦和赵紫阳推到改革第一线。
习总似乎并无老邓般“聪明”，似在步毛个人崇拜后尘，习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比华国锋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公然论证，习集权是在走“现实的改革路线”，足见今日中共已背离改革初衷，沦为靠强权维系一党之私的既得利益集团，苍蝇老虎充斥其中。习总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治党除弊方略。这种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及的空话，却被中共喉舌当做“一句顶一万句”的反腐金科玉律，腐败能不泛滥吗？
集权乃改革大敌
一九八○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势是“放权”而非“集权”，取得成果皆因中共放权：先许农村分田到户、后放开个体经营、进而允许办私营公司、引进外资；实行“简政放权，党政分离”、抛弃中央计划体系、放开外贸垄断权，允许建立市场化经济特区等。
改革受挫皆因邓小平不放权，束缚胡赵手脚，有成绩归老邓，出问题废胡赵。邓专权逼退两任总书记，逐改革精英出政坛，调军镇压民运，导致“改革迷茫”。邓南巡时已无职无权，一番话就能扭转乾坤，凸显中共指定接班人制度之落后：邓钦定的江总，不怕国民受苦，只怕老邓翻脸，谈何中央权威？
江泽民坐稳大位后，以稳定压倒一切，拉资本家入党，镇压法轮功；朱镕基强令亏损国企转制，造成大量工人下岗。江效法邓，交班后仍抓军权两年。胡温十年，政改停滞，提出以剥削农民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强化国企垄断，压缩民企空间；中央府库充盈，地方债台高筑；维稳经费超过军费，贪腐大军不断壮大。中共改革三十多年证明，集权独裁之日就是改革挫败之时。身为改革小组组长的习总若无视历史教训，走集权之路，恐将中国朝鲜化，恶化已充满雾霾的中国政治生态。
台湾经验政改楷模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不适合中国大陆，因为四者无一是靠杀地主富农、抢资本家立国的共产党专政国家。它们的经验恰恰证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潜力巨大。韩国和台湾从威权走向宪政的历程更证明，民主大潮势不可挡。
台湾经验让世人看到，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兑现了其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政治改革承诺。若从一九二八年基本上统一全国算起，到蒋经国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国民党经五十九年放弃了一党专制，若除去近半数战乱岁月，政改见成效不过三十多年。尽管台湾的宪政民主制还不完善，但总统直选、政党轮替，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配享有自由民主”的谎言，证明了国民党的信念法统因认同普世价值，经百多年反复，仍具生命力。
有人期盼习近平会效法蒋经国。我还看不出有此可能性，因为二者的政治理念无可比性。小蒋乃正牌太子党，十五岁赴苏联留学，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加入过苏共，后被开除。二十七岁回国后，他背弃共产信仰，加入国民党，主政赣南，政绩卓越；在上海“打老虎”，虽败犹荣。接班后，他励精图治将台湾打造成亚洲一虎（ASIAN TIGER），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开党禁报禁，启宪政之门。
台湾自国民党通过竞选重新执政以来，两岸经贸关系已密不可分。两千三百万台湾人对自己的未来格外关注。不少台籍人士，如林毅夫，进入中共体制内，还有的进入中共红二代所办“海外媒体”，落地大陆，吹捧中共不遗余力，攻击日本和“西方”胜过官媒。
然而，台湾媒体TVBS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64%台湾民众认为应维持现状，24%倾向独立，7%倾向统一。如果只能在统一和独立中做选择，支持统一的只有18%，支持独立的高达71%。这是习近平执政一年时的台湾民意。吃过一党专权苦头的绝大多数台湾人，既希望与大陆做生意分享市场份额，却拒绝与中共统一，宁可维持现状，因为他们知道，时间在宪政民主一边。
香港普选特首拷问习总
反观回归后的香港，论人类发展指数（人均GDP、人均寿命、教育程度）位居全球第十三（2013），属于高度发达的社会，在四小龙中仅次于位居全球第十二名的韩国。但七百万香港市民却享受不到五千万韩国公民投票选举国家元首那样的政治权利。
中共违背“港人治港”承诺，千方百计为二○一七年特首普选设限，抓住候选人提名权不放。在21世纪的今天还要搞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的假普选，愚弄七百万港人。中央大员频频放话，强调绝不许与中央对抗的人参与竞选，说是在维护《基本法》。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中共在香港驻军众多，并不怕社会动荡，而是怕失去对特首的控制，不相信多数选民会支持中共政策。谈到法律，中共历来修法如换马甲，政府条例不可胜数，而呼吁政府尊重宪法者却多有被拘入狱。
习近平若真心改革，支持港人依照国际惯例提名候选人行使自由选举权是个指标性举措，不仅可挽回港人与党中央渐行渐远的民心，还可为中共政改，特别是选举改革积累经验；同时也是对习书记是“身系群众”，还是以改革为名“救党营私”的一个考验。不过，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习总有胆识和魄力顺应民主潮流放手让港人通过直接提名普选特首治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