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第三为章乃器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父亲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不过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
父亲与梁漱老的相识，应该是在1939年重庆各在野党派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时期。这年的11月下旬，“第三方面”的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参加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章乃器、左舜生等起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但后来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没有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发起，而于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梁漱老则一直参与民盟的工作，并一度担任秘书长，直到1946年底脱离民盟。
1950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父亲那时是政协的财经组组长，开始有机会共事。两人50年代先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亲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为止。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视为“反动”甚至“顽固”的“反面教员”；但从个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谊”多于“私情”。从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查到若干有关梁漱老的记载，特整理成文，作为对这两位民主先驱的纪念。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源自父亲的日记。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
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
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
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
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提出：“行贿犯能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但从理论讲本质，则是对的。发财与享乐不一定坏，但其发展则损人、损公。”他认为“‘进攻’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
工商界大老陈叔通批评梁“咬文嚼字”，认为“不法行为是从思想本质来的，进攻是事实”，资产阶级对干部队伍“拉出去，派进来”，是“友变为贼”。
音乐家潘怀素发言甚长，认为“三反”不能只反贪污，梁的“侵蚀性”提法不能够说明问题。新政权建立在旧社会上，接收而未加改造。发展太快，干部不够，本身有弱点。他举出新干部的五个弱点所在：1.理论；2.政策；3.文化；4.经验；5.人地生疏。又举出贪污的原因；1.干部执行政策错误；2.为歌功颂德所包围，不听朋友的话，统战政策有偏差；3.“摸索”中中计；4.供给制思想，蛮干到底。他认为“四者为干部政策错误”，故而“不法商人打不完”。
教育家陈其瑗对几个运动名词作了考据：“进攻即斗争；经济有战线。战争术语[有]‘攻守同盟’、‘内奸’、‘俘虏’等。”
经济专家钱昌照举苏联历史为例：“经过大扫荡，但新经济政策后商人仍发财”；他认为“超过合法利润就是进攻。阶级斗争才能基本消灭贪污。‘三反’后会有不景气，不要怕。进攻还要来。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分。”
文史学家章士钊则引经据典：“贪污是传统的，人性恶。去贪污是要人为功夫。‘物腐而后虫生’，人有弱点，才被贪污进攻。人人有贪污思想，靠教育才能消灭贪污。资产阶级不会受影响，中间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时被冤，后来自明。提‘进攻’口号有必要。”
原国民党桂系魁首之一的黄绍竑不同意章的提法，认为“物必虫生而后腐”。
2月28日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们继续考证运动名词。原北洋交通系元老叶恭绰分析，报刊上提出“害群之马”的概念，“是指资方不要因为有害群之马而恐慌，以为没前途”。钱昌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二字有问题。只分守法与不法”。章士钊提出：“要消灭贪污必须消灭阶级”，大概是因为上次的发言受到了批评，他检讨自己“错有四：一、谈政治不应谈哲学；二、主观重，不[把]自己放进去说‘人性恶’；三、说话必须合群众要求，所以‘物腐虫生’不应讲；四、不应贻敌人口实（[说]政府行政策，正当商人应受屈）。”但未见梁漱溟发言的记录。
3月6日的座谈会，民革中常委吴茂荪的发言大有火药味。他列举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和平大会中民主人士被起用的比例，证明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当前民主人士的问题所在是“对统战认识不够，不接受领导，不愿改造”；他提出：“资产阶级猖狂近于敌人，能不能斗争？四敌三友（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阵营则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五反”时民族资产阶级沦为斗争对象，于是有“四敌三友”之说）是胡说”； “请章行老（按：章士钊字行严）答复，一、‘三反’是否阶级斗争？二、是否资产阶级进攻？”
此时行老的“先腐论”已正式受到批判（孙起孟在3月3日民建的座谈会上，指出“‘先腐论’与资产阶级进攻相结合”），于是章士钊不得不解释说，自己“接受‘三反’，但认为不够，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他谈到民国初年南下议员亦讲价，是资产阶级本质；当时即认为资产阶级即贪污，故自己曾提倡“农业救国”。又引述毛主席的话说：墨子、荀子、王充是唯物的。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饕餮即是贪污，有五千年历史。他再度为自己辩白：“ ‘先腐虫生’是指一般人，不是指中共与政府”。
大概因为是有人对“扣帽子”不满，兼具中共和民建双重身份的孙起孟作出诠释——“扣帽子”是指“不根据事实，不分析道理”。
最后梁漱溟提出两点：“一、减少资产阶级罪恶分子；二、减少进攻、反攻、斗争”。坚持主张“不能无分别地斗，说话要有分寸，有分别”。
父亲是这三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没有记录自己的发言。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皆因梁漱老而起。对与政治运动有关的各种名词，老先生们似乎染上了训诂癖，不料竟引出腐败原因究竟在政权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搞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昌照“三反”后会有不景气的预言，没过多久就成为现实；潘怀素关于新干部弱点和贪污原因的分析，颇可发人深省；章士钊“物腐而后虫生”的哲学命题，虽被指有影射之嫌，却意味深长。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在人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象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实业救国”"人物，早已成为历史化石；归咎苍蝇还是检查鸡蛋的古老难题，仍在时时困扰着国人……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