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已经很有些日子了。
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
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有的老人回忆说，文革时他们受迫害，被造反派严刑拷打的时候，经常伴以样板戏的唱段。当然，这种事无疑是有的，笔者当年就见过。
不过，打人用样板戏来伴奏，倒不能说是戏的错，当年纳粹用毒气室杀犹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伴奏，恐怕也不能说是这两位音乐家的过错。显然，问题不在这里。
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精心培育的产儿。尽管后来有的创作者说过，是江青劫夺了样板戏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位“旗手”劫夺过来后，还真是下了大功夫。一句台词，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个戏上都印上了鲜明的“江青记”的烙印。
样板戏不仅对文革的发动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几乎伴随着整个文革十年的进程。八亿人民，八个戏，既起到了给烦闷之极的人们消遣的作用，也给各种急风暴雨的斗争伴了奏。
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唱错了词，而遭到批判，甚至丢了性命。文艺界的人体会应该更深，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样板戏的所谓创作原则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样板戏的繁荣，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这些陈年老账都不作数，样板戏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诸如《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之类，也由于那个特殊的岁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别说男女之爱，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谈不上。
《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还没出场，老伴就已经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没有谈过婚嫁，而李铁梅年龄18，自然不能早婚。《杜鹃山》里的柯湘，据说跟丈夫关系不错，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牺牲了。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
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这些人们还是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败问题上，人民疾苦好像又不在话下了。
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