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摆放了数千双鞋纪念死难者
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激化，再次在中国引发激烈的反日抗议示威。中日关系的紧张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但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至今难以愈合？BBC记者大井真理子和一位中国记者一同到中国和日本采访，寻求答案。
负罪感
“您对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有负疚感吗？”我们在日本采访期间，我不止一次得翻译这个问题。和我同行的刘海宁曾经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记者。
向部分采访对象提问的是海宁；这些采访对象中最年长的人1945年时还是孩子。
“我对（战时）发生的事感到抱歉，”其中一人回答。“发生了很多令人遗憾的事，”另一个说。
其中一位又补充道：“也许我的歉疚并不够？”这是个日本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大部分学校的教育都夸大了日军当时的恶行。
海宁回答：“是的，不够。”
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日本是侵略者，1931年占领了中国北方的满洲里。大规模战争于1937年爆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死于战祸。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南京，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日军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暴行。
但是，每次把guilt（罪责）这个词翻成日文时，都令我感到不自在。接受采访的所有的日本人都不用这个词。
今天的日本人应该为历史错误承担责任吗？
我和海宁共同采访的第二天，我问了她这个问题，并问她是否认为我也应该有负罪感。她没有回答是或不是。
“在这里采访期间我会继续问这个问题，”她说，“因为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感受。”
“叛徒”
我自己十来岁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战争史开始感兴趣。从那时起，我倾心尽力做这方面的研究，度假时经常到亚洲各国的战争博物馆参观访问，试图对日军造成的伤害和苦难加深理解。
很久以来我就感到学校教我们的很不够，因此去年写了篇文章，主题是日本历史教育中的缺陷。文章指出，根据日本的教育体系，千百年来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史只用一年的课程一带而过。这意味着许多日本人对自己国家与邻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缺乏了解。
我这篇文章使许多同胞，包括我的一些亲属，感到不自在。
那不是一个外国人在批评日本；那是一名日本记者在全球受众面前公开批评日本。
人们用各种恶名骂我，比如“叛徒”和“外国间谍”。推特上有人质问我，“你不爱自己的祖国吗？”我当然爱祖国。
直面日本的过去令我感觉就像一场艰难痛苦的分手。我经历了痛苦的各个阶段：震惊、拒不接受、愤怒和悲痛。这个过程逐渐使我最终接受了现实：我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
疑问
但是，尤其是目睹了2012年中国发生的激烈反日抗议行动之后，我想提两个问题。
我们还能做什么来改善双方关系？为什么其他亚洲国家，那些当年有许多平民死于日军屠刀下的国家，不像中国和韩国那样痛恨我们？
“痛恨”这个词或许太重，但我觉得它表达了那些焚烧日本车的中国抗议者的情绪。
海宁不这么看。她成长在1980-90年代，日本大众文化，像音乐、戏剧和漫画，在中国年轻人中很受欢迎。她说，自己和朋友们对日本都有积极的看法。
“但我不能为中国13亿人代言；中国很大，人们各有各的感受和想法，”她说。
“比如，那些在日军侵华期间丧失亲人的，或者自己就在战争中吃尽苦头的人，可能现在还怀着敌意甚至仇恨，不应该据此就来评判他们。”
生存哲学
我2006年起就住在新加坡。新加坡也曾遭日军蹂躏，但那里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反日示威。
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的肃清大屠杀（Sook Ching massacre），根据不同来源的数据，总共有5万到10万华裔新加坡人被杀。在一个当时只有7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这是个巨大的数字。
我曾在美芝路上的和平纪念碑（Civilian War Memorial）见到一名肃清大屠杀受害者的亲属。
“我不责怪今天这一代人，”刘济雄（Lau Kee Siong）的话令我意外。我问他为什么不像那些参加反日示威的中国人那么愤怒。
“我们是个移民国家，所以我们的基本哲学是必须生存，”他说。
“我们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时，普遍认为大约三年后就会匍匐着回归马来西亚。所以，当日本向我们提供金融支持和投资时，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接受他们而不是批评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
“不是你的错”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我还发现我的一个密友的亲属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被杀害。我和杰德•马拉维拉斯（Jade Maravillas）是多年的好友，但她在读到我的那篇文章前从未跟我提过这件事，怕“让我们的友情变尴尬”。
“战争期间，包括我祖父的兄弟姐妹在内，有很多人住在德拉萨大学（De La Salle University），”她说。
“日军突袭大学校园，祖父的兄弟们都被杀，姐妹中有一个挨了一刀但保住了性命；我十来岁的时候她还给我看那条伤疤，”她说。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不是怨恨日本人。“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起那些亲人？”我问。
“你在开玩笑吧？我那口子就是半个日本人，”她大笑。“再说，那又不是你的错。”
我也请杰德解释她对日本的看法为什么跟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差别那么大。
“我说不好，”她说。“但在我们眼里，日本只不过是继西班牙之后又一个殖民者罢了。”
只字未提
中国和日本1970年代恢复正常邦交后，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中国似乎也开始向建立更务实中日关系方向努力。
“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强调的是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军队的胜利，”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当代亚洲研究院总监罗伯特•迪雅里克（Robert Dujarric）说。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为侵华向中国道歉时，“毛泽东告诉他不必道歉，因为你们击败了国民党，帮我们执掌了政权，”迪雅里克说。
但1989年中国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造成“六•四”事件后，中共的宣传口径似乎转向了民族主义。
“六•四前，它把中国描述成一个胜利辉煌的国家；在那之后，政府开始强调中国作为受害者的一面，”东京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学教授高原明生说。
现在，中共把自己塑造成终结了中国一个世纪受外敌欺辱历史的政党，他说。
“其方式就是灌输对最近一次的侵略者的仇恨。”
幸存者
我在中国下榻的酒店，打开客房里的电视，很容易找到抗战题材的电视节目。根据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去年拍摄制作了200多套这类节目。
我们还跟一位演员交谈过；他在无数抗日剧中演日本兵，一天要“死”八次。
假如我自己看着这样的电视节目长大，很可能也会认为日本是个可怕民族。
到北京城西南一所小学采访时，我觉得那里的学生集会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信息。操场上，孩子们排着队轮流咏唱、朗诵和表演武术。他们朗诵的诗里有一首是关于1937年卢沟桥事件；许多人认为那是最近一次中日战争的开端。这首诗刻在学校进门处的石碑上。
这个观点站得住脚吗？坦率地说，我感到自己的心被撕裂。我们在中国各地采访、与日军暴行的幸存者交谈时，我心痛。
有一位幸存者叫陈桂香。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她14岁。她告诉我们，当时学校外堆满了尸体。她目睹了一位跟她同龄的女孩被七个日本兵强奸，然后被刺刀捅死。她自己两次差一点被捉住并被强奸。第二次是因为扛着她的日本兵脚下打滑，松了手，她乘机逃跑，一直跑到精疲力尽昏倒在地，被一位农民藏在稻草堆下，这才捡了条命。
倾听这些对侵华日军暴行的忆述对我是一种痛苦的经历。陈桂香的故事中唯一能给人一丝安慰的是这段经历的后记。许多年后，她到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当年的经历，人们都向她谢罪，与她拥抱，告诉她他们对前辈做出那样的事一无所知。日本领导人也多次向中国道歉。
《超越谢罪》
曾在官方《人民日报》任职的马立诚说，据他统计，日本正式道歉总共25次。但中国媒体从未报道过其中任何一次道歉，也没有报道过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总计金额达36500亿日元（357亿美元，218亿英镑）的经济援助。
“日本在战争年代对中国犯下可怕的罪行，”他在《超越谢罪》一书中写道，“但让他们负荆请罪没有意义。”
“日本道歉的措辞对我们来说或许不够，但在他们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们应该接受道歉，往前走。”
这本书出版后，他被骂作叛徒；他说，考虑到这个话题激起的情感，这种反应是正常的。
海宁证实说，她上学的时候学校也没有讲过日本道歉和经援的事。但另一方面，她认为即使学校教了这些内容，也不大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
“改变公众态度需要时间，要很多年甚至数十年。正因为如此，日本领导人的行动和言论应该保持一致，”她说。
“人们对日本曾经道歉、曾经提供经援的情况有更多了解后，对日本的态度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只要一个否认曾经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声明，或者类似的美化战争罪行的企图，这种信任立刻就会被毁掉，而重建这种信任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2012年，日本民族主义阵营要人，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称只有“常规的作战行动”。去年，他又表明自己的观点没有改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之举也激怒了中国和韩国。靖国神社供奉了日本历代为国战死将士，其中包括被定罪的战争犯。
教育“缺失”
很难预见这种事态的发展能够嘎然而止。
采访旅程结束时，令我高兴的是海宁回答了我在行程第二天问她的问题。她说，她认为我个人不必有负罪感。
但我们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比开始这次采访前更不乐观。
仍令我纠结的是一代又一代日本孩子对我们的祖辈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一无所知。而中国的孩子不知道两个国家在1970-80年代已经开始努力超越历史，而这种努力在天安门事件后陷入停滞。
海宁认为，“如果两国领导人继续执行现在这种相互对立的政策”，她看不到和解的希望。
“但我们至少有机会在公众或草根层面通过更坦诚的对话来改进关系，”她说。
“战争不是一个选项，无论多困难……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