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八年西方世界陷入历史上最大的金融风暴后，好莱坞推出了一部有关灾难末日的大片《二○一二》。意味深长的是，西方主要大国和中、俄的政治权势精英、经济寡头早已暗中做好大撤退的准备，利用职权或花上天价预订好了最后的方舟的包房。为了迎合中国大国崛起的炒作，延续人类文明最后的四艘方舟是“中国制造”，而且隐藏在西藏的山谷。
中国未来最大危险是其不确定性
人类文明挺过了“二○一二年”的末日，发达国家也逐渐走出了二○○八年的金融风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过去几年自以为逃过一劫，甚至认为自己的体制和模式都胜过西方的新兴市场国家，包括“金砖五国”，都已开始走低。摩根‧斯坦利甚至认为，“金砖五国”时代已被“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土耳其、巴西、印度、南非和印度尼西亚）所替代。社会抗议和危机在巴西、印度、土耳其和乌克兰等重要的新兴市场都已出现。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巴西、南非、印度、阿根廷等国的货币大幅度下跌。尽管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立即调高利息率，试图稳定储户的信心，但资本逃离脆弱市场，美元回笼美国或发达国家市场也成定势。
二○一四年与一百年前的一九一四年相类似，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危险的一年。而危险的主要因素都与中国有关：首先，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两国都已出现战争叫嚣。如果双方不能在马年悬崖勒马，中日冲突势必带来中国与西方三连环联盟（美日军事联盟、美国与欧洲的北约军事组织、美澳新军事同盟）的全面对抗。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减慢，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随时可能爆发危机，在国内贬值而在国际升值的人民币可能出现国际国内同时贬值，带来通货膨胀危机。最后，中国社会危机已经积重难返，大爆发的可能性每天都在增加。
由于中国政府全面操控信息机制，中国社会、经济都已丧失信息效率，普通的厂商、消费者和民众基本都是在有限的理性条件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作出决策选择。所以中国未来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其不确定性。那么，谁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掌握最全面的情报信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由党的政工系统、宣传系统、国安、公安、总参、外交部、新华社和线人构成的告密系统每天都在向中共决策中枢输送敏感信息。中共权力机构不断集中化，打造维稳机制、国安决策机制、信息控制天网、大外宣战略等等，都是想强化中共内部的信息效率。在党国垄断和操控信息，而民众和社会信息闭塞扭曲的对比下，我们只能通过解读他们的行为模式来破解他们占有而我们不知道的关键信息。
中共权贵的诺亚方舟
常言道，行为比美丽的言辞更能说明问题。当中共最高领导人在给中国人许诺“中国梦”时，当许多中国人还耽溺于“蕨菜、炒肝拌大包”时，党国的权势寡头们早已饱餐完中国国民经济的盛筵，携赃款远逃了。
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独立新闻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上月发布的报告：该组织获得了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 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京群岛的联邦信托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这两家公司的秘档，发现它们服务的二万二千多家的离岸公司客户的注册地址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经过全球几十家通讯社和报社五十多名记者初步梳理后发现，至少有十几家“红色家族”在所谓避税天堂的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秘密资产。他们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胡锦涛的堂侄胡冀时、李鹏的女儿李小琳、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王震的儿子王之、王军和孙女王京京等。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获得的秘档还显示，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一九九七年至二○○○年间，至少注册有五家BVI（英属维京群岛）公司。腾讯创始人、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和腾讯另一名创始人张志东也持有离岸公司TCHPi。全国人大安徽省代表、国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董事长韦江宏，于二○○六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铜冠资源控股有限公司（Tong Guan Resources Holdings）。中国女首富杨惠妍、SOHO中国创始人地产大亨张欣也开设了离岸公司。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还是七家BVI公司的董事。
由于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简便、便宜，还提供单人公司注册、客户信息保密等服务，往往成为藏富、避税和洗钱的天堂。具体到中国用户，主要用于国有资产流失到私人名下、转移赃物、母公司合资公司间的财务手脚、钻进出口税收的空子、假外资利用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政策等等。其实早在二○○三年，中国官方《人民网》就已报道，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中有二十多万家与中国有关，因此十多年前通过设立离岸公司来实现避税等目的已成普遍现象。但由于中共的官员和国企高管以及他们的家属等通常都有多份护照、使用不同化名、以及拼音转回汉语的困难，“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还无法把绝大多数的离岸公司的所有人梳理清楚。尤其除去维京群岛外，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迪拜、法兰克福等地都有离岸金融中心的服务，我们所知道的中共权贵离岸现象只能是庞大冰山的一个小角。但即便这个小角已经揭示出了一个大道理：中共权贵无祖国。祖国已经成为中共权贵和寡头的犯罪现场，他们亟需转移赃物、做到金蝉脱壳，所以海外各种离岸金融中心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天堂去处。和好莱坞的想象正好相反，对中共权贵来说，他们的诺亚方舟尽管用的是中国原材，但却是由国际跨国银行和理财公司打造，停泊在加勒比海的。
什么都不是的中国百姓何时造反
中共的宣传机器曾以威逼的口气告诉它的人民，“没有了祖国，你们将什么都不是。”此话道出了两个赤裸的现实：由于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外汇计划管理体制，尽管许多个人和企业赚取了不少外汇，但全部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强制收购，外汇配额申请和使用受国家金融机构直接监管。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权积聚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为中共权贵提供了最大的流通性，保证了他们充足的盘缠可以随时弃国而逃。其次，中国老百姓既没有国外定居权、又无海外账户和离岸公司，一旦中共政权崩溃，银行里存的人民币救命钱，要么会急剧贬值，甚至会成为废纸。中国的百姓真会什么都不是。
中共现在还在高调反腐，但面对海外媒体揭露出的中共高官惊天的腐败现象，官方的发言人洪磊不是感激笑纳，而是质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居心叵测。对许多国家和政府来说，媒体曝光是在帮政府做善事。只有中国政府会认为媒体成为了更可恶的敌人。中国政府又居心何在呢？他们当然有一个深深的恐惧：如果中国人明白了现实中国在一代人不到的时间里，已经被中共权贵把资源掏空、经济瓜分、人心污染，现在已开始走人；而众生是无缘搭船离岸的，那中国人就会造反。
中国人已经过完新年，又开始操心购买返乡的车船票了。但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抽空想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有离岸的船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