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即将离去的时候，传来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消息，并由习近平亲任组长。这个名称似乎与47年前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有些雷同，都是一个“小组”。在中国按部，局，处，科排列的官阶机构中，“小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尾巴，但又可以权力无边。对于这样的“小组”，关键在于前面的定语。在文化革命的年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了权倾朝野的“小组”。在当前动不动就是“深化改革”的年代，诸多评论指出，由习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可能是一个超越中共党政机构的超级小组，是不为过。而从这个超级小组的建立，可以看到的是，红二代的领导人已经从老毛那里学到了玩弄权术的一手绝技——非制度化，超越组织运作的手法。
一个法制国家，应该是一个完全制度化的国家。任何机构都必须有其严格的法律依据，依法行使它的权力。同时，任何权力的行使，也都必须出自其法律规定的机构，不允许法外施法。当然，中共本身，以及中共执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基本法制观念的组织。但老毛采用非制度化，超越组织运作的手法，操控中共的伎俩，却是空前绝后的绝活。其主要有三种手段。
其一是使制度依我而行。在中共的早年，中共基本上还是按党章行事的。即使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依然每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从1921年到1928年共召开了6次党代表大会，按章程选举领导机构，制定党的路线。即使在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依党章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而自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毛逐步窃取了中共最高领导权后，作为中共最高权力的法律认定程序——党的代表大会就完全成了玩弄于老毛股掌之间的玩物。
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原本是为次年召开七大的准备会议。但毛认定，虽然经过批判张国焘的运动，他已成功地瓦解了四方面军，掌握了中共的军权，但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以周恩来为首的原中共实力派还在党内具有相当势力，于是在1942年发起延安整风运动，在彻底摧垮了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路线后，确立了毛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才召开七大。从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经历了17年之久。在中共执政之后，按理说，照党章召开党代会已经没有任何外部障碍，但还是在距七大11年之后的1956年才召开了八大。在八大之后五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建议依党章应该召开九大了。时值中国的大饥荒年代，毛的威望降到底点，毛以在外地不能出席为由，拒绝了按党章召开九大的建议。直到文化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毛的政敌全部被打倒后的1969年才召开九大，这已经是八大之后的第13年了。而中共十大却一反毛的拖延手法，在四年之后的1973年召开，又是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毛急需要在一次新的党代会上，了结林副统帅的旧案，扶新秀王洪文上位。
毛的非制度化手段之二，就是利用“扩大”会议，为自己制造拥护者和多数。按照制度化的规则，每一级中共的领导机构，都有相应的权限。而毛在政治局中如果不能得到多数，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或是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全会）。如果在中央全会上还不能如意，就法外施恩增加列席代表，或开中央工作会议取得支持。对比现代民主国家，有哪个国家曾由“议院扩大会议”通过法律？就是中共的祖师爷苏联共产党，也没有使用“扩大”会议决议的壮举。用授权扩大作为政治手段，是中共的独创，十足的中国特色。在毛的时代，“扩大”会议名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使毛有机会重返中共领导核心，为其最后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子打开了通道。在这次有20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中，只有7（6）位是前一年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稼祥、朱德和毛泽东（其中王稼祥是否政治局委员，在文献中尚有争议），是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选出的13（12）位政治局委员中的成员。六届五中全会也肯定是一次“扩大”会议，有多少位代表参加，其中有多少代表是六届中央委员，中共的历史资料都语焉不详。如果按在莫斯科六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会论，出席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则只有周恩来一位。在张国焘的书中，他质疑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以及把红一方面军称为中央红军的提法。因为如果以六大选出的领导机构论，在长征路上，只有两位政治局委员，即一方面军的周恩来和四方面军的张国焘。
还有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11名政治局委员。毛为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优势，特批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等9人列席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会议的目的和结果是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并捎带批判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历史错误，以确立毛正确路线的权威。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为时一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在紧随其后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
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516通知，建立中央文革小组，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这种“扩大”还可以扩大到其他的方面。例如在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队高级干部揭发批判“彭黄军事俱乐部”的会议上，场面冷冷清清，甚至有人为彭总辩护。于是高层决定召开由师以上干部1569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大礼堂里那些与彭德怀素未谋面的军队干部，在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讲话后，自然同仇敌忾，向反党集团猛烈开火。
毛的第三种超越组织的手法，就是在党政的法定机构外，随其政治意图建立新的机构，转移和夺取他人的合法权力。这种手法尤其是在党内政治斗争激化时被反复使用。其典型事例有：
例1：毛虽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夺取了党内最高地位，但在毛开展延安整风前，在六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康生一个亲信，还有王明，张闻天两位政治对手，以及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外放南方局的周恩来。于是毛发起著名的延安整风，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机构——一个颇为中性，非政治化的名称。毛自任“总学委”主任，康生任副主任。这个“总学委”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于是，在整风的日子里，这个机构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党政军之上的最高领导。就是凭借这个“总学委”的领导，开展了整风学习，自我批判，对王实味等延安知识分子的批判，抓特务和抢救运动，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对历史上历次错误路线的批判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整风完成后，毛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不容置疑的最高领袖，排除了中共高层中的所有对手。重建的政治局，包括刘少奇，彭真，康生，高岗等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毛氏新宠。
例2：在中共建政后的1952年，毛对于刘少奇，周恩来领导的政府机构有诸多不满。于是调集地方大员进京，主持东北局的高岗，西南局邓小平，中南局邓子恢、华东局饶漱石、西北局习仲勋奉调进京。其中最受信任的高岗被委任为国家副主席和计划委员会主任。史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新组建的计划委员会分管八个工业部，并把金融，政法，交通和农林等工作从政务院分离，分别交由陈云，彭真，邓小平，邓子恢等负责，把原属周恩来政务院的权限一把掏空。使政务院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外交部，完全架空了依照当时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立的政务院。后来由于刘周在党内的强大名望，毛被迫放弃高岗。这是毛的一次未成功的改制夺权斗争。
例3：就当属著名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了。在中央文革成立的1966年5月，10年前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17名政治局委员，已有两人去世，两人被打倒，十人靠边站，处于被审查状态。“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领导，实际上只听命于毛一人。更使这个“小组”名不正言不顺的是，时任中宣部某处长的毛夫人正式走上前台，担任了实际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大权的副组长。而在延安整风时因得罪人太多，蛰伏多年的康生重返政治核心，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毛要继续使用康生在延安整风中的故技，在文化革命中为他整人夺权。后来，中央文革小组被委名为代行中央书记处的职责。其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已经全部被打倒。
在文化革命的年代，我们在广播中和文件上耳熟能详的“党中央（党中央的本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共八届中央委员都已经被打倒，中央委员会已经名存实亡），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前三个头衔实质是指毛，林和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已是那个时代除军队外，唯一的权力机构，能够决定上至党的副主席，下到民主人士的进退与夺，身家性命。直到九大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华丽转身，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进入政治局。这个“小组”终于完成历史使命，寿终正寝。
当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痛定思痛，曾经要抛弃毛式非制度化的政治斗争手段，促使中共党内生活制度化。由此，取消了有一票否决权的党主席职位；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党代会；高层领导人的年龄限制；最高领导人只能连任一届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在邓小平时代，尚有垂帘听政，八老干政等不正常现象。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无论他们的决策是否正确，行政是否有效，基本是按照正常的党内层级体系行事，没有太过分的违背党规的行为。
与小资情调的江泽民，小媳妇出身的胡锦涛不同，有过红卫兵经历的红二代一旦掌权，他们具有指点江山的超强底气，承继前辈衣钵的超强责任感，和无所顾忌敢作敢为的愣头青气质。面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积累下的重重社会难题，习近平所代表的红二代一届新领导人，似乎有一种悔旧感，要一反前两届领导人的老旧做法，重新收拾旧山河，重振共产党在毛时代的强大威望和权力。
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习近平也不能走江泽民和胡锦涛循规蹈矩的施政老路。大权独揽，是红二代实现时代改变的必要条件。因此，习近平刚刚登台一年时间，就已经屡屡出手，给人以跃跃欲试，要有所作为的感觉。习近平建立“国安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举动，是红二代的一个不平常之举，是在重拾毛的权术（上述毛氏权术法三），打破毛后时代建立的党规则和党内平衡体系，重建毛式大权独揽。
当然，大权独揽只是一个手段。关键在于，独揽大权之后要做什么？这仍然要回到习近平的“中国梦”——对于习氏“中国梦”的解梦。
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期待着习近平能够站在自己一边。左派希望红二代引领中国重回毛式社会主义。右派希望习近平开启宪政改革，实现民主化。而以笔者对于红卫兵一代的了解，他们不会站在左派一边，也不会站在右派一边。红二代有自己的“梦”。这个梦不会超越他们的父辈，一代中国造反农民的梦想：对内建立一个受人民拥戴的共产党集权统治，对外显示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内政上，习近平会从整饬吏治入手，进而在消除贫富差距，社会公平上做些工作，以减轻民怨，加强共产党政权的威信。但绝不会实施民主，反而会效仿毛，加强共产党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在外交上，习近平会不断显示肌肉，向现代文明及其价值观挑战，利用中国的经济力量，打造一个红色帝国。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希望，不在习近平为代表的红二代身上，而在习身后的60后，70后的一代身上，即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第三代人身上。
无论将来习近平的红二代政府有什么作为，他们采用毛的手段，重新实施大权独揽的集权统治，肯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退步。
常听到有人说，集权制度比起民主制度来，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是的，的确如此，一个集权政权，做好事的效率很高，做坏事的效率也同样很高。不幸的是，从我们看到的历史，在集权制度下，政府所作的坏事，总是远比好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