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右）2007年在纽约探访严家祺夫妇
对习近平，二○一二年我在纽约胡赵精神研讨会和布达佩斯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过，习近平绝对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面临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必须做几件实事，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但绝对不会为“六四”平反。回去后，领导给我念了一份中纪委关于姚监复在国外谈话的通报，把这一句放进去了，我说这些话有什么错？难道你们认为“习近平是戈尔巴乔夫”，“习近平能给六四平反”？领导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政治家，一种理论家，理论家是研究是非黑白对错的，政治家是讲权力的，中纪委不让你讲，你就不能讲，你讲了，就是错。
这是一九九九年我到别的地方参加会议以来，回去后第一次中纪委给我来的单独的通报，所以我感觉形势比原来更严峻。
河北正定县从政，对高扬的态度
习近平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从二○一一年就可以判断，他管党的工作，管党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里面肯定三大改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反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大跃进就死了一千万人——只说了一年的数字，“文化大革命”的科技、国防、农业是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2011）》，肯定“六四”是反革命暴乱。所以从习近平领导下写出的这两个材料，可以判断他对前三十年完全肯定，对“六四”镇压完全肯定，所以对他不抱幻想。
从他的性格来说，可谈两件事。第一是他对高扬的态度，他当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习仲勋要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培养一下习近平，具体可能是要安排习近平进省委常委，结果高扬在省委会议上念了习仲勋的指示，说：我认为不合乎党的政策，因此我不准备这样办。所以习近平在河北始终没能提到更高位置，才被上面调到福建厦门。他临走时说，高书记，我要调走了，给你汇报一下。高扬说，你是中央管的干部，用不着给我汇报，你走吧。高扬最后去世的时候，作为前任中央党校校长，当时正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连花圈都没送。
空降厦门当副市长，对李锐的态度
第二件事，他为什么能上到高位？李锐起了很大作用。可能是习仲勋找胡耀邦，胡耀邦又找了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把他从县委书记直接空降到厦门当副市长，代替胡耀邦那个在厦门不安心工作的儿媳妇。是李锐当时直接到正定县考察，绕过省委高扬，回来后说这个人不错，就提拔他到厦门了。今年李锐写了封信，说蒋彦永准备到台湾参加蒋彦士夫人、也就是他表嫂的九十五岁诞辰，李锐在信上担保说：我可以保证蒋彦永这个人政治上是可靠的，可以让他去。结果习近平的回答是：中组部以后不要再给我送李锐的信。以往李锐给江泽民和胡锦涛写信，他们总还可以收到，但是不听他的；现在是连收信渠道都堵死了。
我在电话中跟鲍朴商量过，是否值得把我写“六四”的文章出一本书？鲍朴说这有意思；有人建议我，如果他出不了，可以找德国民阵秘书长潘永忠。我们就在电话里这样说了一、两次，结果领导找我，说上面已经知道了，你是不是准备把“六四”的文章出书？不准出。我说我并没有落实。他问，是不是有潘永忠这个人？我说有。他说你是不是要找他出？他是敌对分子。——我只不过打了个电话，就有人把它变成了一件事，然后给我警告。这种白色恐怖状态超过以往。
农民工大量的剩余价值被剥夺
未来中国，我们如何展望？有一次有人说，我们可能要面临二十年政治黑暗的时期——是啊，如果习近平搞十年，他再物色一个跟他思路一样的接班人，又干十年，这二十年肯定都相当专制黑暗。王军涛不信，说会有二十年政治黑暗吗？两年吧。但我觉得黑暗时间会长一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发展了就可以剥削农民来维持统治。例如，在宁波征收农民一亩土地，给农民一万块，卖给开发商就得五十万，政府和开发商一亩地净赚四十九万。如果一亿亩，就是四十九万亿，这是一个多大的资源！
以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做调查，农民工一年是一万块工资，产出的GDP是二万五千，相差一万五是什么？我问中央党校教授，这一万五是不是剩余劳动？他说是；我问，这是不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他说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剩余价值，所以这是不叫作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一个人一年一万五，两亿人就是三万亿，这就是廉价出口农产品、工业产品的基本来源！
这两个条件，可能使要衰弱下去的中国经济还能垂而不死，所以我们争取民主宪政与专制黑暗的斗争，应该看到这种长期性、复杂性，我们自己要有韧性，做充分的准备；但我们也要做一个可能有偶然事件爆发的准备——有个美国教授说，共产党三十年后垮台我不奇怪，明天共产党垮台我也不奇怪。
中国可能走向国家社会主义
有一本书，叫《雄主与拓展》，是东方毅写的，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央军委一些人支持他，核工业部长蒋心雄也写了跋。他们的观点是，中美必有一战，必须有一个“雄主”——大英雄，把成吉思汗到毛泽东的英雄气派都继承下来。中国一定要拓展，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这个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者。
习近平和军队的某些观点，反映出中国很可能就像李伟东说的，会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再走下去，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现在中国和日本，各方都在宣传民族主义，保住政权、捞住民意，这方面应该注意。
我们在北京搞了一个午餐聚会，四年来，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都有些老同志到一块儿来聊一聊。八月在万圣书屋开时，老板说分局打电话来，叫你们不要谈敏感字眼；九月在铁道部旁边一个茶馆开，大家走到了门口，老板说公安局不准你们来这里。查建国说，他所在分局的国保对他说，这是“右派的论坛”，你不要参加——他们管得很紧。但是这些人如今还在午餐聚会。上面的意思也很奇怪六月不准高瑜跟我去香港开会——高瑜连行李都托运了，以为没什么阻碍了，上飞机的最后一关把她挡住了。但十月又让我们三个来北美。所以上面是否有些犹豫？松松紧紧，不清楚。
总的来说，我对未来基本上是比较悲观的，但我们又要抱谨慎、善良的希望，不能完全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