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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三本反动日记

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和父亲已经坐牢快五年了,都在四川省第二监狱,他在一队,我在女犯三队。

很快,文革的战斗就打响在监狱里了。

对我最直接的冲击是关于父亲的三本日记。

王户籍审问我日记的下落

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是端午节。下午两点多,队长把我叫到饭堂隔壁一个堆了些杂物的房间去。当时,车间在做棉衣,我的工作是把棉花用秤称成小捆,灰尘和短毛刺激得我不断打喷嚏,我两个黑鼻孔满身白毛走了进去。房里坐着一个穿黄军大衣三十来岁的年青男人,仪表不俗,态度平和,我惶惑地望着他,不认识他是谁。他自我介绍是较场口派出所我家现在的户籍,姓王。看来,逮捕我时的“姜疤”户籍已经换了。

王户籍开门见山地问我父亲解放后记的三本日记的去处。我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父亲记了三本日记,既然清楚有这事,为什么还要问我它们在哪里。父亲确实写有三本日记。我粗略地翻过,主要记的是解放后他的所见所闻所历,其中不乏共产党耸人听闻罪行的人名、地点、时间、详情等细节,和他对报章杂志上一些文章的看法与评论。但日记的很大部分是父亲对“世界政府”的热烈向往和他个人对世界政府的组成及运作的一些构想。

这三本日记父亲于五八年初,托舅舅张亨中从重庆和平路我家带去藏在上海,他当时正在申请出国去柬埔寨帮我叔叔经商,准备拿到护照后,经上海带走。日记放在重庆家里,大家害怕,转移到别处,还是害怕,反正都成了惊弓之鸟。几个月后,有人从上海来“外调”,我以为是日记的事败露了,父亲又要坐牢,吓得大哭,结果是一场虚惊。

这次,王户籍专程来省二监盘问日记的下落,我是很认真对待的。从六一年逮捕审讯我到此次追查日记,我对共产党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

我想,父亲压根不知道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的事,他们尚且说我反动思想的形成是他教育的结果,他是我反革命集团的幕后指挥,重判他十五年。那么,这三本日记,白纸黑字全是父亲亲笔,不少言词直指共产党痛处,这次他们绝不可能视而不见,像对待父亲四九年前痛骂蒋介石腐败无能的十几本日记那样,他们完全会为这三本日记而恼羞成怒把父亲枪毙。

脑子转了一个圈之后,我斩钉截铁地回答王户籍:“我不知道。”并且下定决心,就是加我五年十年刑期,就是打死我,我的答案也是不知道。下了这个决心,我生平第一次在狱吏面前勇敢撒谎。

出乎意料,王户籍并没有拍桌子打巴掌说我不老实耍狡猾。相反,他对我说:“你的父亲也说不知道。”

我惊喜得难以置信,这个户籍太好了,他无异帮我和父亲串了供,父亲也说不知道,双方口供一致,我吃了定心汤圆。

红卫兵抄出日记怕父亲被枪毙

数月后,二监管教干部姜兆阳从厂部到三队追问我日记的去处。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很有些黄文德的凶味,此时我一点不畏惧,再凶我都不睬,问死我还是个不知道。姜干事愤愤地说:“你要相信,红卫兵的干劲是很大的,他们掘地三尺也要把日记抄出来。”我心想,那你就准备加我的刑吧!

后来,泡粑脸薛队长告诉我,父亲那三本日记已在上海被革命小将抄出,至于是红卫兵掘地三尺抄出来的,还是在威逼下有人自己交出来的,他们不曾问过。薛队长说:“看了这三本日记,任何中国人都会气得发抖,一本就够资格枪毙!”

听了她讲的话后,我心里怕得不得了,时刻为父亲的生命担忧。当时,我完全无法得到他的消息,哪怕是间接的消息。妈妈来接见,我几次鼓起勇气想问父亲的情况,但看看站在我俩中间的队长,就都忍住了,不敢提到父亲。我和父亲是连案,痛恨自己的罪恶,就应当彼此互相痛恨。到开全监“宽严大会”,我就更加如坐针毡,好像末日来临。那时,开会前除了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外,还经常放胡松华的《草原》。那次,留声机放的是《草原》,针头顶在唱片前面那段过门上,质量不好,发出粗糙的沙沙沙响声,这响声在我听来它就是脚镣拖地的声音,我断定父亲戴着脚镣正走进会场。戴脚镣意味着加刑枪毙,脚镣声从我心上拖过去,我全身战栗,觉得自己就要晕倒。

我一改过去开会时低头看地不朝男犯方向看的习惯,破天荒第一次抬起头盯着男犯一个一个看仔细,直到看到戴脚镣的男犯里并没有父亲,我才松了一口气。

从监狱长夏钰钦报告红卫兵的伟大功绩中得知,文革期间,他们抄出来的反动物品,蒋介石的照片、国民党的党旗、黄金白银变天账......骇人听闻多不胜数,社会上监狱里被抄者成百万上千万队伍浩浩荡荡,听起来就有“法不制众”的感觉。

被捕后招供连累父亲判刑十五年

这些新帐算不胜算,监狱人满为患,最后,全国一盘棋,老帐基本一笔勾销,父亲没为三本日记枪毙。这三本日记我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担心,到现在他们把日记抄走了并且不作计较,我才放下心头大石。

回忆数年前刚逮捕我时,审讯员黄文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完全不设防的我攻克了。在他的呵哄吓诈下,我竹筒倒豆子把父亲同学全出卖了。为了避免他继续对我白天黑夜急行军似的审讯,和没完没了的咒骂以及当着我面吃饭令我流口水等的精神折磨,我还按照黄的引导把一封别人来信写的几句话(他指出的十六个字),胡说成是我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只是当时脑子不够用,不然我会给自己的反革命集团取个好名字,以期黄文德表扬我坦白诚实。没想到,就这么乱说了几句话,后果竟如此不堪,我自己十三年刑期活该,五十岁的父亲给判了十五年,他对“反革命集团”一无所知,母亲和四个弟弟也从此走上崎岖之路,从此苦难不断。三个出身右派地主富农的同学朱文萱、伊明善、吴敬善,只同我聊过几次天,就成了“集团”成员,两人被关,一人开除工作,大半辈子完蛋。

害人害己,我终生不得安宁。

这次,他们追查父亲的三本日记,我表现得不老实,结果反而没事。我第一次体会到,人在无法无天横蛮无理的共产党面前,不能讲诚实坦白,对他们诚实坦白就是愚蠢,就是伤害你的亲戚朋友,就是犯罪,要抗拒要撒谎,调动你的智慧和勇气,拿出肩头准备承担,这样做了,他们反而把你奈何不得。至少,不会连累别人。

四川先知们说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只判三年”是何等的英明。

出狱后才知道,在那个无法无天,不为任何事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打的年代里,如果当时父亲和我是在社会上而不是在监狱里,父亲完全可能为他的三本日记送命,而我这个孝子贤孙大概也陪葬了。监狱里的死老虎们,相对于社会上的死老虎和新老虎真的安全不少。那时管教干部对我们说犯人是生活在防空洞里了,看来有点道理。

我还庆幸,在黄文德软硬兼施面前,我没傻到把父亲的三本日记也“坦白从宽”出来,否则,按照那时的判刑,父亲就不是什么十五年的问题,而是“不杀不足已平民愤”了。否则,我现在就不仅仅是终生不得安宁的罪人,而是手上沾着父亲鲜血的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了。写至此,想到当时我完全可能在不经意间把父亲送上断头台,我的心立即紧缩成一团。

一位读过我书的朋友说,“看到你把所有的人都出卖了,我心想,幸好,当时我不是你的同学!”另一位读者来我上班的店里说,“我非常气愤你,你把你的父亲整得好惨,你父亲是最冤枉的......”

希望我可以重新活一次,但愿我会表现得勇敢成熟一点。

但我最希望的是,这类事情永远不曾在地球上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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