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签证问题已经用阴险的方式播下了自我审查的种子”，《康德纳斯旅行者》（Condé Nast Traveler）全球事务编辑Dorinda Elliott上个月在《中参馆》（China File）上写道。“很惭愧，我承认自己对报道如人权律师等敏感话题感到担心：如果他们不让我回来（中国）怎么办？” Elliott在1980年代末期担任《新闻周刊》驻北京分社的主编，她长期在中国做报道。“我决定不写这个故事了，至少现在不写，这也证明了我是北京这个‘控制游戏’的同谋”，她继续说道。“毕竟，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话题去追踪报道，对不对？”
Elliott的陈述最令人震惊的是她的诚实。西方记者本不应该对北京做出任何让步，即使这样做了也很少承认。最近的报道称，彭博社的主编Matt Winkler冻结了一篇有关中国一名超级富豪的调查报告，以免得罪北京。此事令许多人感到恐惧。Winkler否认封杀了该报告，表示仍在考虑之中。
可以理解人们对《彭博社》封杀报道的愤怒，但不应感到惊讶。这个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故事。北京可能会迫使《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二十多名记者在今年年底前离开中国，显然是对这两家新闻社对中国领导层家族财富的调查报告做出的“回应”。“中国官员只是说，美国记者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来获得续签：裁剪新闻覆盖面”，《纽约时报》写道。上周四，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北京时说，他与中方“对待美国记者”的方式存在“深刻分歧”。随着北京更加严厉地恐吓外国记者，西方传媒的自我审查事件只会有增无减。《彭博社》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在中国，自我审查就是悄悄地不写一些文章，避免某些主题，以及谨慎措辞，还有就是不断地追求“平衡”。
对于在中国的许多外国记者而言，“驱逐出境”这种模糊的威胁现在变得更为现实具体。去年，《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Melissa Chan遭到驱逐。而今年秋天，曾在中国做了18年报道的Paul Mooney，作为路透社驻中国记者被拒签。对他们二人，北京没有给出这样“惩罚”的理由。
有20多年中国经验的作家兼商人James McGregor表示，怕被拒签的确影响了外媒对中国的报道。 “随着中国的反应变得越来越激进，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变得越来越警惕。这些人有妻子，有丈夫，有在上学的孩子，得不到续签会破坏你的整个生活。人们的脑海里会想这些。”
美国一家主要报纸的驻北京记者说，“有时你能感觉到自己只有有限的弹药，你问自己：我是否愿意在这项任务中用完所有的弹药，这会让自己容易受伤，还是把这些弹药用在其他目标上。”因为担心中国政府会取消他的签证，他要求匿名。
“像新疆、西藏和法轮功这些主题，外国记者报道的概率非常低”，他补充说。“你可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但随后会被驱逐出中国，或是被中国的外交部决定暂缓给你续发签证，直到那一年的最后一天。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令你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们越来越多地在做这样的事。”
“没有办法准确地知道底线是什么”，美中关系亚洲协会中心主任Orville Schell说。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他说，“但一旦你过了线，进入了党的‘警戒区’，你就知道了，拒绝让你进入中国访问，这一问题会让你不自觉地在计算着你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最近被拒签的路透社记者Paul Mooney不知道自己何时“越线”的。可能是他对艾滋病或是西藏的报道，或者是因为他在做持不同政见者陈光诚的英文回忆录。“即使是在过去的一年，在等待签证时，记者朋友、学者和中国观察家们对我说，别再在Facebook上贴那些批评性的东西了”，他说。许多外国记者在12月递交他们的中国签证申请，以便在年底前能拿到。Mooney说，最近，一名欧洲记者联系他进行采访，但那名记者还不打算写这个故事，要等到他自己拿到续签签证以后。Mooney 纳闷，“每年这个时候，会有多少外国记者在做着这样的事情，还是说整年都是这么做的？”
无数的中国记者总是在这么做。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赌注要高得多：他们可能最终会被关进监狱。“自我审查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一名敢言的中国网络异议人士曾经告诉我。多年来，他小心翼翼地围绕着“政治地雷”跳舞，令到他没有被流放或是监禁。越来越敢言的作家慕容雪村最近承认：“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搞自我审查，我曾经相信自己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写过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即使我曾在拉萨住过3年；我也不曾公开讨论过新疆问题，即使我非常关注。”
这并不是说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记者都会自我审查。在过去的一年左右，出现了惊人的大胆报道。包括David Barboza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家庭所获财富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彭博社》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属的财富做了自己的调查报告。这些新闻机构均为这些报告付出了代价，但其他写敏感话题的记者没有受到损害。 2010年，原《纽约客》的北京特派员Evan Osnos写了有关达赖喇嘛的人物评论，他没有被迫使离职。
有些作家不太害怕被驱逐，因为他们不是职业中国写手，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研究机构Danwei网站的主任Jeremy Goldkorn说，“每次申请签证，或者离开中国，回到中国，我的脑海中总是会想，也许这一次就不行了。我已经在中国待了这么久，我在想，如果他们把我踢出中国，这将是一件好事。”
这些例子并不能描绘出西方报道中国的全貌。此外，那些会调整他们的批评的人，不一定是道德上的懦夫。有些人担心，如果他们被踢出中国，将失去能接触（中国）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机会。这使得在中国以外更难准确地传达中国的现实，写出让中国读者有共鸣的文章。如今，外媒的一篇文章能够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广为传播，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为《新共和杂志》写的一篇有关（清华女生）朱令案的文章被翻译成了中文，在微博上被转发了12.5万次。尽管当局有严格的审查制度，社会化媒体的力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北京当局对西方的报道如此紧张。
（本文译自《新共和杂志》12月9日刊登的Emily Parker的文章，题为“北京当局恐吓外国记者，令其自我审查”。）
原文：China's Government Is Scaring Foreign Journalists Into Censoring Themsel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