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认为毛在三个时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现也不同，但他内心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
近年来，中国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一直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褒扬过于热烈则又有可能助长党内“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
现年83岁的旅美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先生曾经撰写过一篇名为《打天下的光根—毛泽东于中国史》的评毛文章。
文中，他认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毛泽东120诞生周年到来之际，余英时接受了BBC中文网专访。他首先谈到毛泽东在江西、延安和文革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我觉得毛在三个时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现也不同，但他内心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在早期的时候他在党内没有多大地位。我看到陈独秀晚年时在监牢里的回忆，就说毛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还有像跟他在井冈山时期在一起的红七军军长龚楚把毛描写为实际上是“占山为王的”传统的造反式的人物。所以，他一心想推翻现有政治，自己作领袖，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大家把中共在江西的失败都归咎于第三国际的领导不利，所以推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遵义会议是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样就把军权交给毛了。最初一段时间，周恩来还做过一段中共的领导，但很快毛在井冈山与当地土霸发生很深的关系，利用传统的梁山泊造反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实力，最终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到了延安时期，所有大权就集中在毛一人手里。
所以延安时候，毛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文革时代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这个事情了。比如刚刚死去的高华，他讲《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就是用档案研究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得出的结论就是延安恰恰是文革的前身，杀的人之多，不过都是些当时无名的人。因此也就没有受到外面的注意。所以毛要想作领袖，领袖欲很强，占山为王，然后发展自己的王朝，这在很早很早就发生了，在他身上一以贯之，只是头一个阶段他没那么大势力罢了。
问：现在毛泽东诞生已经120年了，我们回顾一下他的一生，您认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毛泽东这个人呢？
余英时：我认为是时代造成的。而时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侵略，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关键就是在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老蒋抓起来，逼他一块儿抗日，不剿共，共产党才得到发展的机会。所以，在文革晚期，他们在批评林彪时就提出过林彪当时曾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问题了。所以，没有抗日战争这个关键，毛泽东是起不来的。而且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其他人的采访，比如说六个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在1945年初去访问延安，其中留下记录的有（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有山东学者傅斯年，他们的观察都差不多，说毛是一个占山为王的人物，基本上是靠传统的打天下的那种势力。但共产党组织和苏联的支持显然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使他合法化了、现代化了。
问：那么，怎样理解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对立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最终战胜蒋介石有无必然性呢？
余英时：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候，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避不开的了。也不是说必然性，就是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因为它的力量太大了，占的天下有一亿、两亿人了。不像江西时代，已经没办法剿灭了。在不能剿灭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刚刚收复中国，经济情况极坏。我那时从乡下出来到沈阳，到北京，后来到上海，我们所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把所有铁路所有交通一起破坏了，跟农村的交通都是断断续续的，秩序已经没办法维持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问：那么，中国过去总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蒋介石之所以败给毛泽东是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民心呢？
余英时：这（样说）太简单化了。因为共产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并没有向它，只是无可奈何，只有看它发展了。也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畏惧，但（国民党）已经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无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像共产党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欢天喜地。
问：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显现出来的“帝王性”是不是一个历史文化必然呢？还是他的个性造成的呢？
余英时：个性也有关系，但最大的一个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在国民党时代，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旧社会”，蒋介石统治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社会的资源、财产、土地、房屋种种，都是在老百姓手上的。政府不能把它都没收过来，国民党也没有力量把它变成党产。只有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把所有人民的生产资源全部收归党所有，也就是共产党所有。要想吃饭你非得靠共产党不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才能发挥他那种（帝王）威力，否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私有财产，比如像梁思宁在国民党时代，社会上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同情她支持她的，她办学校，讲反对国民党的话，都可以说的。在共产党、毛泽东时代，说得很清楚，你说你要不干政协委员，看你吃什么东西，你试试看。所以，这就是分别所在。这点是很关键性的，就是所有财产、所有资源都控制在一党之手以后，而最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在党内又被毛泽东抓在他手里，成了他个人的决定了。
问：毛泽东在文革时提出要破四旧，但他本人在床边放满了线装书，对中国古代的帝王权术，《三国志》、《水浒》等古书很感兴趣，很有研究。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呢？
余英时：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傅斯年在与我做的特别回忆时曾说过，毛泽东托人买一些各国的演义，不管是《三国演义》、《东周演义》，各种民间小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心理，希望在抓住老百姓心理中间夺取政权。所以，他夺取政权的那一套严格地讲都是从中国来的。他的一人专政也是从读封建古书来的，马列主义不过是给他一个门面。他心里想的是“造反”两个字，后来用的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使他的造反合法化了。
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今天对薄熙来也好，习近平也好，毛泽东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遗产的话，应该如何运用呢？
余英时：毛泽东严格上讲没有遗产。唯一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他一个人抓。他是一个政治强人，这一点他比斯大林还厉害，所以他是最强的强人。但他这个强人是靠打天下得来的，没有打天下的，这个强人就打折扣了。所以到邓小平时已经大打折扣了，到现在这些人都不是强人。毛泽东唯一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所以他们只是想往而已。因为现在共产党内部显然有问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之下，习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这就是他所谓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他们没办法抓到。
注：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2006年11月，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今属安庆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语言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高华：（1954年－2011年12月26日），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写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龚楚：（1901年11月－1995年7月24日），中国广东韶关乐昌人，与毛泽东朱德齐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人和高级将领，后投降国民政府。其回忆录曾披露红军残暴的肃反内情。
左舜生：（1893年－1969年10月16日），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生于长沙，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与毛泽东同龄、同乡，长期任中华书局编辑，为中国青年党主要领袖之一。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梁思宁：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梁启超的女儿。1916年生于上海，是梁启超的第四女。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结婚。1948年，章梁夫妇被诬陷为叛徒，罪名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2006年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