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被中国政府界定为中方的核心利益，新疆多地出现暴力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在新疆的维稳力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新疆问题学者伊力哈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的时候，向记者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新疆的真实情况，并向中央提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建议。
伊力哈木：“新疆维吾尔族过去的十年，生活在相对恐惧的状态。他们怕说话，担心被逮捕。政府提升了压力，采取了高压维稳的政策。我在北京也了解到一些情况。有些压力是直接的。比如说查维吾尔族人住的酒店，或者让房主不要把房子租给新疆人。我在微信、微博上看到了一些谣言，说新疆人在内地通过哈密瓜传播疾病等等。”
官民中国
“我一直强调，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民间的中国，一个是官方的中国。我更看重民间的中国。我也把更多的期待寄予民间的中国。所以我重申维汉之间应保持友好，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这次我担心的是，没有民间媒体的介入，很多人获取信息只能通过官方途径。我害怕像以前一样，会形成误解和仇恨。我很希望通过你们和其它媒体朋友，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希望阻止民族之间的仇恨，维族人和汉族人不是敌人，我们是朋友。这里面应该承担责任的，首先是政府。”
问：天安门撞车事件之后，中国民众所能接触到的报道，都是通过新华社通稿，而且有些海外媒体指出，天安门广场上的监控摄像机密布，当时撞车的现场应该有各种角度各种景别的视频。然而，中国官方媒体至今都没有发布一段视频。伊力哈木先生，您主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能否能够发表一些独立的观点，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
伊力哈木：我们在事发当天就发出了声音，表示没有证据不要匆忙下定论。之后的几天我们考虑到《维吾尔在线》网站其他人的安全，于是就由我一个人（来发声）。几天来，我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尽量发出声音。不过我们的人数不够，而且也需要考虑其他人的安全。
我可以大胆猜测，政府下一步怎么做。之前我都猜准了。（我猜）过几天政府可能会公布一段视频，有几个维吾尔人蒙面哭泣，道歉说，‘我错了’。不过，我们很难查证这些人的身份，他们是不是演员。政府现在提供的一些证据也很难让我们维吾尔人相信（这是一起恐怖袭击）。其实政府如果有证据的话，应该公布，因为对他们有利。
问：美国之音在采访两会时，曾经采访了新疆代表团的讨论。记得当时代表们强调了维吾尔人受到的种种优待措施，如考大学加分，不受一胎化的限制，为维族儿童提供双语教育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些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双语教育
伊力哈木：对双语教育，我早就表示支持，而且觉得这个政策推行得太晚了。我们维吾尔人反对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新疆现在实行的所谓双语教育，是汉化教育。现在维吾尔族的教育质量在下降，名为双语教育，但实际上不是。很多维吾尔族的孩子现在不懂维吾尔语，汉语也不懂。
关于人口优惠政策，维吾尔人的确被允许生两胎或三胎。不过新疆的汉人也一样，他们也可以多生。这不是对维吾尔人，而是对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这是优惠政策。作为一个民族、一个自治区，（生育政策）应该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由我们定。我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小，才1000万人口，而且80%的人在农村，很贫穷，没有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新疆维吾尔人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找不到劳动力（等问题）。很多政策对我们造成了很大伤害。现在我们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女多男少
不仅是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很多人也意识到，维吾尔人女多男少，很多维吾尔女生嫁不出去。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维吾尔人最不满的是资源分配不公。高考加分，计划生育政策等，我觉得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用本民族语言受教育，是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在新疆，这种权利在过去的10年，尤其是从2005年以来，被剥夺了。外界不知道真相，认为我们反对双语教育，其实不然。很多维吾尔人原先是文盲，却在主动学习汉语。
问：我曾经看到有这样的说法：新疆地大物博，特别地下是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由新疆人拥有或者支配的话，新疆就是中国的科威特。你怎么看待维吾尔人在新疆自然资源方面应该享有的权利？
伊力哈木：我想说的是，我们所说的资源不仅仅是自然资源，还有权利资源。新疆自治区党委15个常委，只有4个是维吾尔族。他们分管的部分，一个是工会，一个是自治区民宗委，是一些最没有权的部门。还有就是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而他的两个助理和司机没有一个是维吾尔人。这个区的人事、财政、土地、金融、航空、铁路等重要部门，负责人都不是维吾尔族。
说到自然资源，新疆自然资源的开采权，被中央企业垄断，如中石油、中石化、有色金属公司等。另一方面，所谓的民营企业，还是以内地民营企业为主，而且这些民营企业中的很多人靠的是和权力的关系，如自己的老乡在这里当领导等等。
对维吾尔人来说，别说发展，我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有些汉族学者说，维、汉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我部分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从人权、法治、民主的角度，维汉面临的是共同的问题。不过维吾尔族还面临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源。我们还要面对民族歧视和宗教等问题，就像中国的天主教教会或基督教家庭教会一样，会受到压力。我们的压力比家庭教会更大。因为我们和汉族主流文化，包括语言、长相、信仰等方面差别很大。我对维吾尔人说，我们面对的是两个中国。我们和民间的中国存在的误解，要靠加强相互的交流和理解解决问题。但是对政府，我们要共同推动改革、推动民主化，争取人权。
宗教信仰
问：能否就您的观察和我们谈谈新疆维吾尔人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参加宗教活动方面的情况？
伊力哈木：关于宗教自由问题，今年三月份我写过两篇文章，也向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提供了这些文章，其中有我们提供的大量案例和图片。其实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和共产党的无神论是矛盾的，我们受到的压力也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新疆的维吾尔人从小也和汉人一样，接受无神论教育。不过，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新疆的宗教管控得如此严厉。新疆有很多规定，如干部、企事业职工、学生、老师、女性、大学生、儿童、包括18岁以下的年轻人等，都不能进清真寺。那我想问一问，哪些人能进清真寺？在新疆，阿拉伯语成了特殊语言，不允许开培训班。学阿拉伯语也可能是非法的。那我想问政府，什么不是非法的？维吾尔人在哪里学习自己的宗教？如果民间不允许，请政府提供足够的伊斯兰学院。我知道美国和英国都有。
问：天安门广场发生的10-28事件，中国政府称之为恐怖袭击事件，是否折射出新疆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有越来越尖锐的趋向？
伊力哈木：我不同意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提法。我认为是维吾尔人和政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不管这个事件如何定性，选择天安门，自焚也好，用暴力的方式抗争也好，抗议也好，首先它选在天安门，这明显是在表现对政府的不满。
网站被封
问：接下来我们想谈谈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这个网站在中国受到屏蔽吗？可以在中国被一般网民看到吗？
伊力哈木：我们的网站从2009年7月6日后就在中国国内被屏蔽了，现在我们把服务器挪到美国。还有很多人用Apple苹果手机看。没有被屏蔽时，每天在中国的浏览量达到了120-150万。但现在是每天30万左右。我们最近几年也开了维吾尔在线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网络长城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些想获取信息的网民都会翻墙，维吾尔人也是。
对汉人来说，他们在国内还有其他选择，有很多电视、报纸在谈论汉族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而维吾尔人几乎没有。他们很认同《维吾尔在线》网站，因为这是唯一发出维吾尔声音的网站。而且政府也帮助《维吾尔在线》义务宣传。2009年《维吾尔在线》在中央台被点名，包括对我也做了“广告”。维吾尔人就是这样，你越不喜欢我就越喜欢。《维吾尔在线》的文章很快在维吾尔人之间传播，甚至我发现，很多不认识字的老太太都知道。
一警一户
问：最近我们看到有报道说，新疆最近出现了一种称为“走访”的现象。能否介绍一下什么是“走访”？是什么人到维吾尔家庭走访？是村干部吗？他们到维族家庭走访，是否事先经过同意呢？
伊力哈木：针对这个现象，《维吾尔在线》发的文章很多。新疆有很多冲突就是因为走访而发生的。（如到你家走访的人）有时就直接干涉你留的胡须、头巾，家中的宗教读物、标志、维吾尔人做礼拜用的地毯等等。这种走访导致的冲突，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导火索，甚至涉及一些维吾尔妇女。
古兰经对维吾尔族来说是很神圣的。虽然我现在不是每个星期都做礼拜，但我是一个穆斯林。尽管我一年只是逢年过节去几次清真寺，但是当有人烧毁或侮辱古兰经的时候，我肯定会很不满。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维吾尔民族的一部分。哪怕是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无神论主义者，如果有人侮辱宗教的话，只要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们也会表示不满。
现在新疆是“一村一警，一警一户”，这是张春贤去了之后实行的政策，也就是，一个村一个警察所，一个警察负责一个户。走访的人员有干部，还有政府聘用的一些失业的人，甚至是不良青年，或拿了政府补贴的人，以及警察、特警等等。如果有人随便闯进我家，我绝对不接受。我相信就算是大学宿舍，有人擅自闯入，也不能接受，更何况是一个家庭。其实新疆维吾尔族的不满是多面的，如宗教、语言、文化、政策，包括城市改造，就业、干部、护照政策，甚至对服装的干涉等等。目前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的排挤和歧视是很系统的，而且是政府带头。现在我觉得，维吾尔族对政府不满，在内部是没有分歧的，而且是全面的。政府在新疆那么多年，并没有培养出维吾尔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有，但是很少，没有形成规模。我看到很多统治集团，会培养出自己的利益群体，但在新疆没有做到。我觉得这一点上，新疆的政策很失败，连这个都没有做到。
强迫拆迁
问：您刚才谈到了新疆的城市改造和拆迁。我们曾经看到有关喀什旧城改造和拆迁的新闻。在新疆是否也和内地一样，有强迫拆迁和野蛮拆迁的问题？
伊力哈木：我这次去新疆的时候，有人从阿克苏来找我，他们跟我说，那里有一个村，变成了新区，房地产在那里是4000-5000元一平米。一些果园，还有棉花地等都被强征。一亩地只付给当地人2万8，然后他们把地卖给开发商，卖出去的时候每亩80万。就这样他们几百亩、几千亩的拆迁。当地居民当然不愿意。这种矛盾在新疆很多。和内地不一样，内地有媒体的介入，还有blogger和微博写作者等揭发这些现象。在新疆，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人揭露这种事件，结果回新疆之后，国安的人开车400多公里到家里把他给抓了。第一天就给他戴上了手铐，还剃了光头。幸亏我当天得到了消息，找到了在北京负责我的国保，让他向上反映，不然我就在媒体上曝光。后来可能当地警察知道了，让那位学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放出来了。
崇高使命
问：您今年2月2日打算去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结果在机场被拦下。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伊力哈木：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不让我出国。这么多年来，我每年都接受不同大学的邀请。他们（国保）都是提前把我拦住。以前美国大学邀请我，他们提前将我控制在家。这次我很公开，我说，我去印第安纳。朋友还给我送行，我们还举行了聚会。结果他们用了很野蛮的方式（拦我），不让我喝水，不让上厕所，达十几个小时。
我女儿目前在美国，这不是她的选择。她本来打算访美20天后回来。我们后来觉得她获得自由了，不能再选择不自由，再苦还是留下吧。
他们除了不让我出境之外，也控制我不让我离开北京。以前不让我去新疆，2009年，2010年都不让去。2011年可以去新疆，但是跟着四个国保。2012年去新疆跟着三个国保。他们买机票，24小时和我一起。到了新疆他们有司机，我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新疆的国保甚至不相信北京的国保。
2012年两会的时候他们让我呆在新疆，我说可以。他们不让我写文章，我说可以。但是到了新疆，新疆的国保又不让我在那里呆着。这就很矛盾。新疆的国保只管新疆的维人，不顾首都的。首都的又不管新疆的。他们（新疆的国保）公开地说，‘我们不想给你惹麻烦，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你回去吧’。我的哥哥、嫂子、侄女、侄儿、母亲，每天都对我哭，让我走。没办法，我回到北京来了。结果我孩子的上学问题推迟了一年没解决，是今年我自己解决的。儿子比同龄人晚上了1年（小学）。他们一直到两会结束，才还给了我落了儿子的户口。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选择的道路，不仅让我的人生坎坷，也影响了无辜的孩子。有时候我抱着儿子，对他说：‘对不起，儿子’。他不知道，问我：‘为什么对不起’？我内心确实对母亲、家人有愧疚之心。但是这是我选择的路。一千多万维人中能够像我这样敢于表达的并不多，既然我走了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哪怕前面有死亡的危险，也往前走吧。
我甚至觉得我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家庭，已经属于我的民族，属于我的朋友，属于中国，我的责任重大。我要推动维汉交流，避免将来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和悲剧。我很担心有很多问题会演变成维汉之间的大矛盾，尤其是民主化过程中。我们要是从现在开始不做交流，（政府）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和诉求，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那就就麻烦。已经发生的悲剧可能在新疆再次发生，不会发生的悲剧也可能在新疆发生。巴斯克人的经历，也可能我们正在经历。所以，我不仅对我的民族负责，我认为我有义务推动维汉间的理解，也有义务和汉族的朋友一起推动汉人和新疆人一起往前走。我不光是说说而已，已经准备好付出任何代价。
独立人格
问：一些左派网站上有人骂一些中国独立知识分子是美国的走狗、反华、汉奸。你怎么看待这些抨击？
伊力哈木：到现在为止，我那么困难，我没有寻求过任何国家的资金支持。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走狗，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维吾尔知识分子。我首先负责任的是对我的民族，我的家乡，我的国家。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走狗。
我崇尚美国的制度，我喜欢美国的学术自由，我喜欢美国的价值观，比如人权的保护，少数主义的尊重，宗教自由，媒体自由，民主等等。但有一点，我不是美国人。我也不认为维吾尔问题靠美国就能解决，维吾尔问题最终还是靠维、汉的相互对话来解决。我跟美国的学者有交流，甚至美国的媒体，但是我不仅和美国的媒体有交流，我跟很多国家的媒体都有交流。我被邀请的第一个国家不是美国，我也没去过美国，我去的是法国。
还有，像贺卫方教授，我很尊敬他，他也是我喜欢交流的国内知识分子。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美国需要中国理性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也需要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我特别讨厌这些左派，（他们）没脑子、愚蠢，他们才是走狗，我不愿意骂人，但是在这里，如果说到狗的话，他们才是狗。
问：西藏的问题和新疆的问题有共同点，有不同点。都有民族和宗教的成分，但是藏人有自己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而新疆维吾尔人没有。您算是新疆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吗？
伊力哈木：我很担心有人把我弄成精神领袖。以前也有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学者、外交官等等。但这些年我一直防止出现这种倾向。我首先是一个学者，现在我更愿意做一个推动维汉交流、倡议维吾尔权力的倡导者。在中国，其实维吾尔人不该怕代表维人说话。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我们的代表和团体。但中国的现实是不允许，而且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我不想对国际社会呼吁什么，我们需要中国政府要用负责任的态度，反思自己的新疆政策。不要把一些个案政治化和民族化，要讲证据。我现在愿意作为一个维吾尔人的民间使者与汉族交流，和汉族社会和媒体交流，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包括和现在的政府，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和发现，我并不愿意成为（精神领袖）那样的角色（精神领袖）。
问：您现在还在中国民族大学教课吗？你教什么课程？
伊力哈木：我这个学期本来安排每周2个小时的课。上学期每周10小时，教三门课。我并不是经济学专家，但目前我是在经济学院，教经济学有关课程。我是一个新疆问题专家，我真正研究的领域是新疆问题，我也研究中亚问题，侧重点是中亚的民族化对新疆的影响，包括中国和中亚的关系。我最近几年关注维吾尔族权利问题，也研究在转型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困境，以及将来的走势。
我教的课程是新疆人口资源、环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这是90年代中期取得名字，当时在中国很时髦。在中国，一个学科的名字很难改。这是一个本科的开放课程，但学校限制上课的人数为20到30人。不过来听课的学生人数经常到两、三百人。学校有时只提供很小的教室，坐不下。我曾经教过发展经济学，中亚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课程。一般没有教材，每次我讲的内容不一样，是我自己准备的以及我的研究和专题。上节课，我放了一段视频，讲的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民族冲突和民族悲剧。我讲到我们必须避免这些问题。有些学生向我要这段视频。在课堂是比较自由的。当然政府很不喜欢。每次我上次的时候，他们都录像。也有政府方面的人过来听，但是我觉得无所无谓。我在上课，他们可能也在听，或者在录音，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阴谋，应该很阳光地坦然面对。
问：你所有做的一些，其实有助于汉族和维吾尔族的相互了解，对政府如何治理新疆也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尽管有些意见和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并不完全一致。
伊力哈木：我希望大家都好，我们维吾尔族人好，汉人好，政府也好。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好。我们好说明政府好，我们不好说明政府不好。现在，我们维吾尔人情况不好，那政府再怎么说，都是不好。当我们维族人情况好起来，这才是好的政府。
民族自治
问：苏联解体后，一些和你们有类似宗教信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成为一个个中亚的独立国家。中国政府多次强调绝对不能容忍新疆独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伊力哈木：从历史上看，维吾尔人有过独立的诉求。这对一个民族是很正常的。我研究过世界局势，研究过中国和新疆的历史，也研究过巴斯克人的历史以及前苏联的民族问题和中亚民族问题。我觉得，对维吾尔人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在一个民主人权有保障的联邦式的中国里，同时享有维吾尔族的自治。这对于汉人，对中国，对维族人，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一个集权的，没有民主、人权、法治的国家，对于各个民族都是不好的，甚至是悲剧。但是，一个民主的，有公民权力，但没有民族权力，没有民族自治的国家，维族人也不能接受。
西班牙是民主国家，但民主不能解决巴斯克问题。我们在比利时也看到有不同的文化区，在英国也看到。所以很多自由派的学者说，只要有民主和公民权利，然后大家都一样了，其实不然。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性，有我们的历史。所以我更期待的是一个民族的自治，然后在中国境内，这样是最好的。到那个时候，中亚应该羡慕我们，而不是我们羡慕中亚。
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战略资源的民族。要是中国爱这个民族，有好的制度安排，维吾尔族完全可以在中亚、西亚、和中国的全球战略中发挥作用，就好像俄罗斯的鞑靼人。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有过高度自治的阶段，这块土地曾经繁衍了丝绸之路。现在大家都很重视自己的权利和文化，越是全球化越是要重视个体的文化，包括自己的特点。越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才越是最值得珍惜的。维吾尔人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权利，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所以我们要一起商量，解决维、汉问题，不是以杀戮的方式，而是以和平对话的方式。和平相处多好啊。
以史为鉴
问：有资料显示，中共建政初期准备把新疆命名为新疆自治区，当时的赛福鼎向毛泽东提出，自治不应该是一块土地的自治，要由人的自治，是维吾尔人的自治，中央听取了这个意见，将新疆定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在新疆是否达到你们希望的那种维吾尔人的自治吗？
伊力哈木：我向回顾一下历史。维吾尔人1884年称为清朝的一个自治区，不到二十年，清朝覆没了。当时维族人跟汉人一样，不承认清政府，维族人也要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一直到1947年，维族人一直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在斗争，并尝试这样的运动。
1947年，蒋介石很聪明，派了张泽忠跟维族谈判，签了协议。他也从国外请了一些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些流亡在内地的维族人士，组成一个政府。当时除了外交和国防，其他都是新疆本地负责。新疆历史上还第一次举行了民主选举，包括县议院，地区院和省议院。当时除了政府派了几个代表，还有哈萨克族代表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说白了，当时就是一个维吾尔自治政府，还保留了军队。
后来中共的第一次宪法确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并承诺民族自治。维吾尔族接受了多民族国家的这个提法。中国在中共的治理下制定法律也确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制度之一。后来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时对这个自治区的名字有很多不同意见：突厥斯坦自治区，中国突厥斯坦自治区、维吾尔自治区、甚至叫突厥斯坦。
维吾尔人特别不喜欢新疆这次词，我也不喜欢。1984年之前这个地方根本不叫新疆，为什么维吾尔族住的地方非得用新的疆域这个汉名呢？现在经过那么多多年的移民，新疆人口结构改变了。新疆的一些世居民族，并也不是真正的世居民族，而是清朝和国民党时期移民过来的。除了维吾尔人和塔吉克人，其他民族都是移民民族。后来的很多历史是根据官方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历史认同。不管汉族的人口比例有多少，维吾尔族的主体性和历史必须得到尊重。
2010年时候，官方发布了一组矛盾的数据，汉族人口多了将近50万。但真正的内部数据是汉族人口占31%，而对外公开的数字是40%多。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人口结构有所改变，但维吾尔族仍是第一大少数民族。在中国，除了汉族外，维族是第二大文化体。虽然壮族比我们的人口多，但在谈到语言文化的同异性时，维族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在加强，这也推动了维族人争取权利的诉求。这个诉求跟政府的政策是冲突的。我们怎么办？有些人认为只有独立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维族人不明白自治是什么。当他们发现给予的自治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不要自治，我们要独立。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新疆的自治只是名义而已，真正的自治不是这样的，并没有的搭配落实。如果我们有真正的自治的话，新疆由维吾尔族自治，在这里，各个民族额人权都得到保障，维吾尔人有文化的权力、公民的权力、发展的权力。维吾尔人享有文化自治，与汉人和平相处，那么，我们在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对中国有贡献的，并分享大国发展的这样一个民族。这也对国家、对世界都是一个贡献。就像我们在丝绸之路时期所作出的贡献那样。我想象的新疆和维吾尔人就是这样的。
谏言中央
问：新疆最近连续出现暴力事件。继4月巴楚、6月鄯善之后，和田7月又起波澜。10月28天安门撞车事件之后，新疆维稳形势陡然升级。一些西方媒体建议中国政府反思新疆的民族政策，提出靠严打和维稳，并不能带来新疆维汉民族的和睦相处与团结。您对解决新疆民族问题有何建言？
伊力哈木：我曾经在2011年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信，通过当时负责我的国保官员交给他们。后来交上去了。我当时提出，自治不是分裂。如果中共还认为自己代表一个国家，代表少数民族的话，就应该负起责任。现在不负责任，将来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谈到了危害性。虽然现在的法律没有我们参与，但是将来在制定各项法律之前，需要要在国家法律和自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要落实自治权，向少数民族释出善意。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政府要是不对国家负责，对未来负责，将来会对很多问题失控，也控制不了未来的走向。
现在的这个体制，矛盾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解决会走向很危险的境地。民族矛盾一旦爆发，分裂运动一旦开始，一定会是一场悲剧，我们在车臣看到了类似的悲剧，车臣独立运动很难压制下去，最后受伤害的是不同的民族和人民，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和平文明的方式。
第二点我建议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已经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甚至非法拥有武器。把兵团说成是平民和公司，这在法律上是违法的。兵团拥有并使用武器，这本身对维汉关系是灾难性的。它在制造仇恨。他是农民就是农民，是工人就是工人，警察就是警察，干部就是干部。兵团应该就地解散，成为正常的机构。我并没有说把他们驱逐出新疆，很多人误解我的意思。那么多年来，我不断地写文章建议撤销兵团。我例证了利害关系，这是为未来的中国，未来的维汉关系，为未来的新疆。
第三，我批评了在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当然我有留有面子。既然写信，我就用更温和更能让中央接受的语言，但是我把问题还是讲得很清楚。我还从历史上，讲到怎样给维吾尔人宗教自由。后来有人说，我的一些建议，中央接受了。起初，我看到好像接受了。后来再一看，宗教政策却变得越来越野蛮，很不好。
我也提到了刚才你说的语言政策以及双语教育应该怎么样搞。我说，这个政策不是出的早，而是出的太晚了，晚了六十多年。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不是双语教育。目前实行的语言教育政策我是坚决反对的，维吾尔人是坚决反对的。政府是把正确的政策以错误的方式执行，导致的后果是老百姓买单，维族人和汉人买单。我说实行这样政策的政府可能会成为千古罪人。我提出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语言政策的建议。
我也在给中央的信中还提到了维稳的方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中央看到了，甚至说把我的信转给了自治区政府。刚开始的那几个月，他们不断地跟我沟通，不断地问我关于我在信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的细节。甚至好像还在录音。随后，对我的管控加强了，还撤了我的课。
死而后已
我去新疆时发现，对我的跟踪和管控比以前严很多。我周边的监控人员一个个全换了。我的一些学生甚至被强迫失踪。我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只能承受压力。
要是现在政府允许的话，我肯定不选择呆在北京，我希望至少半年在新疆，因为我研究的对象在新疆。我现在觉得很对不起我母亲。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才23岁。她一个人养大了四个孩子。现在她才64岁，她的病就是我给她带来的。
我前天还写了遗嘱。我把遗嘱给了我爱人，还有一个我很亲的人，我说一旦我出问题，哪怕我被国保或者是国安杀死，也不要认为是汉族人杀死我，不要把仇恨放在两个民族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