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中国转型大不易

“李克强经济学”一段时间以来成为舆论热点,坊间对于谁最早提出“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不一,但对政府宏观政策做出归纳,并发明英文词汇的当是北大教授黄益平博士。这位前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将“李克强经济学”称之为Likonomics,其总结出的三大内容包括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现实版的“李克强经济学”应该包括这三大内容,但只有这三个内容显然远远不能描述中国政治家的经济政策理念。“总理经济学”不仅包涵丰富经济内涵,其背后更具有强烈的政治逻辑。

李克强提出“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宏观调控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可以解释为,“调结构”和“促改革”都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进行,当经济运行触及政府设定的上下限,政府还是要用“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

所言“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从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看,“调结构”和“促改革”势在必行,但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做到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的目标相协调。

无论政治制度有何差异,执政党都要优先考虑经济稳定,这在中国当下似乎更为重要。政府对宏观经济设定的“上下限”,虽着眼经济内容,实际包涵政治考量。上限防通胀,既是担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引发社会动荡,也担心通胀预期走高会再度刺激房价上涨,最终导致无法控制的泡沫破裂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冲击。而下限稳增长、保就业,也涉及两个方面,其中保就业与防通胀一样,着眼点都是防止社会出现动乱。

尽管中共中央强调放弃唯GDP论英雄的思路,但话说回来,要想论英雄,还得看GDP。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GDP总量翻一番目标。这是中共全会确定的政治目标,必须完成。按照经济学的“七二法则”,要想在十年完成经济总量翻番,那么年均增长速度就要达到7.2%,因而确保十年内GDP平均增速达到7.2%,就是一个硬杠杠,就是讲政治。即便“调结构”和“促改革”,也要以保持一定经济增速为条件。

实际情况是,2011年和2012年GDP增速分别为9.3%和7.8%,前两年较高增速提高了经济总量基数,使得后八年经济增速维持在7%左右,即可实现十年翻番任务。而中央政府仍然强调今年增长7.5%,显然为后期可能出现更坏情况作好准备,也就是能往前赶就往前赶。

宏观调控设定“上下限”,使得“李克强经济学”依然保持了政治经济学特色,就是以完成党的经济任务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

当然,政府的美好愿望是通过改革释放红利,让改革也能够支持稳增长。从这点看,政治家想法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判断相吻合。中国经济现实是,长期依靠货币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恶果开始逐渐显现,去杠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中国经济必须经历去杠杆、去产能和去管制的过程。如果说,去杠杆要小心谨慎,担心刺破泡沫无法收拾局面,去产能可能带来银行坏账和结构性失业,那么去管制则是政府大有可为之处。毫无疑问,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有效方法。不过,如果不同时伴以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单纯的去管制也未必能够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

进入三季度,房地产热度再度提升,各地不断出现“地王”,而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热络景象并不以为然。有评论认为,政府想让市场机制回归房地产,但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政府仍然希望维持房地产繁荣,以支持经济实现既定增长目标。

房地产开发投资前8个月增速基本维持在20%以上,高于去年后半年4到5个百分点,这表明,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可以简单地判定,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地频繁出现地王和“日光盘”,就是政策默许下市场联动的结果。语焉不详的城镇化与房地产调控不作为,有效引导了市场预期,使得经济增长依然受益于旧有格局。

这又让人回想起今年一季度出台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这验证了笔者当初的判断,住房所得税政策在抑制二手房交易同时,会推动新房价格上涨,并带动房地产开发投资。显然,对经济增速的追求,仍是房地产调控政策虚张声势的原因所在。

在宏观调控上下限思维框架内,结构调整与精确刺激政策处于此消彼长的微妙平衡状态中,货币供应实际也是适度松紧转换。市场本来预计三季度末会出现资金紧张状况,但六月“人为的钱紧”局面并未重演,央行近来通过逆回购不断注入资金,有效缓解了资金状况。

由于中国货币政策受制于美联储,美国何时退出QE,会影响中国存款准备金比率调整的时间表。在笔者看来,中国目前维持货币紧中平衡的目的,就是希望留得后手,在美联储宣布退出QE后,开启“周小川池子”的阀门,以满足国内市场货币需求。不过,由于美联储在9月会议意外宣布维持债券购买计划不变,这让中国货币政策得以保持稳定。目前仍有国外分析师对10月美联储退出QE抱有幻想,这种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一是美国财政预算问题仍有麻烦,二是经济数据即便好转也不能就做定论,否则美联储显得过于儿戏。

考虑到货币政策需要谨慎推出,因而美联储年内退出QE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不可能放松,维持既有节奏,或是最好的政策选择。

应该看到,8月经济指标好转货币因素起了很大作用,8月社会融资规模比7月增加了近一倍,比6月增长了五成。不过,尽管货币供应增加,但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值得怀疑。8月数据显示,当月增长最快是未贴现承兑汇票,由7月的负1777亿元,变为8月的3045亿元,显示资金仍对实体经济保持一定距离。另一个重要数据是委托贷款增加了1000亿,表明一些企业宁愿获取高息,也不愿增加实际投资。

在政策微妙平衡下,经济数据得到好转,但实体经济投资环境远未得到有效改善,因而未来经济增长依然摆脱不了政策摇摆不定的尴尬局面。

近来国务院再度解除一些项目的投资管制,甚至推出上海自贸区实验,但仅靠放松管制显然不能足以调动民间投资的热情。除了泡沫经济导致的实体投资利润率偏低外,税收的实际优惠不到位,对垄断行业的改革缓慢等,也是制约民间投资的重要原因。

不过即便政策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不断上涨的房价终有回头的时候。美联储退出QE是必然,只是时间推后而已,一旦全球货币供应预期逆转,中国若想继续维持房价,则要付出更高的政策代价。因此,逐渐摆脱房地产依赖症,才是让宏观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明智选择。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言,从长期看,我们都会死的。对短期的关注,或许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更务实的选择。在经济与政治双重压力下,中国转型大不易。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