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局部）中清明时节的闹市景象
唐代事假颇为人性化：父母在三千里以外者，每三年有30天的探亲假；五百里以外者，每五年15天；儿子及冠礼有三天假；子女婚事有九天假，旅途所需时日除去不算。
汉代：五日一休沐
《孔雀东南飞》里，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其妻子刘氏虽然恩爱异常，但由于平时居住在官署，年轻夫妻聚少离多，以致于妻子哭诉：“贱妾留空房，相见日常稀。”这正是汉代公务员工作期间必须留居官府、难以顾及家庭的真实写照。
他们一个连续工作周期是五天，然后有一天固定休息，名为“休沐”，即休息、沐浴。古代男子蓄发梳髻，高冠峨带，在沐浴之后，公服既解，长发犹湿，无法束冠，于是就此歇将起来，而沐浴之日，也便成了休息之日。
汉之前，秦代官员休假回家称“告归”，顾名思义，报告一下再回家，并无明确的休假制度。但在汉初，“五日一休沐”就已成定制，官吏们无论职位高低，都是如此。
在汉代，“休沐”除了官员休假的现实需要之外，还有着特定的政治意义。汉初以黄老之学为国策，而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对浣洗沐浴甚为重视，道书《云笈七签》卷四十一有《沐浴身心经》：“沐浴内净者，虚心无垢；外净者，身垢尽除。”
由是，汉代上层统治者也推崇浣洗沐浴这项生活方式。一方面，官员按时休息也是清净无为之道的体现，另一方面，洗沐除了能清洁身体，还被附加上了去心垢、澄清思想的意义。
若休沐日不休息，反而不为人称道。《汉书•薛宣传》载，到了休沐日，西汉左冯翊郡的所有官员都休假了，只有贼曹掾（管盗贼事，类似今天的公安局长）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
对此，郡守薛宣认为“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故而专门下令：“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这意思是，你虽然公事繁忙，但也要顾及家庭，赶紧回家陪妻子儿女，和家人邻里饮酒欢聚。
至于为何是“五日一休沐”，这仍与汉代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在古代历法中，一年三百六十日，分二十四节气，又再三等分，五日为一候。这便是“气候”一词的渊源。显见，汉人“五日一休沐”，乃是为了遵循其观念中的天人变化之道。
不过，据《资治通鉴》记载，汉代在皇宫内廷当差的官吏，享受不了“五日一休沐”，他们是一旬一休。此外，太学生、军人，也都有休假，但居家离学校或营地太远，不可能当天往返，所以这个假期是按五日一休累积折算。当官而住家不在本地的，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汉代的节假似乎不多，大约只有冬至和夏至两节。《太平御览》卷二八引《续汉书•礼仪志》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是说自冬至日起，百司放假，要另选吉日开衙办公，和今天的春节差不多。
唐宋节假最多，父母在五百里外者有探亲假
据王国维考证，汉代“休沐”制度一直到两宋都保持着。只不过在唐代变成了旬休。与南北朝时的轮休制不同，唐代旬假，是从朝廷到百司全都停止办公。旬休时间，一般都定在旬尾，即十日、二十日和三十日。
日本汉学家池田温曾统计过《唐大诏令集》中写明日期的诏令，发现在这三个日子发出的诏令明显比较少，正是因为旬休。
不过，虽然百司都不对外办公，但有值班人员留守，以便应对紧急情况。《南部新书》追述唐代御史台的值班制度说，凡新入台省的官员，照例都是“节假值五日，谓之‘伏豹值’；（其他）百司州县初授官，陪值者皆有此名”。可知各级衙门逢节假公休，都要安排专人值班，而且多为新来的同事。
但另一方面，唐宋时代的节假在历代最多，动不动就放7天长假，而且每年节假累计超过50天。
唐律规定，给假七天的有三个节：元日、冬至、清明，在这几个节日都要安排重大的官方祭祀活动。尤其清明期间，除踏青、放风筝、折柳插门、荡秋千外，文武百官还常出城拜扫，郊外春游、扫墓，甚至远到东都洛阳去祭祖。
四月八日佛诞日，因武则天信奉佛教，也被纳入国定假日。其后唐玄宗奉道教，说老聃是唐朝始祖，于是又将二月十五定为道诞日，也给假一天。玄宗开元十七年起，又把当朝皇帝的生日命为千秋节（后改天长节、天成地平节），初给假三日，唐肃宗时改一日。
除了七天“黄金周”之外，唐代还有给假三天的小长假：中秋节、夏至、腊日，至于给假一天的节日，更是多达21个。这是诗人们的福音，如元稹《寒食日》：“今日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杜甫《清明》：“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
节假日之外，唐代事假也颇人性化：父母在三千里以外者，每三年有30天的探亲假；五百里以外者，每五年15天。儿子及冠礼有三天假；亲戚的有一天假；子女婚事有九天假，旅途所需时日除去不算；其他近亲婚事有五天、三天或一天假。
至于父母丧事，朝廷官员则必须强制性地退职三年，也就是“丁忧”，如确实事关中枢大局不能退职，需皇帝亲自下令“夺情”，否则将被视为道德污点而被人诟病。
宋代请假随意，值夜记录成“害肚历”
宋代节日休假制度更完善，不但保留着元日、寒食、冬至各放假七日的规定，还有年终的“封印”假期。各级官署，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停止公务，公务人员回家过年省亲，要到次年正月二十日才返回衙门“开印”办公。有人统计，宋代公务员带薪休假可达110天之多。
正是借助每年黄金周长假，苏轼四处游山玩水，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他调任杭州知府，上任时恰逢冬至，便来到人迹罕至的吉祥寺游览，留下“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的名句。几年后他又调黄州任职，有一年中元节，他独自南下湖北，泛舟赤壁探古访幽，“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元宵佳节，则必定是盛况空前、举国共庆：“故族大家，宗藩戚里，宴赏往来，车马骈阗，五昼夜不止。”辛弃疾的《青玉案》，便生动描绘了一幅流光溢彩的节日画卷：“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宋朝相对宽松的休假氛围，使得官员们的请假制度与唐代相比，随意许多。沈括的《梦溪笔谈》就记载，掌管文史事物的翰林馆阁，每夜要轮流一人值夜，而轮值官员往往托故不去，总是在值夜的本人名位下写上：“腹肚不安，免宿。”一来二去，作为值夜记录的“宿历”，就被称之为“害肚历”了。
除针对官吏而外，宋代休假制度也考虑到了受官方制度节制的下层人。如服役工匠等人，亦有休假。这些人可在元日、寒食、冬至和腊日各休一天。流配的囚徒，可每十天休一天，元日、寒食、冬至各休三天，在路途上祖父母、父母丧，还给予“住程假”。
清代假期减少，以封印休长假
明朝休假制度较之宋朝有所改变：元正五天，元宵节十天，冬至三天，月假是三天，每年休假总计只有50多天。明朝年终封印只有四天假期，从除夕夜至新年正月初三，便重新开印了。
明代最长的假期是元宵节，这始自明成祖朱棣。他觉得自己“继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民乐业，”于是下令“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着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不要搅扰省事”，并要以此“永为定例”。
不过，从不肯上朝的万历皇帝开始，明代公休制度，大多成为一纸空文。《旧京遗事》云：“京师诸曹，职业烦猥，然官方不以曹务为事，处安居尊，优游宴乐。神宗时，士大夫文酒从容，雅歌宴会”。到了明末崇祯年间，益发“曹司之务，旁委尽废”了。
清代大体延续了明代的公休制度，有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由于三个长假在时间上接近，若再加延长便几乎连缀了，于是清代就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将这三个长假贯通。封印日期在年末的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开印日期在新年的正月十九至二十二日。至于具体哪一天，则由钦天监从中选出吉日。这其实就是年终大假，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并且，乾隆四年（1740年）后，官署才有了为应付紧要事务而预留的空白印件，因长假中官吏都不大务公，权力暂时真空也带来了问题，一些地痞无赖们就会乘机在市肆之间干些偷摸抢掠的勾当，“毫无顾忌，盖谓官不办事也”。
星期日公休的引进
至于星期天成为公休日制度，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
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大量进入并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按照本国习俗，在星期天休息娱乐，中国人始而好奇，后逐渐认同。1872年6月13日，上海《申报》发表社论称：西洋各国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中国应该仿行。
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星期天公休日，还只停留在认识阶段。直到1880年代，星期日休息制度才从个别新式学堂开始。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规定，在洋教习任教的一个班，学生随同教习星期天休息，这是为了照顾外国教习的生活习惯，而其余由中国教习任教的三个班，则无此规定。同校不同制，校方显然是顾虑被指责全校通行西俗。
而后，在1895年开始的光绪朝新政中，大批新建新式学堂，都明确规定了星期天休息制度。不过，当时还很少有“星期日”这个称呼，通常以根据中国二十八宿值日法推算而出的房、虚、昴、星四字代替。
星期日公休真正成为潮流，则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了。这个时候，报刊登载演出广告，也都变农历为星期。1902年6月8日，该报刊登英国德必士戏班演出广告，开演时间为“华五月初三日礼拜日下午三点开演”。当时不少外国来华戏班的短期演出，常安排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上海等地市民已将星期六晚上、星期日视为休闲时间。
从1906年起，清政府中央各部也相继在星期日放假公休，率先实行的是一些新设立的中央机构，如主管教育的学部(教育部)、主管经济的农工商部、主管外交的外务部等。1907年秋，陆军部也开始休星期日。1911年夏，最守旧的吏部与礼部也跟随潮流，实行了星期日公休制度。至此，清政府中央机构已一律实行了星期天公休制度。
至于在正式用语中明确规定使用“星期”而不用“礼拜”，则始于1907年清廷批准的一份奏折。当时，关于全国学堂是实行星期日休假还是放传统的旬假，产生了争论。侍读周爰诹奏请整顿学务，以塞“新学流弊”，他的重要理由是：星期日放假是以“西法变中俗”，应予以取消。
但当时清廷最高权力机构之一的会议政务处，在议复此奏时，坚持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中国不能独异；同时在名称上规定只能称“星期”，不称“礼拜”。
这规定是基于避免基督教影响中国、防止西方人“以夷变夏”的传统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