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纽约时报》11月17日刊登了慕容雪村的文章，题为“中国的透明人”。
文章说，大约每月一次，郝健（音）都被警方礼貌地“请去喝茶”。身为一名政府评论家、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先生签署了“零八宪章”。他曾参与了有关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民主论坛，在那场屠杀中，他的堂兄死于枪伤。
警方监听他的电话、阅览他的电子邮件，并跟踪他。在特殊的场合，像2010年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的几个月，政府禁止他离开中国。一名警官在最近的一次聊天中告诉郝先生，“对我来说，你的生活完全是透明的。”
在我的熟人和朋友中，有几十人被迫过着“透明”的生活。当局除了监视政府的批评者，还监视在私宅举行教会服务的组织者、监视法轮功修炼者和普通的访民。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在遭到监视。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是哪个机构在负责这项艰巨的任务。
斯诺登事件终于给整个世界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为了公众安全，公民不得不放弃多少的隐私？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略有不同的是：为了政府的安全，我们必须放弃多少隐私？
中国已遍布监控摄像头。在大多数的街道上，在超市里，以及在教室里。这个被称作“天网”的网络，通常被官方形容为是为了“法制管理”。但像今年早些时候，在吉林省一辆被偷来的汽车上杀害婴儿的重案显示，这些摄像头对于打击犯罪几乎没有什么用：人们批评说，这些昂贵的摄像网络在这个案件中没有发现一名犯罪嫌疑人。
相比之下，这一监控系统在“瞄准”上海人权律师李天天时工作得非常完美。据李女士说，安全官员试图给她的男友展示一段她与其他男子走进一家酒店的录像，暗示说她不忠。（她的男友拒绝观看。）
当然，监视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与恐吓。近十年来，“维稳”一直是政府公开的口头禅，但这只是在寻求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证明共产党掌控着权力。“稳定”被认为比教育、医疗保健，甚至国防都重要。在2012年的政府预算中，国内安全费用超过1110亿美元，相比之下，国防预算为1060亿美元。
2012年前往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的前重庆警察局长王立军，他在2010年吹嘘说，重庆的监控系统已确定了4000名“不受欢迎”的人在中国新年前后进入了重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发现后，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强迫离开这所城市。这种滥用监视权的情况可见一斑。
然而，大多数中国公民似乎不在意过着透明的生活。即使在中国最开放意见的社交媒体平台，很少有人质疑这种广泛的监视网络的合法性和必要性。201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只有55 ％的人反对在宿舍安装摄像头。
作为一名敢言的作家，我变得偏执。我经常怀疑自己被跟踪和录像，但也没有办法证明。我偶尔转身查看警察是否就在附近。当我与朋友在咖啡馆里坐下来时，经常不自觉地会检查台子下面是否有监听设备。
我在内心时常与这种恐惧交战，我不知道在这个政府的手中，我将会发生什么事，这影响了我的判断。我不知道这是否已影响到了我的写作。直觉告诉我，还没有，但我无法相信我的直觉。它割裂了信任——信任自己、信任他人，最严重的后果是过着一个透明的生活。
几个月前在一次聚会上，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朋友指责另一个朋友是共产党的密探。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我不能避免去想：在我的熟人中，有某个人在监视我。我告诉自己，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但在我的诚意里经常混杂着谨慎。
处于被监视之下的人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在普通的社会互动中寻找背后的“别有用心”。当与陌生人交往时，我们小心翼翼。如果与陌生人交谈不可避免的话，我们倾向于不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担心，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用来对付我们自己。一位朋友最近告诉我说，在过去的几年中，他还没有交过一个好朋友，因为他很难相信别人。
中国政府谈构建“和谐社会”。但如果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带着怀疑和恐惧生活，这怎么可能真正的和谐？没有了信任，我们将过着怎样的生活？
原文：The Transparent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