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中国的大饥荒在4年中杀死了超过4500万人。在这个被遗忘的大屠杀中，幸存者们讲述他们的故事。
在1958年至1962年，毛泽东推行其疯狂、残酷的计划，通过强制集体化，即所谓的“大跃进”来改造中国经济。历史学家Frank Dikötter称随之而来的灾难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屠杀”，造成估计有超过4500万中国人死亡。然而，在中国以外，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毛泽东这最大的罪行。
历史学家周迅（音）通过走访中国的乡村，从这个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受害者那里搜集第一手资料，编入他最新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毛的大饥荒，被遗忘的声音”。
在四川彭县的一个小村庄，在激进的集体化刚开始的时候，潘正惠（音）是一名热情的“大跃进工人”。现在，她已80多岁，喜欢打麻将和抽烟。她对那个时期没有丝毫的留恋：
当大跃进开始的时候，我被送到雅安去工作。被政府聘作一名“大跃进工人”。为啥？那时工厂需要工人，在农村的农民被送去支援工厂。那时，我有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但我把他留在了家里，自己去了雅安。后来这孩子死了。那时我年轻，也不在乎。在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既不关心老辈，也不关心孩子。就是上面让我们做啥就做啥，充满了革命热情。那时就是这样。
比邻四川的是云南省。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是谢富治。在共产党接管那个地区后，1950年代初，他采用强硬措施取缔鸦片和控制土匪是出了名的。在他统治下，村民们受到的待遇不比鸦片罪犯和土匪要强。陆良县的朱大叶（音）回忆了在人民公社那严厉的军事政权：
那时我是一个木匠。地方干部叫我去哪干活，我就不得不去。如果有谁胆敢违抗命令，就会被公社在夜间进行审问。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像一支具有非常严格纪律的军队。我们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没得休息。如果想休息一下，必须得求得许可。如果有谁没来露面工作，就不给他们饭吃。我们每天去上班的路上，那些干部们就站在一旁，手里拿着竹棒。如果有人走得慢了，他们就会用竹棒打那个人。在我们村，约有90％的人都被打过。
雷华珍（音）是个长得好看的女人，在四川的居民中属于异常高大。谈起人民公社和集体农业来没“好话”：
那时，没人敢挑战官员。那些干部都非常可怕。例如，有一天，我们村一些四、五岁的孩子到田里摘了些豌豆，被他们抓住了。那些地方干部把他们绑起来，扔到干涸的老井里，吓唬他们......
破旧的河南省光山（音）县城看起来死气沉沉，四周是平坦的乡村。在中国，有许多这类的城镇。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因为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很高而闻名：这里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消灭掉”了，包括许多是全家死亡。其中有数千人是被折磨致死。有些人甚至被活埋。在吴永康（音）的村庄，当时有120人，74人因饥饿或殴打致死。我曾经常读到在该地区广泛存在吃人肉的事，所以我问了当地一位居民。他转过头，看着远方，说：
是的，是有人吃人的情况。我们村有一个叫武孝凡（音）的人，当他女儿死后，他把他女儿的尸体吃了，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可吃。在这里，几乎村村都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80多岁的魏德旭（音），住在四川北部阆中县高山上的土方山（音）村。在1930年代，这里是共产党红军的一个基地，也是中国最早完成“土改”的一个地方。但共产党的“解放”几乎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好处。如今，村里只有一个邮局，同时也兼作储蓄所。因为它太高太偏远，交通很糟糕。该地区的人口极度贫穷。大部分的村民几乎都没有换洗的衣服，粮食也仅仅够吃。尽管如此，魏德旭和村民们都觉得比起那个激进的集体化年代，日子要好过多了：
那时，我们还吃通常用来做麻绳的植物做的面条。我们会把那植物的根切成长条来做面条。我们还吃树皮。那时是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人们死于浮肿。我看着他们死去。在我们这儿，有超过20人被饿死。很可怕。他们的腿完全肿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这样再过两年，造成的灾难后果不可想象。
在饥荒中，有的饥饿不是因为缺乏食物引起的，而是因为受到政治惩罚。左荣（音）是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的一名退休教师。1958年，他被指责为右派，并被送往沙洋劳教所。在中国，沙洋劳教所因其使用的残酷的折磨方法而闻名。这个地方有时被描述为“地球上的地狱”。从1959年到1962年，左荣在那里做苦工。除了不断地被折磨，还不得不从事艰苦的劳动，他和他的狱友们不得不忍受可怕的饥饿。他记得他们以及老家村子里的人是怎么挣扎着求生存的：
在我们村，有一个叫王先庆（音）的很低层的干部，表面上，他是把自己“撑”死的。因为他太饿了，一气吃了太多的糠......对于我们地区的村民们，幸运的是那里有许多湖，这样，总是可以从湖里弄点鱼来吃。他们中许多人是以这种方式活下来的，没有被饿死。抱怨？在那些日子里，普通人都不敢说啥，即使我们确实已经非常的愤怒了。我们只是想办法活下来，这是人的本能。
当我在香港的报纸上读到吴永宽（音），一位河南省光山县的农民、大饥荒的幸存者，我感到很兴奋。他在他们村立起了两个私人纪念石碑，以纪念那些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们。在2010年10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前往光山县去拜访吴永宽（音）和他的纪念石碑：
现在，几乎很少人会考虑在1959年发生的这个悲惨的事。我总是试图告诉我的孩子发生了什么。我的一个儿子，他现在在美国，非常支持我所做的[纪念这场大饥荒]。事实上，是他建议我立一个纪念碑。我没有钱，是他给的钱。竖起这两块石头，花了几千元。重要的是要保留对1959年饥荒的记忆。这是我们能够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唯一方法。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社会和人类。后代必须了解它有多么的可怕......
（本文译自《The Daily Beast》11月24日刊登的历史学家周迅（音）写的文章，题为：口述历史，毛的最大罪行）
原文：An Oral History of Mao’s Greatest Cr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