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中参馆》11月初发表了美国著名汉学家林佩瑞（Perry Link）的文章“如何与中国的警方打交道”。
文章说，现在偶尔到中国旅游的人不会落下中国是“警察国家”的印象。人们忙碌地生活、追求工作、时尚、运动、浪漫和娱乐等等，没有任何被威逼的迹象。但政府每年花费了逾千亿美元“维稳”，超出了国防军费。这一类别包括正规的警察、法庭和监狱，还包括网络的审查员和“舆论导向”人员、便衣警察、电话监听，以及雇佣恶棍，他们的工作是保持民众“站好队”。维稳的目标是那些试图“出格”的人——访民、受害的工人、某些教授和信教民众等等。维稳者们尤其关注那些未经当局授权的组织的任何迹象，目的是要把“麻烦”掐灭在萌芽之中。
当局的“维稳”是地毯式地覆盖，但大多数时候，这张“地毯”是软性的，这是因为市民们都习惯了监视自己。他们知道要避免怎样的公共言论和行为，他们知道，要“踢”到警方的这张毯子不仅有危险，也几乎是徒劳的。人们觉得，敢这么做的人很奇怪，甚至很愚蠢。
那些选择在人群中“站出来”的人就冒着被贴上“麻烦制造者”标签的风险，立刻成为维稳的焦点。警方会来“见面”，警告，哄骗。如果不能奏效，他们就会威胁和骚扰。此外，还会拘捕并控以罪名。每一步，他们都会请示“上级”。
这就需要非同寻常的人物才能站起来。他们坚强、倔强，有时被家人和朋友们看作是高尚到迟钝。有时是因为个人的损失点燃了这种激情——兄弟被囚禁、儿子被谋杀、家被夷为平地，有的则主要是因为看到身边的不公正而愤慨。
去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叫“与警方的邂逅”，里面介绍了14位这样的人。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如此重要。他们是很小的一群人，非暴力，不富裕，也没有高级头衔，很多还是女性。为什么他们不只是像当局所说的“狮子身上的虱子”？这很清楚，他们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他们的“大胆”构成了对这个政权真正的威胁。讽刺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反应是最好的例证——定期“请”他们去喝茶，并要求他们与警方“合作”，告诉警方他们计划做些什么，警方还监控，甚至在必要时没收他们的电话和电脑，让警察驻守在他们的家门口。
该书中讲述了许多轶事。在2010年一个寒冷的日子，73岁的退休哲学教授丁子霖与丈夫蒋培坤离开了家，从无锡前往北京。蒋培坤病了。两名便衣警察拦住了他们夫妇，要他们走出他们乘坐的车，进入一辆警车，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火车站，然后登上火车，一路有警察陪同。在北京，另一辆国家安全局的车在等着他们。为什么当局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时间和费用？这位老教授有什么令到这个拥有全球最大外币储备和全球最大常备军的国家“这样的关怀”？
丁子霖拥有的，是讲述当局不许讲述的真相。她的儿子蒋捷连在1989年6月军队冲入天安门的事件中被杀害了，她后来组织和领导了“天安门母亲”这个由“六四大屠杀”受害者家属组成的团体。她也成为了刘晓波的导师，就在警方陪她坐火车到北京的前四天，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缺席了该颁奖礼，因为他被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仍被关在监狱里。
文章说，官方语言，在一个层面看似乎是“不容置疑”，在另一个层面则显得心虚。例如，关于1989年大屠杀，官方可以宣布，面对“反革命暴乱”问题上，“中国人民做出了自己正确的历史判断”。但是，他们自己相信吗？如果他们相信的话，为什么每年的6月4日不开放天安门广场，让群众进来声讨暴徒？实际上，他们每年所做的正好相反：他们派出便衣警察来防止出现任何纪念活动的迹象。
那些下令镇压的“上级们”没有在书中出现，他们是在幕后操作。我们看到的面对面的那些下属执行者，他们通常都是年轻人，男性比女性多。当局付钱给他们，让他们接受任务，去贯彻落实。他们有时也会对他们负责“盯”着的人表示尊重，并表示他们“只是在做我的工作”。他们明确地说，他们的报酬并不好，有时也谈论自己的工作日程。如果要跟踪某人去餐馆，他们乐意这种加班，因为他们可以使用国家发的优惠券来订购看中的饭菜。
书中告诉我们，他们有时甚至都不是正式的国家员工，只是普通民众，包括愿意临时做的农民工。有时，他们甚至不使用“上级”这个词，只是用手指指向上面，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做所做的事。他们的上一级，是当地警署或拘留中心的警察。这些人通常年长一些，更有经验，并在审讯方法上受过更好的培训。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些人。但在沉重的问题上，如那两个处理丁子霖教授问题的那两个警察，他们也要听他们上级的指示。
因此，这里出现了两种非常不同的人的僵持：一方是坚持要讲出冷酷真相的人们，另一方是那些为挣工资试图做“自己工作”的人。双方在非同寻常的斗智斗勇。
例如，2010年10月，在挪威宣布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两天，一位叫黄亚玲（音）的女子到上海世博会的挪威馆献上了一束鲜花，上面有一张纸条写着“我爱挪威”。警方注意到了，请她去“喝茶”。以下是她与那名男性警察的对话摘录：
“你去了世博会？”
“是的。”
“去了哪些馆？”
“挪威和丹麦。别的馆人太多，我不想排队......”
“有没有你特别难忘的事？”
“哦，我遇到了挪威馆的馆长！他很英俊，就象是电影明星！”
“你是结了婚的人，还注意到一个外国人好看不好看？”
“为什么我不能欣赏别人长得好看？我丈夫可以欣赏一个外国女人的美丽，我敢打赌，你也是这样，不是吗！”
“我还没结婚，所以我当然可以看看漂亮女孩。那位馆长怎么样？你知道我们是在问话，所以你得合作！”
“我给那位馆长送了一束花。”
“那他做了什么？”
“他收下了。”
“那馆长叫什么名字？”
“哎呀，太可惜了！我忘了问他名字。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我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当你送花时，你说了什么？”
“我爱挪威，我把这些花献给挪威。”
“你为什么要给挪威献花？”
“我喜欢挪威......我还能做什么？”
“你为什么喜欢挪威？”
几分钟后：
“好了，扯够了，我会合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要带一束花到挪威馆吗？我会告诉你，但首先你要给我出示你的身份证......”
“你为什么要关心我们的身份？你现在还不配合。需要我们拿传票吗？”
“谁让你做事这么粗鲁的？来吧，让我们握握手，然后我会告诉你所有的细节。”
“我们是来做我们的工作的，不是来握手的。我们的工作是来了解情况。为什么你要带着鲜花去挪威馆？”
“好吧，那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
“怎么了？”
“我是因为这个高兴。你不高兴吗？难道一个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不为此高兴吗？”
“谈论高兴不高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这个词非常“重要”。对于这个层面上的警察，工作就是获取信息。他们的方法在全国非常相似，也反映了他们的训练。他们首要的任务是去发现一个人的交往圈子。20年前，这意味着去检查地址簿，今天意味着没收电脑和手机。警方关注的是电邮地址和读里面的邮件。有时，他们会模仿一个人的风格，发送伪造的电子邮件，希望能引诱那些不知情的人的反应。在问话时，很多问题是围绕一个人的联系人：谁让你这样做的？谁和你在一起？等等。
有些方法是对被拘押者施加心理压力。被审问的人可能被一群审问者包围，置于明亮的灯光下，很不舒服，以及剥夺睡眠。审问者还可能突然转变话题，让被审者防不胜防。例如，他们开头说，“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对于民主......”突然切断，问“你什么时候到的南京？”
威胁是管用的，而且形式多样：我们可以把你关起来好几年，你知道的。你想要被关3年还是4年？你的孩子怎么样？上学了吗？你想让他们留在同一所学校吗？你是律师，你想保持你的执照吗？旅行许可——护照、签证、港澳通行证，这些作为筹码特别管用。对于“麻烦制造者”而言，中国的边界已成为了一个“政治收费站”。无论你想从哪个方向越过它，你都需要付出代价。警方威胁的目的是要他们保守“秘密”。被拘留者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同意不谈论任何他们的“经历”，以免“玷污了祖国的形象”。
著名人权律师滕彪被直愣愣地问过这个问题，让他从“两条道路”中做出选择：要“被拘留、逮捕、判刑和监狱”，还是选择“有个求得宽大处理的态度……被释放”。审问他的人建议说，就说几句认错的话，即使你不相信它，然后补充说：“就当帮我个忙”。最后那句话不只是想试图操纵滕彪，里面有他们真诚的部分。如果官方记录显示，滕彪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思想改造”，审问者自己也可能受到责备。
文章说，互联网已极大地提高了旁观者效应。关于警察不轨轶事在中国的网上能迅速传开，成为公众谈论的焦点。智能手机令到摄影比以前容易得多，成为活动人士重要的工具，也让警方头痛。警方的所为，可能在几分钟内就被上到互联网上，遭“围观”，直到网络审查员把这些照片撤下来。
文章最后说，中国的活动人士们指出，世界的独裁者们都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称为“民主国家”，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等等。相比之下，住在民主国家的人们从未觉得有必要这样来称呼自己。对于中国的活动家，这种“修辞”上的不平衡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对于在中国所有的镇压，包括成千上万因说实话被关进监狱里的人，这意味着世界人民站在他们这一边。
原文：How to Deal with the Chinese Pol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