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学者A：“请问您的专业（field）是什么？”A答道：“我又不是牛，怎么会只在一块地上（field）吃草？”
这个故事，我去香港之前碰到过十多遍，学者A是谁，好像说法也不统一：尼采、康德、韦伯……当然这不重要，我当时只觉得，有脾气有“腔调”的牛，还挺多的。
弄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逢人便讲“找一个具体的问题”，“学会从具体问题入手”，“博士论文宜小不宜大”，“研究计划最可怕的，是失控……”。在饭局上说，在邮件里说，介于循循善诱与自言自语之间。我回北京，请我们家大个子和二冯吃饭，还说。他们起初有点儿不相信，不相信一只曾经喜欢吹牛逼说大话的牛，忽然间，“中规中矩”。最后还是二冯会说话（毕竟是房地产界的从业人员），“你踏实了”。
他们的感慨不是没有原因。
我年轻的（现在也不老，应该说“更年轻的”）时候，特别二（当然现在也挺二，但我负责任地说，程度降低了不少）。表现在学习方面，就是有一股莫名的虚火。做人类学，要懂历史，懂政治经济学，懂当代时兴的理论，懂西学古典，懂世道民心。那个时候看书，经常是左手一本民族志，右手一本黑格尔，睡前还要翻翻甘阳秦晖刘小枫。那时候大概觉得，最顶尖的学者就是这样“炼”成的，就该多线并进，就该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博雅”。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具体问题的发现与阐释，只是“妙手偶得”，是从自家的存粮里拿出一碗，让你们开开眼。谁要是跟我讲什么问题意识，框架搭建，细部着手，那别怪我学者A……
至今我依然认为，那段时间里，“真诚”和“野心”之间的界限非常微妙。我不是董桥先生，不敢自吹“不悔少作”。我悔着呢。但我也同时认为，那种狂妄和混乱，放置于个体的经历当中，几乎是必然。我遇见的老师们（尤其是那些我认为对我影响至深的老师们）似乎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而我身边的同学们（尤其是那些跟我臭气相投的同学们）似乎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不翻民国旧账，“规范的”人文社科体系建设，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也无非是改革以来这三十多年。这里面有一条潜在的路线斗争，就是“博”与“专”的比重和倾向。以我个人的观感，提倡后者的，往往底气不足。虽然学科体系边界在逐渐僵化，“专业规范”在逐渐确立，但总是隐含着不死心，不甘愿做一头不乱跑的牛，台面上说的话，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上半年的时候，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曾经有一周时间泡在学校图书馆的期刊部，翻《医学人类学季刊》（MedicalAnthropologyQuarterly）。从一九八三年到现在，这本刊物共刊发论文六百四十多篇。每天下午，我扛着电脑，摘录文章的主要内容、结论，少量重要文章还要细读。大多数时候，阅览室都只有我一个人，进进出出，翻翻写写。在医学人类学这块地（field）上分量最重的这本刊物里，曾经出现在“作者”位置上的学者成百上千。这其中的许多人都默默无闻，他们来自于一些不知名的学校，职业生涯并无值得炫耀的成绩。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跟这些平庸的“牛”去以色列、危地马拉、赞比亚、越南……，访问艾滋病人、糖尿病人、霍乱病人以及患创伤后精神疾病的伊战老兵。对许多作者而言，他们穷其一生，只登上过这本杂志一次，只给出过一个平淡无奇的结论。对医学人类学而言，知识生产的机器默默滚动向前，如果不是有心这样坐下来检阅，你甚至很难注意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其实已经天翻地覆。
“学术之为志业”在当代首先表现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你能否通过一个问题进入知识创新（有多新？）的场域。以“一篇论文”作为支架搭建的这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当然，也有可能是巴别塔），刻意雕刻同一问题的不同纹理，对建造者而言，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下刀”不仅仅是“敲门砖”问题。对具体题目体察不深而喜好宏大叙事的路数因此显得可疑。我曾经阅读一本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类学著作，枯燥无味，难以卒读。后来发现同一位作者曾经将书中的主要观点浓缩成论文发表，脉络清晰，行文流畅。可见一个“蹩脚的”作者也可能有其精彩的地方，要看其表达的方式是什么而定。
两年前，我做助教的那门“族群理论”课上，有一个德州来的男生。德州，不是我们山东那个卖扒鸡出名的地方，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他在北卡学政治学，二年级，交换来香港一学期。课程进行到三周的时候，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这个孩子真棒，你看他的作业，条理多清晰”。后来再上课，我有意留心他，发现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秘籍，无非是把PPT上的重点勾出来，完成规定阅读，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说废话。期末，他的论文是关于中国民族政策，因为我曾写过类似的东西，教授特地让他遇到问题来找我谈谈。我们见面前后大约三次，每次他都带着一些材料和论文。“这个的意思是……”，“我还找到一个人……”，“我看了这几篇……”。后来作业交上来，老师说，可惜没有A+这一档，否则一定是他。学期结束，我在食堂碰到他，他说自己生在农场，从小就不聪明，老师怎么教，他就怎么学。
有了一点儿教学的经历之后，我对学科边界、专业规范之类的东西，开始渐渐有好感。试想，对一个十八九岁，刚刚逃脱解析几何和时事政治，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而言，还有什么比“规范”和“界限”更能让他迅速培养起“独立思考”的能力？至于他以后能否突破樊篱，打通古今中西，那实在是需要太多机缘和努力，但就教育者而言，这不该是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有学科分类的弊病，从业者本身体会最深，但这个弊病的克服，却不能单纯地依靠“左手一本民族志右手一本黑格尔”，或者说，你至少应该明白左手和右手之间的关系。求知，当然是有快感的事情，但凡有快感的事情，一般都需要节制。“兴之所致”听上去潇洒，但也可能是一种形式隐蔽的纵欲。想要腹肌的人都要一遍遍的卷腹、深蹲，不能无聊更多，同样，知识上的“腹肌”也要靠机械运动打底。
为了表明其实我不是低头认怂，这篇文章会以这样铿锵有力的情感抒发结尾：
知识输入与输出，有其自身有机的规律，而这一点恰恰是“学科边界”所无法阻挡的。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在读本雅明的文集，发现：原来卢卡奇的那本《小说理论》是他隐含的对话者；几乎所有对“现代性”作出理论概括的人，都会在卡夫卡、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爱伦•坡这几个有限的作家笔下寻求例证；而本雅明-阿伦特-阿多诺/霍克海默之间的批评与辩护可以看作是理解战后批判理论的三个重要出发点。换言之，你总会从一本书走向另一本书，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从一块地走向另一块地。“具体问题”的浅层之下，是真正的“跨学科”洋流。虽然于我而言，这无非是豆瓣上多几本“想读”，但这至少可以缓解那种莫名的、成为一只“听话的牛”的焦虑，因为，路是一定有的，走的人再少，也还是路。
上星期，书包里一直放着李娟的《冬牧场》，参访间歇或睡前读几页。她描写哈萨克牧民家的牛，为了过冬，总是必须要按照固定的顺序、固定的区域吃草。看吧，这挺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