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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贵族(1-23)

①红色后代的贵族生活

在英国女王伊莉莎白的宫殿——白金汉宫以西约4公里处,是高级住宅集中的伯爵宫地区。在该地区的一角,有一座红砖建筑,已故的戴安娜王妃婚前曾居住于此。而前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也曾在此居住。

“啊!这不是WaWa吗。”看到薄瓜瓜的照片后,负责管理该公寓的男子立即提高了分贝。瓜瓜的名字被欧美人叫做“WaWa”。“我记得很清楚。他住在1楼,房间很大,有3间卧室。”

薄瓜瓜是在90年代末,也就是11岁的时候来英国的。他毕业于著名的哈罗公学,后考入牛津大学,住高级公寓,而且曾被人看到出入高级酒店,举办豪华聚会。

据称,与薄瓜瓜的房间格局类似的一套约150平米的房屋现价高达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00万元)。当地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在汇集众多名人、国际色彩浓厚的伯爵宫地区,此处房产非常抢手。”

记者查看了公司的登记本。2002年4月,薄瓜瓜居住的房屋被一家名为“黄金地图”的公司以约9千万日元(约合720万元)的价格购买。该公司位于避税天堂英属维京群岛。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房屋的原所有人讲述了交易的经过:“一名法国男子提出买房,并以黄金地图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办理了手续。”

这名法国男子就是建筑师帕特里克•多维尔。他曾和谷开来合办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两人是生意上的伙伴。今年6月,柬埔寨警方接受中国当局的请求,逮捕了居住在金边的多维尔。他表示将就薄熙来夫妻合伙洗钱的行为在中国配合调查。

在8月9日的初审中,谷开来陈述杀害伍德的动机时称:“在参与土地项目的前期策划时与伍德发生纠纷,后感到儿子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调查过程中,谷开来还承认自己曾将60亿美元的非法收入转移至国外。但在审判过程中法庭却并未追究这笔资金的去向。

购买公寓时,薄熙来任职辽宁省省长。当时这一级别的共产党高官的月收入也不过数万日元。那么,薄熙来夫妻手中的巨额资金到底从何而来?真相也许将永远石沉大海。

在中国共产党高官的亲属中,有不少将人脉和血脉等各种关系用于商业一跃成为资本家。官僚和党的高级干部子弟被称为“红二代”,他们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朝日新闻的第1部专题追溯了罕见的野心家薄熙来的半生经历。而第2部专题即将聚焦那些被称为“红色贵族”的高官子弟,揭秘他们的权力与财富之路。

②精英头衔

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拍摄取景地英国哈罗公学是一所以校风严谨著称的寄宿式学校,也是英国最富盛名的私立学校之一。哈罗公学里设有练习橄榄球、板球、高尔夫等运动的宽阔场地,在这里学生们从中学时代起起就开始接受始于16世纪的传统精英教育。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1999年担任大连市长期间,曾让当时11岁的儿子薄瓜瓜从“高干子弟名校”——北京景山中学退学,而后出资令其远赴英伦求学。经过一年多的语言学习,薄瓜瓜正式进入哈罗公学。

哈罗公学每年学费为3万2千英磅,薄瓜瓜是如何成功进入一个英国上流社会子弟云集的精英学校呢?北京某外交相关人士称:“自撒切尔首相时代以来,英国就将目光投向中国未来领导人候选者薄熙来,故试图拉拢其儿子薄瓜瓜。”但此事是否属实尚不明了。

2006年,薄瓜瓜升入牛津大学,个人履历锦上添花。牛津大学附近的一家高级中华餐饮店老板回忆起当时曾前来用餐的薄瓜瓜称:“他态度很傲慢。”薄瓜瓜与朋友一起举办派对,令该店员工将饭菜送去距离很远的聚会场所。

这位老板还透露:“中国高干子弟点餐时从不说预算,对价格毫无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钱都付得起的样子。”

薄瓜瓜虽曾被推选参加牛津大学学生组织的干部选举,但最终落选。然而在2009年,他却突然获得名为“英国华人青年联会”的团体所设立的“大本钟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10位杰出的在英华人青年”。获得该奖项的还有著名电影导演、金融分析师等。然而,长期居住在英国的一位中国记者却称:“之前从未听说过该团体。只能认为该奖项是专为薄瓜瓜‘镀金’而设立的。”

薄瓜瓜获奖后不仅在英国华人社会“声名鹊起”,在中国也逐渐“广为人知”。与此同时,薄瓜瓜在派对上口涂红色唇膏,左拥右抱外国美女的醉酒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奢华的留学生活也开始受到各界的质疑和批评。

③潜规则失效?

绿茵葱郁的牛津大学校园,也曾有戒备森严的一刻。大学有关人士称,虽然不记得具体日期,但肯定是2006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入学后的一段时间。而造成校内极度警戒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官员访问牛津大学”。

据牛津大学职员透露,中国政府高官曾向牛津大学的干部提出要求:“希望对中国学生多加指导。”同时,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西装革履的政府高官还对大学相关人员称:“薄瓜瓜补考一事,使他的父亲及祖父都心急如焚。”

那段时间薄瓜瓜面临留级。于是英国媒体作出如下推测,该中国政府高官也许是受到薄瓜瓜的祖父原副总理薄一波、父亲原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指示,向牛津大学施加压力,要求大学方面允许薄瓜瓜顺利升级。

2009年,薄瓜瓜留级。作为在英华人社会家喻户晓的人物,薄瓜瓜在中国香港凤凰卫视的某访谈节目中辩解道:“我是为了写政治哲学的论文才延期一年毕业的。”该节目介绍薄瓜瓜时称:“他是在英国最高学府求学的年轻学子,成绩非常优异。”

翌年,薄瓜瓜从牛津大学毕业。据悉,薄瓜瓜在从牛津毕业之前曾希望校方帮他写推荐信以申请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但却遭到拒绝。牛津大学有关人士称:“大学非常期待毕业生踏上社会获得成就后为学校捐款,因此拒绝写推荐信一事可谓前所未闻。”

从香港移居英国已有22年的吴吕南伦敦华人社会人脉甚广,他还因长年参与志愿者活动而获得英国政府授予勋章。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吴吕南深刻感受到,中国的高官子弟不参加英国华人社会组织的慈善活动,反而与中国大使馆人员接触频繁。他说道:“中国的高官子弟习惯聚在他们的小圈子中保护着自己的秘密,他们经常光顾名牌店和赌场。”

④“漂泊”异乡的权贵子弟

伦敦市中心的唐人街内坐落着数家闪烁着华丽霓虹的24小时赌场,这里进进出出的大多是中国共产党干部和资本家的子弟,他们在“帝国”及“Gala”等多个赌场中挥金如土,现场宾客无不为之震撼。“即使是在周末以外的时间里,他们也会从下午三点开始便一直泡在这里。”一名出生在英国的华裔青年如是告诉记者。

记者决定深入赌场一探究竟。入口处,保安人员一一检查顾客的身份证件。记者出示护照后进入店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数十张赌桌。

四下打量一番之后,记者发现店内客人的确都像是中国人,中文对话之声不绝于耳。一对身穿T恤的年轻中国男女站在一张最低投注额为5英镑的赌桌前,将一叠叠的筹码分别置于数十个地方。二人面不改色地凝视着轮盘中来回滚动的小球。更有甚者趴在赌桌之上边吃炒饭边下注,固守赌局不愿离开。

据中国新闻社(注:主要面向华侨的通讯社)报道,部分在英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会从专门人士手中购买伪造的大学毕业证书。相关业者表示:“每年约有5千名留学生因成绩糟糕而无法毕业。在一些共产党高干子弟当中,这些伪造的文凭极具人气。这些人回国后没有必要工作,公司也无法调查其证书的真伪。”

记者在伦敦遇到的一位福建出身、目前正在某家高级餐厅工作的年轻男子,他向记者道出了自己的经历。此前他曾回国一段时间,然而当时却遭到了父亲严厉的斥责:“为什么要回国?给我好好在海外打下生活的基础!”富家子弟被称作“富二代”,而这位年轻男子便属于其中一员。为了让正在国内赚钱的父母在有特殊情况时能够前往国外生活,该男子最终决定留在英国。

曾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之一的邵江后来逃离中国来到伦敦。他认为:“如今欧美各国的政府及大学都在积极接收中国的干部和有钱人的子女,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加深与中国的关系,并以此来为自身谋求利益。”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自中学时便留学英伦。上大学时薄瓜瓜居住在高级公寓之中,并时常出入高级餐厅。在其奢华的留学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欧美企业家的身影。去年11月在重庆市内遇害的英国实业家海尔•伍德就是其中之一。伍德生前曾与薄瓜瓜保持着频繁的邮件往来。

⑤实业家遇害之谜

泰晤士河东西向贯穿伦敦,南岸有很多移民。去年11月在重庆遇害的英国实业家尼尔•伍德的父母就居住在这成片联栋2层别墅区的一角。

记者在门口自报家门后,伍德的母亲丢下一句“跟记者没什么好说的”,便关上了门。由于无人照料,门前的花早已枯萎。

薄熙来之妻谷开来谋杀尼尔•伍德罪名成立,被判死刑缓期执行。据新华社报道,谷开来在法庭上称:“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的儿子在英国读书时,尼尔•伍德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表示想与我们结识”,暗示伍德是以商务目的接近他们的。

伍德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在中国生活,关于他结识谷开来的时间说法不一。

华尔街日报引用伍德朋友的话称:“(伍德)90年代时就认识了薄熙来夫妇,还计划了薄瓜瓜的留学生活。”如果所言属实,那么就与新华社报道中的“2005年”不符。

在薄瓜瓜开始留学生活的2000年左右,伍德已经返回英国的可能性确实很高。因为登记簿和英国政府的公开资料都显示,伍德于2000年4月在英国成立咨询公司,注册资金100英磅,第二个月又在伦敦南部购买新居并搬迁。

另外,新华社报道了谷开来所交代的杀人动机:“围绕土地交易产生纠纷,我认为儿子的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

但是,薄瓜瓜2010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在谋杀案发生时已经赴美留学。而且从伍德公司的财务报告中并未发现足以构成威胁绑架动机的巨额交易。伍德的朋友对美国纸媒说:“伍德是瓜瓜真挚的朋友。不相信他会威胁(瓜瓜)。”

当局在法庭上并未追究这些细节。

又一位与谷开来在欧洲有过亲密接触的人物浮出水面。

⑥神秘的法国情人

英国南部的伯恩茅斯作为气候温和的旅游胜地颇负盛名,这里有顺着海岸线一直延伸的白色沙滩,还有巨大的广场坐落在城市街区。

去年11月尼尔•伍德在中国重庆遇害,此案的凶手谷开来于2000年12月在英国开设了一家不动产开发公司。公司资料中还登记了一名法国合伙人的名字,他就是帕特里克•德维莱尔。

此外,谷开来和德维莱尔曾以二人名义在伯恩茅斯的一幢楼内租赁住宅并进行住宅登记。90年代起,德维莱尔作为建筑师在大连市参与政府的城市规划工作。有分析指出,他与谷开来的不解之缘也源于此。

记者前往位于伯恩茅斯的二人之“家”,这间公寓位于旅游胜地旅馆附近3层办公楼的最顶层。该办公楼只有3楼用于居住,而两人租下了整层楼。不过,如今在此居住的波兰女性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薄瓜瓜也有可能来过这里,因为他曾在香港的电视节目中称:“(1999年)我首次去英国时住在南部小镇,现在还记得当时面朝大海时的激动之情。”

在“家”附近的广场上,有供游客乘坐的热气球。据路透社等报道,2000年前后,一家大连企业曾购买该热气球,当时谷开来向销售负责人说道:“请在付款单上将金额多写15万英镑……”但这笔交易是否与德维莱尔有关尚不得而知。

关于谷开来和德维莱尔二人的关系,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称:“德维莱尔(对我)说,他正和一名有个10几岁儿子的中国女性持续着一段复杂的恋情。”而该消息据说是由德维莱尔身边的熟人提供的。

二人的公司在薄熙来就任商务部部长(2003年6月)前8个月左右就关闭了,且该公司从未提交过财务报告。3年后,德维莱尔在卢森堡成立了一家不动产投资公司,然而他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曾经三次开出空头支票。

今年4月,作为杀害尼尔•伍德的嫌犯被逮捕后,谷开来此前曾将60多亿美元非法转移到海外的事情浮出水面。为此中国有关当局开始追查与谷开来关系密切的德维莱尔。

⑦神秘建筑师

柬埔寨首都金边。6月13日,一辆警车停放在外交官和外资企业干部们聚集的高级住宅区内。郁郁葱葱的树木中有一栋二层民宅,一辆黑色丰田小轿车从中驶出。随后,警车上的3名警察立即上前挡住了轿车的去路。附近酒店的一名员工在旁目睹了逮捕的全过程,并回忆称:“当时车里的人没有抵抗,逮捕就发生在瞬间。”

被警察裹挟着按押进警车的是一名法国建筑师,名叫帕特里克•德维莱尔(52岁)。中国当局通过国际刑事警察机构要求柬埔寨警方引渡德维莱尔。虽然德维莱尔的犯罪嫌疑尚未公布,但他被认为与杀害英国实业家尼尔海伍德的谷开来之间可能存在着不正当的财务关系。

德维莱尔于2005年移住金边。他的一名朋友在金边经营家庭旅馆,记者通过电话询问德维莱尔移住金边的理由时,这位朋友称“警察严禁我透露此事”,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柬埔寨当地媒体报道称,德维莱尔在柬埔寨拥有多处住房,还有两个孩子。但大多数时间他都住在金边高级住宅区的二层租房里,雇着保姆.一个人生活。附近多数居民一致称:“偶尔看到他骑着电动自行车出门,但没和他说过话。”只是,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德维莱尔似乎会邀请40多个法国人或者会说法语的柬埔寨人到自己家中举行庆祝派对。一名在夜间巡视的警卫回忆到,一位看似中国人的中年女性曾单独与德维莱尔在房间见面,这位中年女性会是谷开来吗?

7月17日,被释放的德维莱尔前往中国。柬埔寨警方称:“德维莱尔与律师商量,作为证人前往中国。”据悉,中国当局保证,如果德维莱尔协助当局进行案件调查,就不对其提起公诉。之后不久,中国当局所公布的对谷开来的起诉内容中,确实不包含其海外洗钱的嫌疑,也没有德维莱尔的名字。

就此,法国建筑师与中国高官妻子间扑朔迷离的难解姻缘依旧不得而知。

⑧从金光道走向被告席

“我感到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它全面体现了我们法庭对于法律的特别尊重。”8月20日,身着白色衬衫黑色西服的谷开来听到死缓的判决后在被告席上平实地说道。曾活跃在美国法庭上那位精明能干的律师形象完全不见了踪影。

谷开来在1997年作为大连某化学厂商的代理律师,在美国打赢了一场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官司。有媒体称赞谷开来此举“捍卫了中国的尊严”,这场官司的回忆录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中国国家领导人之妻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之妻彭丽媛算是比较特殊的,谷开来也是。今秋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结束后,彭丽媛将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是原解放军干部,经历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会第2书记。他与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是战友,2004年谷景生去世时,薄一波曾向《人民日报》寄稿,对谷景生的品格以及生平事迹进行了高度评价。

1984年,当时还在北大攻读法律专业的谷开来到薄熙来担任县委书记的辽宁省金县参加研修,据称二人就是在那里邂逅的。

谷开来在大连市的法律事务所工作后,于1995年在北京开设了个人律师事务所,但当时谷开来作为律师的经验和业绩等条件尚不符合开设律师事务所的规定。北京市司法部门相关人员事后表明:“都要归功于薄熙来的父亲帮忙说话。”

然而,自谷开来开始着手海外生意以来,同为“红二代”的夫妇二人开始“渐行渐远”。

二人成婚是否因为父辈之缘,此事不得而知。与两家私交甚好的多位党内相关人员称,谷开来的姐姐是薄熙来前妻的兄嫂。薄熙来的前妻则是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某党干部的女儿。

与薄熙来的兄弟较亲近的党内人士则称:“薄熙来夫妇的强强结合,是‘红二代’人际关系的典型事例。”

“一朝天子一朝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红二代”深知政局变化的可畏,而“婚姻”是保护自己、避免失势的手段之一。然而,薄熙来在离顶点一步之遥时,却因妻子的犯罪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失势充分说明了“家人言行不慎害己命”的危险性。

⑨名校•名车•名人

5月23日,在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近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了毕业典礼。

会场是一片绿草如茵的公园,当天有一名毕业生乘坐一辆加长高级轿车前来参加毕业典礼。他便是3月去职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63岁)与因杀害英国商人而被判处死缓的谷开来的儿子——薄瓜瓜(24岁)。

当天是薄瓜瓜时隔两个月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今天一整天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头戴四角学士帽、身穿黑色礼服的薄瓜瓜拒绝了围在身边的记者,开始和同学们攀谈。11岁就远渡英国的瓜瓜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在波士顿南站附近的中华街上有一家以龙虾而出名的海鲜餐厅,据说薄瓜瓜经常光顾此地。一名华裔女店员操着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对记者回忆道:“他曾经坐一辆朋友驾驶、十几万美元的高级轿车来这里吃饭。”据说他们一般3、4人同行,有时则有10几位留学生,而薄瓜瓜一张少年般的笑脸总是处在这个小圈子的中心位置。他经常穿着得体的开襟POLO衫,喜欢吃炒龙虾和药膳鸡汤锅。

一名来自中国并在波士顿留学3年硕士研究生说道:“像他这种高官子弟不可能和普通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来往,他们这些双亲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会聚集成一个小圈子。”波士顿有很多美国名牌大学,因此聚集很多中国的高官子弟。

将于今秋党代会后就任总书记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也在哈佛大学留学。中共8大元老之一、原政治局常委陈云的孙女也在该大学留学,她曾与同样身为八大元老之一的原副总理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谈过恋爱。两人也曾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代表光鲜亮丽的“红三代”的情侣。

就读于哈佛大学,每年包括学费在内的花销至少需6万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曾指出,中国高官子弟们出国留学瞄准的一般都是这种“学费高昂、报考机会不平等”的私立大学。

⑩大连企业家提供学费

“到目前为止的学费和生活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靠自己获得的奖学金,二是母亲多年来从事律师工作和写作所攒的积蓄。”今年4月下旬,哈佛大学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的编辑部邮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送信邮箱属于该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在籍学生薄瓜瓜。其父薄熙来在3月被免职,谷开来在4月上旬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捕。

在这个位于波士顿郊外剑桥镇、约由200名学生组成的编辑部中,这封邮件引发了一阵骚动。校报的负责人本杰明•萨缪尔(21岁)认为“这是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话题”,所以他派了校报的两名记者去确认信息的真实性。校报记者谨慎地与薄瓜瓜取得联系并进行了核实。随后该校报的报道通过网络传遍世界。

邮件的内容为薄瓜瓜针对各种传言和批判的反驳,其中包括对指责中国高官子弟们在留学时享受着远离平民的奢侈生活等传言的回应。

针对部分媒体报道他常驾驶法拉利、保时捷等豪车,薄瓜瓜在邮件中称“从未开过法拉利”。此外,薄瓜瓜在邮件中称其从留学英伦时就成绩优异,并没有在父母的余荫下过奢侈的生活等等。

就读哈佛大学每年至少要花费6万美元左右,外界认为薄瓜瓜从中学至今的留学费用已经不下50万美元。而其父薄熙来作为重庆市委书记的年薪仅约为2万美元。其母虽然于1995年在北京开设律师事务所,但在2001年就已离开。

薄熙来失势后,围绕着薄瓜瓜的留学费用问题,一些传言指向了一位企业家——大连实德集团的董事长徐明。90年代,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曾在一支足球队上倾注热情。而徐明就是这支球队的东家,与薄熙来一家关系亲密。

英国《泰晤士报》曾经报导,在90年代末薄瓜瓜就读哈罗公学之前,徐明和谷开来曾一起前往英国,当时徐明支付了谷开来的旅费、在英国期间的花销以及薄瓜瓜的学费。研究中国共产党腐败问题的一名北京大学教授匿名接受了本报采访。他证实,据徐明周围人士透露,徐明的确为薄熙来一家提供过资金。

目前徐明被中国当局监禁,正在接受调查。

⑪笑容灿烂人气高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本报记者采访了该校一名留学生,他是薄瓜瓜在校期间的邻桌。

“笑容灿烂就像是个孩子,他经常‘Hi’地一声跟人打招呼,吸引对方的注意。”该留学生告诉记者,由于薄瓜瓜能善于调动气氛,因此老师和年纪大于他的同学都觉得他很可爱。但是印象中薄瓜瓜好像对学习不太热心,“他上课时总是低着头摆弄iPhone。”这个班上大约有30名学生,而薄瓜瓜总是就坐在靠近后门的座位,而且大概缺席三分之一的课,该留学生也很少看到他在课堂上做笔记。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中人才辈出,包括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美、亚洲等国的首脑、部长级官员和国际社会的领袖等。“你们毕业后未必都能够成为总统或首相。”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在2003年的毕业典礼致辞中如此说道,“但是,只要你们努力去做好交给你们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就能改变这个世界。”

作为这420名未来领袖中的一员,薄瓜瓜在该学院所上的课程是研究世界领导者的课程,包括南非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逊•曼德拉等人。有一次薄瓜瓜做课堂演讲时选择了《三国志》的主题,“一旦话题涉及中国,那么他(薄瓜瓜)就会抬起头来想要展现自己的知识。”而当课堂内容涉及毛泽东和希特勒等独裁者或者共产主义国家镇压民众的话题时,薄瓜瓜就一言不发了。

有一名亚洲留学生告诉记者:“很多人对薄瓜瓜进入该学院一事抱有疑问。”因为他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留过级。不过,由于哈佛大学中不乏各国高官子弟或者王室继承人,所以该留学生又补充道:“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哈佛大学并非仅仅依据成绩来录取学生。”

薄瓜瓜于2010年开始就读于肯尼迪政府学院,同时其父薄熙来作为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施展铁腕。当时有传言薄熙来有可能将在2年后的十八大上进入中共最高层,成为政治局常委。

⑫高官子弟“关系”网

去年年末,美国东海岸波士顿郊外,一位在美国经商成功的40多岁华人在这里的住宅举办了一次烧烤派对,招待友人。在场十几位受邀者都是在美华人,其中多数都是40岁到50多岁的企业界人士。其中有一人略显不协调,看似只有20岁出头,他就是薄瓜瓜。

当天,薄瓜瓜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所在的剑桥镇驱车20分钟来到这里。进入会场后,他面带微笑向大家寒暄后迅速融入了现场氛围之中。他一边夹起盘中的香肠和蔬菜一边与场内其他人交谈。此后,他又像政治家似的在到场30多分钟后“飘然而去”。

当时其父薄熙来已被认为是进入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有力候选人。尽管与如此级别的高官子弟打交道并非易事,但擅长社交的薄瓜瓜并不畏惧在人前露脸,他在波士顿周边颇有名气。“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要是5年或者10年后还能和他(薄瓜瓜)保持关系的话,或许……”一位中国出身的企业家调侃道。

这位企业家毕业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在美国的生意逐渐步入正轨,但其本人并无政治背景。因此,他觉得与薄瓜瓜保持密切关系的话或许能为自己的生意带来好处,如果说他没有这个想法,那是骗人的。

这名企业家明确告诉记者,中国高官经常拜托像自己这样的在美华人“办事”,比如帮助在美留学的高干子弟就业。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极受中国留学生的青睐。如果毕业于哈佛大学等波士顿地区的名校的话,进入投资银行就不再是梦想。不过在2008年雷曼危机发生后,被迫裁员的美国投资银行越来越难进。

“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政治背景。”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在中国扩大事业规模也必须要有人脉和渠道。因此如果是高官的亲属,美国企业就可以接受。该企业家曾经受到中国内陆一个大城市副市长的委托,帮助他的亲属进入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顶级投资银行。

在高干子弟云集的波士顿,华人社会的人脉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

⑬去哈佛学党史?

2009年秋,中国国歌回响在一家位于美国哈佛大学附近酒店的宴会厅中,到场的约450人起立高唱国歌。该晚宴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的。

一位当时参加宴会的40多岁中国实业家向记者展示了其用手机拍摄的现场照片,并开始讲述当时的情况。

照片中有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的身影。他是中国共产党派遣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访问学者”之一。舞台墙壁上并排树着中美两国国旗。

在云集了世界领袖候选人的肯尼迪政府学院。除了像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那样以个人名义就读的人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党干部被成批派来学习。

以掌管共产党人事调动的组织部为中心,在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领袖培养项目”始于2001年。为了更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未来的领导者们来这里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行政方面的成功案例。

课程时间从8周到数月不等。每年有四五十位党中央或地方的干部作为“学生”到此求学。

在2009年秋的这场宴会中,蒋耀平时而列举数字,向到场的党干部和居住在波士顿周边的华人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介绍湖南省副省长等同校的“学生”时,会场频繁地响起了掌声。

主办者回顾当时的场景,自豪地说道:“这么多中华儿女集结于此,爱国之心澎湃不已。”

“这里俨然就是第二个中央党校嘛。”这位实业家告诉记者,波士顿的华人们就是如此调侃哈佛大学的。

北京的中央党校是培养党干部的机关,党干部的候选人们在那里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党史等等。现在的校长是即将在今年秋天接任国家主席的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所以“中央党校的分校在美国”无疑是一个黑色幽默。

此外,传言现任党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将继任习近平成为国家副主席,而李源潮也和哈佛因缘不浅。

⑭“反腐举报人”被带走

到达江苏省徐州观音机场后,记者正准备向出租车乘车点走去,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你好,欢迎欢迎。”两个陌生的男女青年向我打招呼。这两人自我介绍说是“徐州市外事办公室的职员”。

记者来徐州是为了和住在当地的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先生(51岁)见面。王先生被称为“反腐举报人”,他通过自己的博客等渠道,揭发地方干部的的腐败行为,例如利用裙带关系给亲戚朋友谋取职务等。

党干部以权谋私,利用手中权力以家庭为单位牟取钱财的状况也蔓延到地方上。为了了解具体情况,记者向王培荣预约了采访。可是,对于我们两人的接触,地方当局却好像不怎么欢迎。真不可思议,外事办的两个人居然掌握了记者预订的酒店信息。“入住客人只要是外国人,就没有我们不知道的”,外事办女职员笑着说。记者拒绝了他们送回宾馆的请求后直接搭上了出租车。

记者来之前事先与王先生通过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曾怀疑他所住的小区的物业费被贪污,从此开始举报地方干部的腐败行为。据中国的《时代周报》报道,2002年至2003年,王培荣就监管不力对徐州市政府等提出诉讼,并于2004年胜诉。最终,市政府赔偿了一部分物业费。

2008年,王培荣继而举报了徐州市泉山区党委书记。同时他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由该区党委书记的妻子提供的5名情妇的照片以及重婚的资料。《中国青年报》报道称,该区党委书记后来因受贿2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记者抵达徐州的第二天按采访计划前往王先生家,发现身后有两辆汽车紧紧尾随。汽车里坐着的正是昨天叫住我的那两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跟踪,男职员直截了当地答道:“不会干涉你采访。但我们会一直陪着。”

为了甩掉他们的尾随,记者掉头去了火车站,暂时乘上一列开往山东省济南市的高铁,在中途下车后再次返回徐州市。这次在确认没有车辆尾随后,于当晚11点以后赶到王培荣家门前。记者按下了门铃,对讲门铃的另一端传来王培荣妻子的话:“昨天,丈夫被一群男的给带走了。”

⑮省里的干部“动不了”

“表面上被邀去观光,其实是被绑架到四川。这些贪官污吏真是不择手段。”专门告发共产党干部腐败问题的民间反腐举报人——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在给记者发来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这是记者去徐州市拜访他家之后的发生事情。虽然没见到他本人,但之后仍经常通过手机短信保持联系。

王培荣曾揭发本省某名党员干部(61岁)给家人开后门,任人唯亲。记者想对此进行深入了解。到去年为止,这位干部一直担任徐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这一部门具有揭发党员腐败的权力。

据王培荣描述,该干部的妻子(59岁)在市教育局工作。不过,“一天都没工作过,还照样拿工资”。

市教育局的一名相关人员从2006年起就开始检举这个问题,但一直未被受理,所以他找到王培荣并向其提供了这个信息。此外,关于该干部儿子(34岁)的工作调动也被指有任人唯亲之嫌。

据了解,该干部的儿子2011年被任命为市云龙区党委员会统管人事的组织部长。这一任命不是按要求由党内选举产生的,尽管选举也是形式上的。在此之前,他只是徐州市职业介绍所的一名普通职员,属于破格的人事提拔。

该干部在儿子的人事调令发出三天后,自己也调到了省里纪律检查相关部门工作。“可以说是换位子之前突击提拔了自己的儿子”,这在当地已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

就在与记者约定见面的前一天,王培荣收到了一份来自徐州市政府的文件:“日本最近宣布要将钓鱼岛国有化,请你不要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

随后,他就受“邀请”与徐州市当地官员去四川和西藏“观光”了一个星期。在游览拉萨布达拉宫时,有人跟他说:“你的检举是没问题,但对方是省里的干部,没人能动得了他啊。”

在今秋的十八大中,69岁的胡锦涛将卸任总书记一职,由59岁的习近平接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5年一届,一般情况下会任满两届。虽然有传言称,“十八大结束后,党中央必会对腐败分子进行大清洗”,但王培荣显得格外冷静。“腐败和十八大之间毫无关联。腐败分子之间官官相护,下面的人又怕遭报复噤若寒蝉。请你们多就此进行报道”,王培荣如是说道。

⑯数千年的“关系”传统

北京大学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开始在中国河南省南部的县里挂职两年。他在挂职期间调查了地方党员干部广泛利用“关系”的官场现状,并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去年《南方周末》还刊载了该论文的部分内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中县”是一个虚拟的名字,但实际上指的是约80万人口的新野县。关于当地人事状况的实情,该县一名主要领导曾对冯说道:“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记者提出采访冯军旗的要求时,被他婉言拒绝了。冯军旗解释道:“在十八大结束之前,(当局)连国内记者都不让我接触。希望你能理解。”

冯的论文是在调查采访了161位县干部后写成的。这篇论文中指出,县内约一千名高级干部中,有450人的亲属是与本人同级的干部,比例接近一半。在这种“政治家族”中,拥有5名以上干部的“大家族”多达21个,甚至还有一个家族拥有24名干部。

随着论文浮出水面的是,手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们任人唯亲,提拔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担任要职的官场现状。

原本是宣传部门非正式员工的某男子讨好一名与县长关系密切的电话接线员,并与其女儿成婚。几年后该男子“官运亨通”居然当上了局长。还有一位与上级领导女儿结婚的男子在29岁时就当上了乡里的人大主席。论文中还写到,一名30多岁的年轻干部曾对冯军旗直言:“在官场中,能力只是晋升的参考条件,最重要的还是靠关系。”

县在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中处于市和镇之间。在这里,城市和农村的文化相互交融。由于县里具备了共产党最基本的管理机构,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的缩影”。一位出身新野县的政治学者说道:“论文中的事例基本属实,很多读者看后发现自己的故乡也是如此,因而反响强烈。”

共产党的统治一直伴随着“重视血缘、地缘关系的政治传统”延续至今。冯军旗的这篇该论文如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情。

⑰“关系”是仕途保障

冯军旗曾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他基于自身在新野县担任干部时的所见所闻,完成了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内容甚至“惊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

冯军旗的研究对象是河南省新野县,该县的某位学者表明:“统管党内人事的组织部在冯发表论文后,开始对该县进行调查。”据称,数十名涉嫌违规任命提拔和受贿的干部均受到了处分。

冯的论文引起巨大反响说明论文中所阐明的官场现状并不只存在于新野县一地。3年前曾任湖北某县副县长的男子匿名接受了本报采访,他向记者透露了县干部的选拔体系。

需要选拔新干部时,首先由县党委的人秘密走访候选干部的上级领导和同事,询问该候选人的口碑如何。之后,在党内进行投票,评价干部候选人是否胜任。

欲选拔干部的层级和职务不同,选举人和投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但一般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但是,仅凭这些并不能确定干部的最终人选。因为选举的结果与由组织部之前进行的秘密走访调查一样,都需要向由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所组成的县常务委员会汇报。这个常务委员会才拥有最终决定人选的权力。之前进行的投票只不过是对候选人的一次“人气调查”,只要不出现太过“意外”的情况,投票就不会对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产生影响。原湖北省某县副县长透露:“常务委员会看重的是该候选人背后的关系。我还从来没见过实权干部子弟落选的情况。”

一位在北京中央党校研究地方政治、具有丰富地区调研经验的学者说:“与有权势的人为敌没什么好处。因为不知哪一天自己也可能有求于对方。”即使是无记名形式,投票者也担心自己所投的反对票鬼使神差地泄露出去。而且大家的普遍心理是,即使自己一个人反对,有后台的人最终还是会晋升。

一位原外交部某高官的子弟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道:“在中国,‘关系’是决定优胜劣汰的最大力量。”同时他还强调,这种“关系”才是维护自身地位和财产的“保障”。

⑱官员移民等于买保险

走在加拿大温哥华临湾的高级住宅区内,耳边传来阵阵爵士乐的演奏声。听着萨克斯音乐循声而去,发现山上的豪宅里正在召开宴会及内部展览会。笔者没有请帖,只好硬着头皮往门里走。门童居然没有讲英语或法语,而是直接用中文问道“请问你是谁介绍来的?”

这座占地面积达580平米的两层建筑,价值为8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5145万元)。不仅有可容纳5辆汽车的车库,还设有专门的游泳池。身着花裙和套装的男女服务生正在往玻璃杯中倒葡萄酒。

主办这次内部展览会的房地产公司老板孙蓓阳说道:“我们共邀请了约100位客人,其中70%是中国人。”据悉,这个地方以前曾经是富裕白人的聚居地,但孙蓓阳表示,“现在如果没有中国人,我们就没生意可做了”。配备直升机、售价高达1千万加元(约合人民币6431万元)的房子,在挂牌出售的第二天就被中国人买走。而且这些大手笔的顾客中除企业家外,多为中共相关人士。

记者听闻,在中国利用手中职务中饱私囊,然后移民海外的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多数会选择加拿大,于是特意来到这条街上进行采访。

对于那些想要移民海外的中国人而言,加拿大堪称“天堂”。因为只要向加拿大投资8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515万元)就可以移民。1990年代,由于不满香港回归中国,大量香港人移居温哥华,甚至出现了“香港华”一词。从2007年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剧增。现在这个城市大约有40万华人,占该城市人口的两成左右。

一名在温哥华经营房地产已20多年的华人男子表示,“党政机关很多官员都是让妻儿移民出国”。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回答道,“正因为是官员,所以心里才会更清楚一点,即对他们来说,中国很不安全”。

在“关系能使鬼推磨”、提拔竞争激烈的中国党政机关中,爬得越高,风险就越大。若是被政敌抓到了弱点,难免会马上就遭逮捕。而且如果后台倒了,基本上就意味着自己要完蛋了。

一位华人记者称,“他们把家人移民到海外,就像是买了保险一样”,这位记者本人也认识多名移民海外的政府官员。而这些移民海外的官员家人们,则会在“天堂”里悄无声息、尽量不打眼地地“潜水”生活。

⑲不能公布的调查结果

加拿大温哥华市因为吸收世界各地众多富裕阶级的移民而广为人知,该市南部的里士满地区集中了约40万华裔居民。但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亲属却很少住在这里。他们喜欢的是被森林或街边树荫遮挡,能便于保护隐私的地方。而位于山丘之上可以眺望港湾的高级住宅区“西温哥华”则符合了这一点。

一位48岁的女士表示:“他们(党干部或亲属)的共同点是不怎么和别人接触。他们只会跟自己所信赖的一小部分人在一起行动。”这位女士的丈夫在中国事业有成,她于3年前移民到加拿大。仅她认识的人中据说就有10几人与党政官员有关。

在买房子时,党或政府干部的亲属一般都会隐瞒真实身份,但其实也很容易辨别。一名在加拿大专门为中国顾客介绍高级房产有20年之久的房地产业者解释道:“事业有成的人不由自主就会想谈自己的工作,而干部的亲属则缄口不谈。”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一定职位以上的干部其亲属若要移民或在海外工作,必须要向组织部门报告。而关于干部的不动产等资产情况也要求上报。但是,实际上很多干部并没有如实上报。一位华人记者认识许多已经移民的领导干部,他以匿名为条件透露道:“因为如果(干部)被人知道自己的妻子、孩子移民海外或取得外国国籍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影响仕途。”

在中国,有很多领导干部将通过受贿等方式所获取的非法财产和亲属一起送到海外,前赴后继。只有该领导干部本人留在中国,所以人们也称这种人为“裸官”。而“裸官”问题也受到了老百姓的密切关注,逐渐成为社会问题。共产党高层对此也越来越有危机感。近两年,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至少三次强调公开党政干部及其亲属资产的重要性。

2011年,党内监察部门对究竟有多少“裸官”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开。香港杂志《凤凰周刊》对党内相关人士的解释进行了报道:“之所以不公开,大概是因为(人数太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太大了吧。”

⑳“红色后代”与“太子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住宅集中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饭店的停车场里停着数辆挂有高官专用车牌的高级轿车。

这家饭店与党相关机构设在一起,所以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在这聚餐。这时,一位身材矮小的白发女士骑着自行车“嗖”地一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就是胡木英(71岁)。胡女士笑着对我们说,“自行车从来就不会堵,比那些好车还快呢”。记者发现她的车筐上沾满了灰尘,车座上的海绵也露出来了。

胡木英已故的父亲胡乔木,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作为毛泽东秘书参与过很多重要决议以及宪法的制定,是一位保守派的理论家。

胡木英出生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共产党的根据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她同其他干部的子女们一起在“窑洞”里生活了13年。

从政府机构退休之后,为了学习父母那一代人的革命精神,胡木英和当时的朋友们一起组织了“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被称为“太子党”的共产党高干子弟中有1000多人参加了这个联谊会。

当记者提到“我们想了解像你们这样的太子党”时,木英打断问题并否认道:“我们是‘红色后代’。请你不要把我们(和太子党)混为一谈。”

“红色后代”就是指为党的成立做出过贡献的“革命子孙”。而“太子党”一词在以前经济落后的时代没什么人提。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借着经济发展的东风,靠父母手中的权力来挣钱,于是老百姓开始带着批评的意味用“太子党”一词称呼那些高干子弟。

在胡木英看来,最近党的领导层一味强调经济发展等成果,而忘记了反省,腐败日益严重,已经是危机四伏。

“党的干部们不能只顾着中饱私囊,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才是党的根本宗旨。”

最近,胡木英和联谊会的朋友一起起草了一份要求缩小贫富悬殊和推进政改的意见书,并提交给中央高层。一名干部在谈到胡木英等人时评价道,“她们是党内人士最畏惧的压力团体之一”。

在网络上,胡木英的绰号是“啄木鸟”。网民们期待着她能除掉那些腐烂树木中的蛀虫。

㉑无言的回答

在写字楼云集的北京市商务中心区(CBD)内,81层高外饰玻璃幕墙的国贸大酒店显得分外夺目。

去年10月的一天,玄关前豪华汽车接踵而至,约80位中年男女进入国贸大酒店。

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有的是国企或政府领导,有的是实业家。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亲属。此次可谓是一场“血脉”相连的聚会。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姐姐,以及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的亲属也出席了这次聚会。

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逮捕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四人帮”35周年。据出席聚会的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章立凡(62岁)介绍,讨论的议题从毛泽东时代的政策转向当今的社会问题。章的父亲章乃器参加过抗日战争,并曾担任粮食部部长,他本人则是一名改革派历史学者。

“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三公开支)的费用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到美国的4倍。腐败太严重了。”某原共产党高官的后代在讨论中如是说道。

还有人痛批,“与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完全没有进展”、“应该加强法治监督和财政预算审查”等等,不满的矛头相继指向共产党高层。不过,章表示:“其实都是仅限于口头批判而已。谁都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据章透露,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危机感是每个人都无法忽视的,但改革会冲击既得利益阶层。于是,“总体赞成、个别反对”就成了这些人的主流意见。“谁都不想放弃自己的利益,所以改革举步维艰。”章说到。

今年2月,3名原中共干部向党中央提交了意见书,要求公开领导干部的个人资产,包括今秋中共十八大全体代表及其家属的资产明细。呼吁“新的领导层应该清廉、争取人民的信任”。

据悉,3个月过去后也未收到任何回复。此事在网上公开后引起了极大反响,人们纷纷转载,但不久均被删除。

这或许就是中共领导层“无言的回答”吧。

㉒下放收获“钢铁般意志”

即将在今秋中共18大后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有一个名叫“齐桥桥”的姐姐,今年63岁,幼时的名字为“习桥桥”。据悉,目前齐桥桥与丈夫及女儿的资产合计至少有十多亿人民币。

毗邻香港的广东省深圳市原本是个渔村,改革开放后于1980年成为经济特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工厂云集、拥有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当时提议在此成立经济特区的人就是习近平的父亲、共产党八大元老之一、原副总理习仲勋。2002年,习仲勋以88岁的高龄去世。而在他引退后直至去世的十多年间一直居住在深圳,照顾他的就是齐桥桥。

最近,一篇总结了齐桥桥半生经历的文章刊载在了清华大学的网站上,该文章是基于对她本人的采访写成的。此前香港已经出版了不少关于习近平家庭的书籍。

根据这些书籍的记载,齐桥桥在1949年,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出生于革命圣地延安,3岁时与父母一同移居北京。她和习近平等兄弟姐妹在幼儿园以及小学时过着寄宿生活。每逢周末时她就会牵着弟妹的手回到家中与等候他们的父母团聚。

1962年在她上中学时,她的姓由父亲的“习”改成了母亲的“齐”。香港的一本书中介绍了齐桥桥本人对这一改姓经历的回忆。因为“习”在中国属于罕见的姓氏,据齐桥桥回忆,当时习仲勋说“别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更改了女儿的姓氏。

同年,习仲勋在毛泽东发动的权力斗争中被打倒。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齐桥桥的母亲齐心曾多次被拉到大街上批斗。1969年,20岁的齐桥桥被下放到内蒙古自治区。据她回忆,冬天在内蒙古参加农业劳动时寒风刺骨,食物又不足,就连饮用水也十分匮乏。

对此她在接受清华大学采访时说道:“只要心中有目标、有理想、有信仰、每个人都能成为钢铁战士,都会有钢铁般的意志。现在想来,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8年,在四人帮被逮捕2年后,习仲勋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名誉。此后他赴广东省,在党、政、军等处任要职。当时齐桥桥在组织安排下成为了父亲的秘书,后进入广州军区,并曾负责管理中越战争被俘越南士兵。

习仲勋于1980年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齐桥桥也曾在武警总部工作,据说还参与了特警部队的创建。90年代习仲勋引退后,她也辞去了公职。

此后,齐桥桥在香港结识了一位大陆出身的房地产商邓家贵,两人于1996年结婚,40多岁的齐桥桥开始投身商界。

㉓见不到的老板

“我们本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但如果拒绝采访的话反而显得不正常。”今年7月中旬,在深圳市中心一座高层建筑的24楼,一位身穿绿色保罗衫的男子这样说道。

他是远为集团的核心成员、远为实业50岁的副总经理。该集团的主要业务是房地产开发。他翘着二郎腿坐在皮制沙发上说道:“这两人的确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他所说的“这两人”是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2人持有远为实业的所有股票。副总经理自报了姓名,不过当记者问能否交换名片时他说:“没有这个必要吧。”但他又继续说道:“既然你直接来采访了,那我们就是朋友。”

记者走访这家公司是为了解一些关于齐桥桥和邓家贵的情况。邓家贵从1980至90年代在云南做生意,经营香烟生产设备等。关于他的情况香港媒体也几乎没有报道过。

1996年,齐桥桥与邓家贵结婚后就投身商界。她在香港成立了投资公司,成为七家公司的董事。现在其中6家已经关闭,剩下1家的几乎所有股票也都转到了女儿张燕南(34岁)的名下。张燕南在2007至2009年的3年内至少购买了价值约6亿港币(约合人民币4.87亿元)的不动产。

据这位副总经理介绍,现在齐桥桥和邓家贵虽然不在公司中任职,但有时会以股东的身份访问公司。邓家贵比较平易近人,相较之下齐桥桥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她对公司职员很有礼貌,但在工作上要求很高。

当记者询问能否与这对夫妻见面时,这位副总经理一改之前柔和的语气,坚决地回答道:“这可不行。可以把你来采访的事情告诉他们,但不能见面。”

据悉,该集团旗下的很多业务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了,还有营业收入的只剩一家从事汽车检验的公司,年营业额也只有400万元左右。这位副总经理反复强调:“我们这是普通的企业。”

不过后来当记者转换话题,谈起深圳地铁的车站大楼工程时,这位副总经理忽然露出笑容:“这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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