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中国短暂的一段资本主义形态的时代，但是由于封建遗毒尚未清除，共产主义又风云而起，多种的思想在一个疲弱的大国里纵，注定这样的国度是没法正常的。
但是，他毕竟是资本主义制度，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的发展是可观的。我们知道，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行业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垄断形式，有时候甚至有不少是跨行业的垄断。资本主义从以往的报刊到现在的其他媒介都是一垄断形式出现的。而在中国，短暂的资本主义，是否出现过对报界的垄断？
两百大洋起家的成舍我
两百块办一个报纸，听起来就是一个笑话；但是把这种事办成了就是奇迹。成舍我就是那个创造奇迹的人。
在1924年4月16日，用两百元办起的报纸《世界晚报》创刊了。钱少还要办报，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努力的“省”、全力的“赚”。
首先就是“省”。为了省钱，他连个像样的报馆也没租，而是直接在他的住宅处就开办了他的报馆。其次就是少找人。整个报馆，就三个半人。他自己任社长，请了一位经理范寰，一位采访记者龚德柏；担任副刊编辑的张恨水，因为是兼职，所以只能说是半个。除此外，他的爱人杨璠也被他拉来帮忙，一封报纸就这样便诞生了。因为经费问题，他根本不可能有他自己的印刷设备，只好由私人印刷局代印。所有的一切，能省就省。
其次就是“赚”了。私人办报纸，赚不了钱，就一切都是白搭。但是，在当时的北京，有很多的报纸早已经打开局面。一个新的报刊，要迅速的打开市场是很不易的。如果要按部就班的一步步来，拮据的经济条件，这报馆必然支持不了的几日。那时的北京的报馆都有个不成文的行规，报纸都由报贩子来卖的，两家以三七分开。成舍我用五五开的低价吸引了很多的报贩子，又由于报纸的质量高，使其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有人会问，三个半人的报纸，质量会高？殊不知，这几位可都不是泛泛之辈。最有名的就是那半个，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这样的人，主持副刊其销量本来就是保证。除此外，龚德柏也是民国著名的报刊政论家，几次因言入狱，人送其“龚大炮”之外号。有人才就有好报纸，这是成舍我办报一直坚持的观点。
开刊时，成舍我就给报纸定下了四项宗旨：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
刚刚创刊，就遇上了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纪念袁世凯的卖国二十一条。《世界晚刊》便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并发表时评，抨击北洋政府的暴行。一下子就在青年的学生中建立起了威信。
《世界晚报》真正名声大振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意外。当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欲南下北京，在北京的曹锟派吴佩孚前去抵御。吴佩孚是个很迷信的人，选择主将看的不是能力，而是姓名。也因此，就有一位名叫张福来的担任了前敌总指挥。晚报得此消息，立刻就登文报道。但是本来题为《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忽然在印刷出来之后变成了《前敌总指挥张祸来》。不知情的成舍我看见自己的报纸除了这问题，赶快去找主编龚德柏。也不知知情的龚德柏也在霎时傻住了，怎么办？一句话也不会说了。成舍我说，别愣了，快跑吧！几人都跑至东交民巷避难，一切都不出所料，当晚《世界晚报》就被宪兵队给封了。
报馆被封之后的第三天，曹锟就被倒戈的冯玉祥软禁，吴佩孚逃亡洛阳。这时，成舍我抓住机遇，向北京的新主人冯玉祥提出了复刊的请求。冯玉祥很痛快也就答应了，于是在停刊几日之后，便得到复刊。由于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使得《世界晚报》一时名声大振。复刊之后的《世界晚报》销量大增，许多的同行都很佩服他们的胆识。甚至有人认为，成舍我早就知道了内情，所以才故意那么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报纸的销量一下子就打开了一个诺大的市场。
这一次的因祸得福，使得报馆的经营趋势一路向好。于是，在次年，成我就先后创办了《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成为我国首位独立办三个报的报人。
靠着犀利的时评，出彩的副刊，世界报系取得了中国报界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在哪个时代，他要进一步的扩大，是很难的。虽然他后来还再重庆办过《世界日报》，但是始终没有在大陆完成过他的大志。
干实业的史量才
民国的报纸有很多，很多都是为了阐述政见所办的，把报纸当作事业来做，在中国民国是很少见的。而史量才就是把报馆当作企业来做的一个人。
申报是份外国人所办的报纸，从清末到49年，如实的记录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被誉为中国近代的百科全书。而史量才接手《申报》是在1912年。当时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在好友张謇的支持下，接手了在当年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虽然当时的《申报》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但是他的真正发扬光大还是在史量才的手上实现的。
为了使得报纸的销量增大，首先要做的就是网罗人才，提高报纸的质量。恰在此时，于是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和袁世凯复辟的闹剧。《申报》专注机遇，通过改版，在报中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针对很多的问题，市场会有很尖锐的时评。
著名的是1916年，上海《申报》开始披露袁世凯秘书张一鏖提供的日记。其记述内容有：戊戌变法面临夭折的危急之际，光绪皇帝于1898年9月16日召袁世凯从天津进京觐见，赏袁侍郎职，办练兵事务，随时具奏应办事宜。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袁世凯住处，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命令袁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的住处颐和园，挽救维新变法以及袁临回天津前再次觐见光绪帝，接着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筹商绞杀维新派变法的经过。此日记记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9月29日，地点在天津督署。这份日记一公布，全国一片嘘声，得知袁世凯出卖维新变法的历史之后，举国反袁声势大涨。一时《申报》在全国的销量暴增。
在五四运动之后，《申报》主笔写了著名的社论《图穷而匕首见》。文中写道：“今和会之划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对现实的一针见血，积极的心态，那股激励人心，鼓人前进的呼声甚是强烈。
除此外，史量才召集了一大批的“鸳鸯蝴蝶派”的文人，来主持副刊“自由谈”。连载了很多的才子佳人的小说。也是在《申报》的这片舞台上，才使得周瘦鹃等人独开一派，是的在动乱的民国，像奇迹一样的出现一个“鸳鸯蝴蝶派”。
这段时间，由于史量才的苦心经营。报馆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报界实力的基础上，史量才还将视线转向了其他的产业。参加创办了中南银行；发起建设了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在实力日渐雄厚之时，修建了报馆大楼，购买了新式设备，于1927年收买了当时的另一大报《新闻报》的部分股权。自此，史量才成为了上海滩的报界大王。
之后，史量才有准备在1929年的时候，再次购买《新闻报》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的抵制。这一抵制，史量才认识到，在中国要垄断是不可能的。之后的他就将精力聚集到《申报》的改进之上。
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另一份《申报》。而在这些给个中最显著的就是《申报》副刊“自由谈”的改革。
由青年作家黎烈文人主编的副刊，一改“鸳鸯蝴蝶派”当时淫辞艳语，代替则是那个时代人们最渴望看见的声音。特约轮训和茅盾两位大家，以签字左右的杂文在“自由谈”上刊登。引来陈望道、叶圣陶、老舍、沈从文、郁达夫、巴金等著名作家寄来作品。就连章太炎、柳亚子等也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申报》在这次大的改革之后，引来了更多的注意，但是也受到了当局的限制。
针对此，蒋介石才面对史量才抛出“我有百万军队”之语来威胁，史量才则以“我有百万读者”来回应，很是有些侠气。最终在刊登了国母的文章之后，激怒了蒋介石。密令暗杀史量才。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遇刺身亡。在他遇刺之前，他的报纸早已经办的风生水起，但是怎奈时局动乱，英才短命。
代表一个时代的《大公报》
其实《大公报》也是一张很老的报纸。1926年，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连手买下被迫停刊的《大公报》。
三人接手后的《大公报》横空出世，立刻就将中国报纸的专业标准打打的提高。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条宗旨为《大公报》的生命线，跨越性的提高了中国报纸的水平。而要在当时，邵飘萍、林白水两个著名报人相继被杀的背景下，做出此等声明，着实不易。报社由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人总经理兼副主编，张季鸾任主编兼副总经理。三人因皆是优秀报人，所以组成社评委员会来研究时事，决定之后，轮流执笔。三人一间不同时，以多决定，各持己见时，以张季鸾为准。
很快，《大公报》就获得了成功，在全国便造成很大的影响。
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大公报魄力开了一次会。张季鸾在会上严肃的说，从今天起我们要宣布一个报社的基本政策，做两件事：第一，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再开一个“军事周刊”，用来教战。在民族存亡的大计面前，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可谓一国之幸。
自然，会后的《大公报》很快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公报》的销量也开始飙升。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网罗人才的情况下，《大公报》的发展很是喜人。借着张季鸾的如椽大笔，靠着胡政之的多方经营，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自1934年之后，全国就再没有与《大公报》想抗衡的报纸了。
随着时局的动荡，《大公报》先后办了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在日寇的飞机不停轰炸的时候，《大公报》依然坚持着出版。由于《大公报》的主笔与蒋介石的私交，以及其水平着实很高，所以就成为蒋介石每天必读之报。也因此《大公报》的影响力，其他报刊更是难以抗衡。
除了对国内新闻的报道，还派记者到欧洲战场上采访，发回前线的最新的报道，推出了一大批的优秀国际通讯。而就在《大公报》一个摇篮里，就诞生了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等大名鼎鼎的大报人，不愧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大报。
很快，抗日胜利了，中日开战了。大公报依然坚持着他传统的中间路线，但是这样的处境让他显得很尴尬。也就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大公报》渐渐的消逝下去。又一次的尝试，终于又以失败告终。
短暂的资本主义，畸形的社会状态，什么都会变的不可思议。也就注定中国没法正常的走上那条别人走过的路。事实也证明，我们没有那么走，我们走了属于自己的路，而报界民间资本垄断在中国也就将成为永远的神话，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托拉斯”永远找不到他属于它的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