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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的欧洲财富税

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欧洲,不仅资产在各国间逃逸来逃逸去,甚至一些富人在各国间不断转换国籍。当然,对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的富人来说,他们是想离开动荡的环境,而法国的富人则因为奥朗德政府提高了“富人税”而惊慌规避,尤其是法国富豪代表LVMH集团CEO贝尔纳•阿尔诺(欧洲首富)近日移民比利时,成为一个标志性高潮事件。

很多人分析说,法国的“富人税”反映的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平等高于自由,这跟英美式的道路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在一些人心目中,“法国大革命”不是什么好词,是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所以,富人税也被认为是杀富济贫,用经济学家米尔里斯的话说,“如果打击了富人的财富,那就是扼杀了穷人的机会”,意即:富人为了保护财产降低生产热情,那么穷人的工作岗位将不会得到增加。

问题并不是这样非此即彼式的极端,我们一直喜欢采取温和的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世界。“富人税”的本质是什么呢?一种财富税。这个世界的主流征税方式是根据“每项”或者“流”来征的。比如工资税,就是对每月的收入流来征的,或者物业税,是对某项资产价值来征税的。但是很少有国家对整体性的财富状态来直接征税,世界上只有法国、冰岛、荷兰、印度、挪威和瑞士等国家这样做。

财富税在法国叫做“财富团结税”(solidarity tax on wealth)。简单地讲,先算算富人的资产,比如住房、现金、存款、货币市场基金、股票、储蓄保险、退休金以及个人信托等等,再算算他的负债,比如按揭贷款、信用卡债务,然后相减,得出财富的净值,对这个净值征税。显然,税务部门要算富人的财富税是要花相当功夫的,因为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会经常变化,净值就会变化,算出来会非常麻烦。不像对收入流征税,那是非常清晰简单的。即使税务部门费劲计算出来的数额,富人们也会感到不服,觉得多征了。例如富人计算期的股票还是涨的,等交税的时候股票已经狂跌。这的确让人感到抓狂。

那么财富税是不是会导致米尔里斯的命题?我们认为,如果政府有诚意能够控制整体税负水平,财富税往往会导致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下降。这个故事在印度和荷兰都发生过。当政府调高1000万美元以上富人的财富税之后,他们往往有能力降低其他的税收负担,比如所得税、消费税和增值税,这些税收下降往往是生产性的,因为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以及资本流入。而且,还有一个奇妙的变化,财富税越低,富人们往往愿意做股权投资,原本是一个实业家,他洗褪掉这种色彩,成为一个投资家。但是财富税越高,富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兴趣就会越大,他的实业家气质就会越浓。

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税收竞争是各国常见的武器,那些实体经济强大的国家往往削减企业税收鼓励实业投资,而像英国瑞士这样的金融国家,往往降低富人税率,吸引富人流入,做财富管理的生意。所以对于富人来说,他们是左右逢源的。一旦有点税收抬升,富人们就会非常敏感,法国去年就跑掉了843名富豪,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由于这种左右逢源的全球化存在,奥朗德政府宣扬的“爱国主义富人税”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跟密特朗总统时期的水平差不多,只占税收总额的1.5%,而且还被迫承诺2年后就会废除。

法国财富税的故事是悲伤的,它象征着一种极端的全球化事态无法逆转。财富只会寻觅机会,而不会承担责任即使稍微承担一点点责任。它将见证着一些欧洲国家里阶层鸿沟的不断扩大,人群的撕裂和政治的分立,冷漠的社会达尔文丛林精神的降临。它无法改善,它正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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