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支持者们纷纷现身。
一个流行于世的说法遭遇挑战，中国GDP中投资比例过高，消费过低。作为工业化前期的中国，基建投资十分必要，但政府主导式的投资方式与低下的效率将使中国经济走向式微。
中国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吗？需要。此前建成的高速公路网使汽车业、城市群、物流的畅通成为可能，目前的轨道交通使人口集中的城市群成为可能，将使珠三角、长三角、长湘潭等城市真正融合到一起。中国需要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投资吗？未必。虽然高铁建设使中国拥有了畅通的物流体系，但资金使用过程中披露的冰山一角，显示投资效率之低下、贪腐之严重让人瞠目。即使乐观的林毅夫先生，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还能保持8%的增速，也提出了“要满足诸如收入分配、金融结构、政治腐败等多个问题被解决的前提条件”。
按照张军、朱天两位先生的说法，依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须的。他们对产能结构性过剩说提出质疑，并且认为投资回报率没有明显下降，依据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两组学者的研究，也就是说，投资效率并未下降。当然，清华等大学课题组也有相反的研究结果，今年9月25日，知名会计事务所安永也发布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幅下滑。
投资效率是衡量投资方式、是否需要继续投资的重要指标。
日本、韩国等国大规模投资在工业化初起时，确实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但负面的案例也并不鲜见。美国学者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所著的《Why Nations Fail》，引用一组前苏联的经济数据，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截止上世纪70年代初，前苏联经济增速全球领先，德国和苏联都在三十年代完成了经济国有化，意味着政府可以在无度授信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同时以奴役方式加大劳动者效率：从30年代到50年代赫鲁晓夫掌权，有3500万人因为怠工受到各种不同惩罚，有一些被送到古拉格群岛，而乌克兰一些农民进入工厂无偿劳动。最终，低效的国企拖垮了政权。
根据美国国会198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GNP年均增长5.8%，1940到1950年，受战争影响下降，年均增长2.2%，从1950年到1960，反弹至年均增长5.2%，从1960年到1970年，仍然高达4.9%，而从1970到1980年，大幅下降至2.5%，从1980年到1985，仅1.8%，援引的后续数据是，从1986年到1990年，仅1.3%——从经济角度不难理解苏联的崩溃。
从TFP数据来看，同样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过山车过程，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TFP年均增长1.7%，1940到1950年，年均增长2%，从1950年到1960，大幅下降到0.4%，从1960年到1970年，微升至0.5%，但70年代后陷入效率崩溃，从1970到1980年，大幅下降至-1.2%，从1980年到1985，为-1.0%0。分析认为，从1928年到1940的12年，苏联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如收割机、同时大规模组织劳工进行军事化生产，而国内无法产生创新民用技术，加之中央计划低效，导致80年代的崩盘。
黄亚生教授提出了巴西的例证，指出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强迫工业化”的恶果是社会丧失公平，基尼系数扩大，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
集中式投资模式可能产生奇迹之后崩溃的后果，另一方面，当大规模基建投资完成后，过度投资成为债务之源、经济紧缩的罪魁。
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引述日本权威经济杂志《东洋经济》的文章指出，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为挽救经济，日本政府在1992年至1998年，连续七年推出减税、增加公共投资、购地等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尤其是财政投入超过GDP的15%，其中约半数为公共投资。但是，这些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非但未能挽救经济，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并造成产能过剩等诸多恶果。
日本的财政刺激造成庞大的债务负担，到1996年底，日本的国债余额达到244.7万亿日元，截止2011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日本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达230％。日本“财政重建”减赤无望，如果日本的债券像美国一样有20%由国际债权人购买，恐怕日本债务危机早就发生了。
为人诟病的是，日本实施财政刺激计划大量资金固守汽车和家电两大传统产业，在培育新的主导产业方面偏重不够、支持不足，另有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公路、桥梁等公共建设，造成的财政浪费。据2000年9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998年道路投资额约为15万亿日元，其中仅有40%形成固定资本，浪费掉的资金达到4万亿到5万亿日元。
并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投资浪费，如何由市场主体主导投资，如何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寻租百出现象。可惜，也许过于敏感，也许制度难以纳入模型，在如此重要的变量上，赞同加大投资者着墨甚少。这是巨大的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