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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期倦于勤”养老金制度应随时而变

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日前建议,每五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引起广泛争议。据媒体采访了解,阶梯式、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具体的制度设计可以是五年,也可能会更短。而这一说法明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爆了广泛关注。

关于养老金制度,陈禹安在《这是CEO的菜》中提到一个经典的案例:2004年,管理大师德鲁克预言通用汽车将从美国三大汽车集团中消失。而德鲁克去世后仅仅过了4年,通用汽车果然在2009年的金融风暴中宣布申请破产重组。尽管与德鲁克描述的“消失”还不完全一致,但德鲁克的这个预言显然已经成为他一生中许多个精准判断中的最后一个。德鲁克之所以拿“通用汽车”说事,是源自于他对通用汽车的了解。

而德鲁克的《养老金的革命》这本书也必须从通用汽车公司说起。事实上,当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很多人在退休后享受养老金制度的时候,不应该忘了在20世纪50年代接替阿尔弗莱德·斯通担任通用汽车CEO的威尔逊。

正是威尔逊率先提出并获得美国国会通过的养老金制度安排,造就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老有所养的安心局面。

在威尔逊之前的早期养老金计划都是“年金”计划,基本上只投资于政府债券、抵押贷款等有固定收益的项目。但威尔逊否定了这样的做法。他认为,这种貌似安全的做法反而会带来让一个国家和企业面临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或者会带来利率的大幅下降,从而降低了工人们的预期养老金。他的方法是必须将养老金通过购买股票的做法“投资于美国”——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性资产和生产能力及增长能力进行投资。

另外,也有人主张将工人的养老基金投入他们所在的企业。但威尔逊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如果用工人们的养老基金去购买他们所在企业的股票,就等于把工人们的所有鸡蛋都放到了一个篮子里”。一旦企业经营不善,工人们退休后就会流离失所,而能够保持长久繁荣的企业总是极少数的。

1952年,威尔逊的养老金计划首先在通用汽车公司实行,随后的一年内,8000多个基金应运而生。但是,随着养老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一场革命悄然兴起。德鲁克将其称之为“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化”。在他看来,根据最传统最严格的定义,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通过养老基金,美国的工人阶级控制了超过2/3的企业股份(普通股)和大约40%的借入资本(国家债券、企业债券和票据等),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唯一的“资本家”了。

尽管威尔逊深谋远虑,规避了很多风险,但他制定养老金所依赖的大背景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在今天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这个背景变化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1935年,美国开始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时,65岁以上的人口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仅为1∶9或1∶10。但到了70年代,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1∶4。当时,大部分人的寿命不超过50岁,而现在,50岁的人还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了人口总数中的较大比例。

婴儿出生率的快速增长和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及随后出生率的再次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增长带来的老龄化,远远超过了此前设定的养老基金的承受能力。

威尔逊绝对不会想到,50年后,通用汽车公司每年居然要支付70亿美元的巨额养老金费用。而这个问题在由行业工会和各级政府控制的养老基金上更为突出。

很多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对它们的养老金负债进行过任何资金储备,比如纽约市,在林赛市长执政的10余年间,一直假装做到了“收支平衡”。直到1975年,随着退休员工的不断增多,纽约市需要支付的养老金越来越多,自欺欺人的幻象这才无法维持。实际上,纽约市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而这样的窘境绝非只出现在像纽约这样的特大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是一个仅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但是,仅警察和消防人员的养老金缺口就高达1000万美元。

因为没有顾及制度赖以制定的背景可能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出发点美好、预期良好的制度往往会造成伤害。

目光敏锐的德鲁克最早准确预见了问题的发生,也相应提出,必须从结构上对养老基金做出变革,让它能够更好地符合经济现实,更好地服务于雇主和雇员,更好地满足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的政治经济需要。

但遗憾的是,各层级的决策者们似乎对此置若罔闻。连德鲁克本人也不得不哀叹自己这本所有著作中最具针对性的书,却也最为人所忽视。

实际上,养老基金带来的问题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不敢正视现实,甚至“文过饰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地假装问题并不存在。

德鲁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曾经针对通用汽车从战时状态恢复到平常状态提出过进行变革的建议:“我认为任何一项政策(制度)在经过20年的时间后,多半已经不再适用了。目前,通用汽车公司正要恢复和平时期的生产,这正是一个重新思考的绝佳机会。”

但是,德鲁克的建议却让通用汽车公司的高层大为光火。他们反斥道:“我们花了20年才制定、发展出这些政策,它们在实践中受到了检验。我们知道它们是正确的!你还不如让我们去改变重力定律呢。”

正是成功公司和成功领导者对制度的坚守,让他们无视环境情势的变化。德鲁克也正是据此在2004年做出了“通用公司将从美国三大汽车生产厂商中消失”的大胆预言。

而现在,在养老基金的变革上,决策者们还是有可能重蹈覆辙。而眼下我们所看到的养老体系困局、所面临的养老金缺口,不过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反市场逻辑的又一次露出水面的表征。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中,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从政府包揽一切变成了个人、企业、财政共同承担。但转型成本由谁承担?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含糊不清。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曾在1950年代讨论未果,一直到现在仍处在试点阶段。这意味着企业和企业员工均需为养老缴费,而机关事业单位群体则主要由全民供养。在全球的老龄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选择都证明,养老从无完美制度,不是当代人作牺牲,就是下一代人作牺牲。

再美好、再成功的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正确,永远不造成伤害。而把伤害的后果全部推到制度身上,虽然能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但却于事无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更要认识到,制度造成的伤害,在我们不做准备、不予正视的时候,尤为惨重。不仅是养老金制度,所有涉及制度的领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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