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不是今天才有的，有了私有制就有房地产买卖。当然，今天的房地产业算是登峰造极了，土地还是国有的，价格却炒得高高的，还不能投资。今人比古人玩得洋。
古代买块地多少钱呢？《野客丛书》里写了东方朔一句话：“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这里说的是汉朝长安附近，最熟的地皮了。汉朝所谓一金，是指一斤金子，折算差不多一万铜板，折成现在的钱，四五千元人民币吧。一亩地是660多平米，合着七八十元一平米。这个价钱还有很多记载证实，比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祖业良田，亩价一金”。汉朝大概就是这么个价钱。
到了宋朝，房地产交易就活跃了。不仅能拿钱买，还能拿东西换。《铁围山丛谈》里说，书法家米芾想在江南丹阳置个大宅子，到处找人打听。他一哥们儿呢，则惦记上米芾手里的一件宝贝了。什么东西啊？一方砚台。这砚台叫砚山，原来是李后主的，一尺多长，前有手指粗的“山峰”三十六座，两边是坡，中间凿成研池，反正是好宝贝。于是呢，这位就帮着米芾踅摸地方，终于找见甘露寺下临江的一块古墓，据说是晋唐时人的住所，背山面河风景好，还有好多参天古树。这之后，就召饭局了，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高兴，米芾就拿砚台换了这块地，后来在这里造了个大宅子，起名叫“海岳庵”。
现在拿砚台能换房子吗？要真是找着李后主那方，没准也行。但这东西估计落不到文人手里。米芾交给哥们儿那方砚山，后来也被宋徽宗收走了。
清朝笔记说，当时有人发现了宋朝的土地交易合同，是这么写的：大宋国江都县太平乡某地，今将钱财九万九千九百九十贯，就着皇天父、后土母、三十八将灵祗，买得丁地坟山。天地神明面前交割清楚。见人东王公、西王母，保人张陆、李庭，书契人石度、金度……最后还来了一句：“急急如律令”。
这份神神叨叨的地契，挺让人怀疑的。将近十万贯买块墓地？那可赶上现在的物价了。后来又有人找到宋朝的书，发现上面有记载，说买墓地一定要用买地券，是用木头做的，写着红字，实际价格多少再论，买地券上一定要写上九数，比如“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这又太便宜了）。还有人发现了晋朝的买地券，只不过价钱写的是“四百万钱”。看来这一类的地契还不是真地契，只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一个告慰亡灵的物件。
真的地契也有，《容斋随笔》里就提到从东晋以后，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皆有文券。不仅有契约，还有交易税，“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税率是百分之四，比起现在的百分之二十来，还是仁义得多了。这笔钱，由卖家出三百，买家出一百，大家都有份。即便如此，也有很多人认为官家索取过多，而且这些税名义上双方交，实际上“皆买者独输”。为了避税，交易数额比较大的，就得想办法了，“率隐灭价值”，故意在契约上隐瞒价格，搞起了阴阳合同，和现在的状况一样一样的。于是，相关的诉讼纠纷也就多了。
清朝的学者俞樾写道，在清朝，买卖田宅的契税，都由买者缴纳，和宋朝相同，但按照晋朝、宋朝的制度，买卖双方都要出，而且卖家比买家出得多，“不可解也”。他要是活到现在，就知道没什么不可解的，制度归制度，变通归变通，市场决定一切，到税务所一看就明白，你的你出，我的你也得出。
以上，都是民间的房地产营生。那么官员呢？他们能住什么样的宅子？唐朝的官员，住的就比较典型。唐朝初年，提倡节俭，魏征这样的高官，也就住在陋室之中，唐太宗要给他修大宅子，他还死活不要。后来魏征重病，李世民赶紧把自己盖一个小殿的木料，拿去给魏征盖房，五天竣工。这房子一直留到开元年间，毁于失火。房子烧掉的时候，魏征的子孙痛哭了三天，士大夫们还纷纷前往凭吊。
再比如，唐高宗时，中书侍郎（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义琰住的也是蜗居，最后病故于“方丈室内”，皇帝很是过意不去，出钱给他造了座灵堂。
可到了武则天以后，皇亲官员就开始奢靡了，个个比着营造豪宅。唐玄宗天宝年间，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朝廷官员到王家太平坊大宅去搜检，竟然“数日不能遍”，还真是房叔气派。坊间议论，这种拼着比着盖豪宅的行为，叫做“土木之妖”。
即便是安史之乱也没刹住歪风邪气。平定叛乱的郭子仪牛大了，他的住宅里，院子与院子之间得靠车马往来，各个院子里的门房，彼此都不认识，所谓“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
有天郭子仪出门，看见施工队正在给他盖院墙，他随口说道：“好好筑这面墙啊，别不结实。”那工人放下工具，说：“放心吧，京城里达官贵人的院墙，都是我建的。几十年来，只见主人更换，墙没毛病，都好好的呢。”
郭子仪听了半天没言声，转身上朝，辞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