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一个组织或一个共同体总是因为某个先前业已存在的具体目标而诞生并维系的。政治军事联盟（如北约）多半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而经济商业组织（如WTO）则常常是为了谋求共同的利益，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联合体是从一个虚拟的名词出发而结成政治实体的。更令人称奇的是，直到这个名词诞生的第12个年头、实体也已形成了整整4年以后，它所要追求的目标看来仍然不太清晰。
仅仅因为这一点，今年晚些时候即将退休的高盛(Goldman Sachs)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英国人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就将被全世界记住很长时间。由于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s)这个比“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魔力大得多的名词——这是一项远比他给公司和客户创造的利润更为重要的“遗产”，人们称他为“金砖先生”(Mr Bric)。
然而在声名大噪的同时，奥尼尔也许会充满失落感地发现，如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创造一样，“金砖四国”——随着南非这个“S”的加入，现在它在拼写上臻于完美——这个概念正日益悖离自己的初衷。作为它的“教父”，奥尼尔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名词的解释权。
●十年铺就“金砖”路
上周在南非德班的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完成了制度化的领导人会面由“B”、“R”、“I”、“C”和“S”五个国家轮流作东的第一个循环。
更加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历经3年协商谈判的“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终于正式迈出了第一步。五国领导人同意建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央行外汇储备资金池，作为强化全球金融稳定的“应急基金”，但备受全球媒体关注的“金砖开发银行”成立计划却没有能够在这次峰会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或许折射出一个无奈的现实：发展中国家想要将它们对发达国家的口无遮拦的猛烈抨击转化为它们自己之间的建设性合作并非易事。
2001年，当时任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尼尔在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报告中首次使用“金砖四国”这一概念——Bric，与英文中“砖”（brick）发音相同，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组成——的时候，这仅仅是一个便于记忆的投资概念。之所以将这四个国家捆绑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是新兴市场中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而且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2003年10月，高盛进一步发布报告指出，到2050年，BRIC将引领世界经济。
在此后的5年里，“金砖四国”这个名词虽然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但它仍然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虚拟概念。
构成这个单词的四个国家真正试探搭建现实合作平台是在2006年，而到2009年6月16日，首届“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虽然这次峰会的象征意义大过实质内容，但它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宣告了“金砖时代”的开端。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峰会在巴西召开，标志着金砖四国的合作不再是达成一些共识或发表一些共同声明，而是完成了机制化。一般普遍认为，正是巴西利亚峰会意味着“金砖四国”从一个松散的合作正式变成一个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组织。
2011年4月14日至15日，第三次金砖峰会中国海南三亚举行。在此之前，“金砖四国”已于2010年12月吸收南非为正式成员加入该机制，它自身也随之更名为复数意义上的“金砖国家”（BRICS）。
南非的加入，政治原因显然大于经济原因。因为这样一来，这一合作平台的地域范围便涵盖了亚、欧、拉、非四大洲，从而使自己——作为新兴世界的全球性代表——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更强的合法性。三亚峰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进一步完善了“金砖国家”的内部架构、理顺了机制的内外部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第四次金砖峰会于2012年3月28至29日在印度新德里成功举行。“金砖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基金”等金融合作设想就是在那次峰会上正式提出并开始筹划的，一年后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果实。
●“金砖金融新秩序”
作为一个国家联盟，“金砖四国”或“金砖国家”从起航之初就偏离了吉姆•奥尼尔的蓝图，被抹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点，五国领导人从不掩饰。他们都理所当然地将自己标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代言人，并宣称要改革（挑战）西方长期主导下的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促进全新的、更为合理的“多极化”全球治理架构。这些国家渴望将自己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转换成与之相称的政治影响力，而分别来自这个星球上最遥远的角落、内部差异性如此巨大的它们之所以愿意抱成一团，则显示出新兴势力面对老牌大国时在政治上的不自信和不娴熟。
在迄今为止的每一次金砖峰会上，除了有关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国际贸易及国际组织改革等经济话题外，政治议题始终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它们囊括了从能源安全到气候变化、从裁军到核不扩散等当今世界几乎所有主要问题。在2011年的三亚金砖峰会上，利比亚局势是焦点；一年后的新德里峰会上，叙利亚局势与伊朗核问题又成了各方讨论的重点。而每次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少不了“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一类的响亮口号。
于是有人欢呼道：西方（美国）统治之下的世界图景即将隐退，“金砖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
对于“金砖国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将要扮演的角色，一位美国学者曾经打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西方说：“欢迎加入俱乐部，但我们在二战后建立的秩序必须保留。”对此，“金砖国家”不以为然。它们说：“那个秩序是你们的秩序，现在是谈论安排下一个秩序的时候了”……鉴于未来“金砖时代”将以一种和平有序、而非暴力混乱的方式取代当下的“美国世纪”，它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非对抗性“改革者联盟”，而不是1000多年前颠覆罗马帝国的令人恐惧的蛮族。
然而，除了对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作出不厌其烦的抨击并一再许诺一个“更加公正美好”的未来新秩序之外，“金砖国家”心目中似乎并没有一张清晰的世界蓝图。至于从何处着手建设金砖版的“美丽新世界”，更是缺乏头绪。
金融危机给了金砖国家施展抱负的一次绝好机会，因为这次危机令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缺陷暴露无余。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受害者，金砖国家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采取措施，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使之更加多元化和更具代表性。他们宣称，现行国际金融和货币体制已不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须扩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
历次金砖联合声明很具说服力地指出，五个“金砖国家”中有两个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前十位，中国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金砖五国在IMF中的表决权加起来都不及美国一家，甚至连英法两国的表决权都超过了金砖国家中的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于是，敦促IMF加快改革、倡议建立基础更加广泛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便成了过去几年金砖合作中的老生常谈。
这也就是为什么尚在磨合摸索中的“金砖国家”选择将“金砖应急基金”和“金砖开发银行”作为实质性合作第一步的原因，这两个机构分别就是IMF和世界银行的拷贝，而它们又是现行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基石。明眼人一看便知，“金砖国家”想要另起炉灶。
但金砖领导人们的志向远不止于此。
●褪色的“金砖泡沫”
以下数据被一再提及，用以证明“金砖国家”蕴含的巨大潜力——
五个国家拥有全球近30%的国土面积及超过40%的人口，目前它们的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和吸引外资分别占全球的20%、15%和50%以上。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国家的蓬勃发展与发达国家陷入持续低迷形成了鲜明的此消彼长，从而一举取代后者，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要引擎。按照IMF的测算，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88.6%下降到约30%，而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0.6%上升到60%多……
然而，潜力与力量并不是同义词。潜力是尚待开发的力量，而它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发挥，则取决于许多因素。过去100多年以来，有关西方没落和世界新秩序的预言从没有停止过，“金砖国家”会不会像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的热门词汇一样成为又一个概念泡沫？
我一度曾担心这个纯粹由人为建构出来的虚幻共同体会毫无必要地为自己在世界上树敌，为此还在2009年6月俄罗斯叶卡捷琳娜“金砖峰会”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见《金砖四国，被虚构的国际认同》，载2009年6月15日《南方都市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对于金砖集团，西方的主流反应不是警惕和敌视，而是轻视。这不无道理，这种对“金砖联盟”的不看好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经历的第一个十年令人疯狂的膨胀后，进入第二个十年后，“金砖国家”的标致性特征——金灿灿的高增长率－－正在迅速褪色。
根据IMF的数据，2012年以后，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与G7国家的差距已经缩小至仅有3个百分点。如果再撇除一枝独秀的中国，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比发达国家高多少，这意味着10年来一直被视为世界经济新火车头的金砖国家的推动力正在减弱。作为一个投资概念的“金砖板块”比四国的GDP表现更令投资者失望，2008年以后，美国股市的表现要远远好于任何一个“金砖国家”。一些国际机构因此断言，长达十年的“金砖奇迹”景气即将终结。而金砖国家替代G7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新引擎的美梦也已落空，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说，金砖国家难以与G7脱钩而单独挑大梁。而金砖内部的分化和“跛脚”——继续高增长的中国日益将其他四个增长乏力国家甩在身后——也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它本来就不强的凝聚力。
单独地看，每一个金砖国家内部都面临着数不清的严峻挑战：中国正日益担忧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风险这两颗“定时炸弹”；俄罗斯的表面强盛几乎完全仰仗于波动剧烈的国际油价；巴西受困于雷亚尔的一再升值；印度令人绝望的大停电、南非血腥的铂矿暴乱和俄罗斯的反普京抗议则显示出这些国家脆弱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稳定状况。此外，所有金砖国家都深陷腐败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研究还表明，金砖国家的抗风险能力并未比10年前提高。
●“金砖政治”志大气短
更加深层的障碍还在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金砖国家”缺乏在政治上共同行动的基石。从根本上看，牢固的政治联盟从来都需要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认同。在西方观察者看来，印度和巴西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之一）的民主国家，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之一）的威权或“准威权”国家。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分类法，但五个国家实行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并面临迥异的国内政治矛盾——从种族对立到恐怖主义，从贫富分化到民主化压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同西方7国存在显著差别，有可能极大地制约金砖国家采取共同政治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几年前，巴西创立了由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名为IBSA的组织。随着“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入，中国已经公开建议解散IBSA，将它纳入金砖国家框架。这一事件便是这种价值观分歧的折射。
而在低一级别的现实政治利益层面，“金砖国家”内部也远非一团和气。相反，它们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可能存在着不可调和尖锐冲突。印度与中国长期存在重大的领土争端，不仅如此，印度很可能始终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头号威胁；随着巴西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多，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摩擦也越来越多；而对于印度和巴西要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主张，中国持非常消极的态度，俄罗斯也不见得有多大热情……最后，还有一个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现状：虽然“金砖国家”被假象成一个能够取代美国霸权的国家集团，但除了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偶尔发出一些色厉内荏的口头行动外，五个成员国中没有一个真的想要与美国对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国都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为自己头等重要的双边外交。
另外，“金砖国家”宣称自己代表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多元化，然而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决定了它在“金砖国家”内部一家独大的地位（中国的经济总量比其他四个金砖国家的综合还要多），这使得它本身就显得不那么“多元化”。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看来，中国早已不再是新兴世界的代表，倒是更像是冉冉上升的未来全球领袖。他们也因此认定，需要寄予希望和加以防范的其实只是中国，金砖集团充其量不过是中国谋求更大话语权的一个幌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决定了金砖合作的高度不稳定性，因为其他金砖国家对中国的猜忌和不满很可能一点也不亚于对美国。
或许正因为这种心理，宣称要挑战不合理的现行秩序的“金砖国家”自己，眼下在非洲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新帝国主义”道义指责。
在2011年因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Strauss-Kahn）的意外提前离任而引发的IMF总裁人选之争以及2012年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卸任以后的世界银行行长竞争中，“金砖国家”拥有足够长的协商酝酿时间，却始终无法提出一个共同的候选人。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再扬言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金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至少现阶段如此。它们有着各自的算盘，并且更加倾向于私下里单独同美欧讨价还价。
●“金砖国家”自身需要改革
金砖国家唯一一次差不多用同一个声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说话，是在2011年10月4日，此前，西方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谴责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行为的并无法律制裁效力的决议案。在表决中，俄罗斯和中国大使同时举手否决了这一议案，巴西、印度和南非投了弃权票，令生气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和整个美国代表团拂袖而去。
这次行动彰显了“金砖国家”所拥有的少数共同点之一：它们都对未给予自己充分尊重的现行秩序怀有不满。也许还应该再加上十分重要的另一条：基于对自身的担忧，它们都对干涉别国主权的意图和行动深怀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国家”的确切身份更像是一个不成熟的抗议者，它们所代表的“全球新秩序”也只是一种团结起来向西方发泄的不满。
至于外部世界对金砖概念的迷恋，则体现了一种对所谓“后美国世界”的忐忑不安的期待。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只有十年历史的崭新联盟向世界展示了一幅全球实力逐渐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的长期历史图景。
为了避免沦为西方媒体轻蔑讥讽的“一个志向远大的空谈俱乐部”，“金砖集团”未来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恐怕是各自国内的改革，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治理不好，“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就只能是一种遭人耻笑的奢谈。当然，这是艰难而漫长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这个合作平台内部，当务之急仍然是充分利用各国经济之间巨大的互补性，推动“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投资便利化，争取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提升，并尽快解决目前各国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既是这一合作平台的基础，也是最有空间和潜力的领域。“金砖国家”中至少有三个成员国有着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另外两个成员国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是资源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是资源进口大国。
作为三个经济结构相对更合理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巴西之间虽然在对外出口方面经常需要激烈地抢夺市场，但它们也大有可能互利互惠。巴西的农业和服务业得天独厚，印度在信息技术等一些高科技领域优势明显，它们与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完全可以天衣无缝地整合在一起。虽然过去10年里“金砖国家”间的相互贸易蓬勃发展，但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现实，“金砖国家”间相互投资依然十分有限，远逊于它们与美欧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对外，在错失了IMF和世行行长的宝座之后，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法国人帕斯卡尔•拉米（PascalLamy）的即将离任让金砖国家获得了一个迫切期待的良机。这一次，它们至少应该放下一己私利，联合提名一位候选人，从而占据一个多边经济组织的领导位置，这将是对金砖内部凝聚力的又一次重大检验。相对于全球金融和货币秩序，贸易是“金砖国家”赖以维系其经济增长的更为重要的战场。
在政治方面，“金砖国家”若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有力的声音，就必须更加注意扩大和加深与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的官方合作。这有助于巩固“金砖集团”在各项行动中的合法性地位。
“二战”以后形成的现行世界秩序在运转了70年以后或许确实亟待改革和完善，但能够有效运转半个多世纪这一事实本身恰恰已经证明了它的内在合理性。历史没有终结，更大的变革也必定会到来。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进程是非常漫长的，没有任何理由对“金砖时代”的前景抱有太多金色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