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终还他们正义，虽然已经迟到了10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再审程序对10年前杭州发生的一起“5 .19强奸致死案”进行审理，因证据不足，被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被宣告无罪。
2003年5月18日晚，张辉、张高平驾驶货车送货去上海，17岁的同乡王冬经他人介绍搭乘去往杭州。“二张”将王冬搭载到杭州后与其分手，随后驾驶货车前往上海。第二天早上，王冬的尸体在杭州一处下水道里被发现。在公安侦查审讯中，“二张”交待，当晚在货车驾驶座上对王冬实施强奸致死，并在路边抛尸。二审后，张辉被判处死缓，张高平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此后10年“二张”在监狱里不断喊冤，并反映该案办理过程中存在着不规范、不合法问题。其家人以及律师亦为之四处奔走。张高平还称，杭州另一起杀人强奸案中的凶手勾海峰系此案嫌疑人，而这可能的真凶，早已在2005年就被枪决。
3月30日早上，安徽黄山市歙县七川村。叔侄俩回来三天了，张家门口燃放的爆竹纸屑仍铺满一地。看到记者来，48岁的张高平从楼上下来迎接，心神却有几分不定。他说，昨天央视白岩松和他做了一个电话连线采访，结果他一时激动，说错了话，非常后悔。
“要起诉对我刑讯逼供的人”
姜英爽：为什么后悔？
张高平：他(白岩松)问我，对那些对我刑讯逼供的人怎么看。我当时说，我不想追究了。我当时怎么能那么说呢？
姜英爽：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张高平：我恨他们。我怎么能原谅他们呢？
姜英爽：你想过原谅吗？
张高平：我想过，但是我做不到。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
姜英爽：回到家的感觉是什么？
张高平：一回来，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来看望我，都流泪，我也很感动，也流泪了。我很难受。
姜英爽：习惯吗？
张高平：不习惯。空落落的感觉。有的人上班去了，有的人打工去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找不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姜英爽：回来的这一天，你想过吗？
张高平：回来的这一天我是很多次想过。但是关于平反……我的想法是，不平反，我永远回不了我的家。我在监狱里给我哥哥打电话我也是这么说的，不平反我永远不回家。
姜英爽：是没有脸回来吗？
张高平：肯定的。
姜英爽：即使你是冤枉的？
张高平：社会上人家不可能相信我的。不可能相信我一个人说的。
“平反，我觉得是迟早的事”
姜英爽：你家里人呢？
张高平：家里人若不是相信我，怎么会带着我女儿去上访呢？
姜英爽：你跟家里人说你是清白的？
张高平：开庭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杀人，律师去看望我的时候，我也说，你要告诉我的家里人，我没有杀人。我没有犯罪，我肯定要告诉他们。如果是我干的，我肯定让我的家人不要请律师了。
姜英爽：你告诉他们，一个是想让他们知道你没有犯罪，另外也请他们继续为你申诉？
张高平：即使我不告诉他们(家里人)，他们也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干这种事。从小到大，一个父母生的，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现在，我总算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在监狱里，他们说，让我写犯罪事实，可以给我减刑，或者边减刑边申诉。我说，就算放我回家，我也不会写的。
姜英爽：你不同意？
张高平：我不写。如果那样，在外面要饭也比呆在家里强，我宁愿呆在里面。平反，我觉得，是迟早的事。
姜英爽：你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吗？
张高平：没有。一审判我无期徒刑时，我没有哭，因为我还相信二审。但二审裁定书下达时，改判我15年，我哭得在地上爬不起来。我之前一直认为我不会坐牢。这10年，我知道他们迟早会放我出来，可是我不知道这一天，是哪一天。
姜英爽：本来就算不平反，你也还有不到5年就要出狱了。
张高平：我出来之后，一定继续上访。
姜英爽：你始终没有接受过命运？
张高平：没有。真理始终在我手里。
姜英爽：恨那些作伪证的人吗？
张高平：当时很恨，现在好些了。像一本书里写的那样，感谢那些折磨我的人。
姜英爽：那些强迫你承认犯罪的人，你却依然无法释怀？
张高平：没有办法原谅。(陷入沉思)在监狱里，我跟看守干部说，我没有罪，我不改造。他们让警校的教授，心理咨询师来给我做工作，让我认罪我不认。他们说我脑子有毛病。我说我清醒得很，我没犯罪怎么认罪？是他们脑子有毛病。你们把杀人犯放在外面，做好事的人却抓进来，到底是谁出了毛病？
姜英爽：有人相信你吗？
张高平：是无奈吧。叫天天不应。没有人同情你。起初也没有人相信我们，但是后来他们(干警)对我都很客气。特别是再审之后，我想，他们也明白了我是真的没有犯罪。
研究各种各样杀人犯找真凶
姜英爽：在里面的日子靠什么打发？
张高平：研究各种各样的杀人犯。我没地方申诉，我就在监狱看各种各样的案子，有没有和我们相似的案子。
姜英爽：你想找真正的凶手？
张高平：对。
旁白：2005年，张高平在监狱的电视里看到杭州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杀害女大学生乘客抛尸下水道案，2011年11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将张高平、张辉一案中的死者王冬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的男性D N A分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时，发现与勾海峰D N 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的情况。而勾海峰早已在2005年就被枪决。
张高平：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我就强烈地感觉到，是他。因为女事主是年轻女大学生，作案手法和我们那个案子的女孩子(王冬)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办案人员)当时也要我说，是我们掐死，扔到水沟里。
姜英爽：你有强烈的感觉？
张高平：肯定就是他。太相似了。那个吴晶晶(勾海峰杀死的女大学生)就是搭乘出租车的，而且我们让王冬下车的地方就距离吴晶晶案案发地点不远。我一直在向警官反映这个情况。可是不久，勾海峰就被枪毙了。
姜英爽：发现可疑的凶手到真正沉冤得雪，又是漫长的7年时间。
张高平：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一年到头都在想这个事情，想到头发都掉了很多。
姜英爽：想这个女孩到底是被谁杀的？
张高平：我连尸体都没有看到过。一直到2011年底，法官才把尸体的照片给我看。在那之前，我一直在想，这真的是那个女孩吗？死的真的是那个女孩吗？我看到下车的，明明是一个活的女孩啊！
姜英爽：你怎么都想不通？
张高平：想不通。
姜英爽：可能的真凶匆匆忙忙就被枪决了，你们的案子也许永远就是一个悬疑了。你觉得遗憾吗？
张高平：我遗憾的就是这一点。当时我的反映没有得到重视。但是后来的DN A比对证明，肯定就是他做的。
最大遗憾是平反时母亲已去世
旁白：张高平被判刑后，第二个妻子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和他离婚，第一个妻子留下的两个女儿，一个9岁，一个12岁。
姜英爽：你被抓的时候，毫无预兆？
张高平：一点没有想到。刚把我拦下来的时候，我以为我违章了。把我带到西湖刑警队，问那个女孩的事情，我以为是那个女孩被抢劫了。后来才知道她被人杀死了。
姜英爽：在里面，最想念的人是谁？
张高平：我的母亲。我最担心的人也是她。我知道她年纪大了。我知道她哭瞎了眼睛。
姜英爽：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她不在了？
张高平：是后来我哥哥一次打电话告诉我的。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在了。哭，也没有用的。她不在了。我肯定知道有这一天。
姜英爽：回来后，去她的坟头前了么？
张高平：去了。刚回来就去了。我说，儿子回来看你了。
姜英爽：你流泪了？
张高平：平反的时候我没有哭。但是回到母亲的房间里，我哭了。
姜英爽：她没有活到你平反的那一天。
张高平：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还是相信这个社会有真善美”
姜英爽：你进去的时候，小女儿才9岁。
张高平：孩子们寄给我的照片，我都不敢看。看了一眼，我就流泪了，又把照片寄回去了。我不敢想孩子们的生活。
姜英爽：怕她们背负着杀人犯父亲的恶名？
张高平：我知道别人肯定要说她们的，她们没法上学的。不然我大女儿上学成绩很好的。
姜英爽：你觉得是你对不起她们吗？
张高平：我没有对不起她们，可是我又的确没有尽到我当父亲的责任。我大哥说让女儿打电话给我，我说不要。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姜英爽：你不能告诉她们，你是冤枉的？
张高平：她们相信我。我大女儿给我写信，说希望我保重身体，家里会为我申冤。
姜英爽：你应该感到安慰。
张高平：她们已经20多岁了。见到她们，我问，你们有谈朋友吗，她们笑笑说，等你出来我们再谈(朋友)嘛。我知道，没有人要她们的。
姜英爽：你的第二个妻子当时也因此离了婚，没有再联系？
张高平：昨天她来了。不知道从哪听说我获得了450万元赔偿，来问我要钱了。她说，她跟了我6年，应该获得赔偿。
姜英爽：你怎么回答？
张高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事实上，张高平尚未获得任何国家赔偿)。随她去吧。
姜英爽：关于赔偿的事？
张高平：我并不在乎。就算一分钱不给，我也不在乎。什么也比不上名誉清白的重要。而且赔偿的事情，律师会帮我去做的。
姜英爽：还相信这个社会有真善美吗？
张高平：还是相信有。有那么多人关心我，我才能出来。
===========
延伸阅读： 无懈可击——聂海芬
（文章来源： CCTV.com)
在杭州市政法界，流传着“三大女杀手” 之说。公安局预审大队的女队长、检察院批捕处的女处长、法院刑庭的女庭长，这三名女性的工作可以将一个杀人犯处以死刑。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大队的聂海芬队长在 三大女杀手 当中，以漂亮和温柔著称，今天带您认识聂海芬，您会发现，她不仅漂亮，而且生动，不过，有些时候她并不温柔。
看守所，是聂海芬除了办公室以外，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审讯，是一个预审员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尽管预审大队长的事务性工作很多，但逢大要案疑难案，聂海芬一定要亲力亲为。
聂海芬（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预审它是跟人打交道，跟人打交道是困难的，但是还是能够去，应该说还是比较有挑战性，我能够跟你的交锋当中，我能够制服你，有些案子不明白的地方，通过我的工作以后，能够搞明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工作。
这是一个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是张辉、张高平叔侄俩，自落网后，叔侄俩的口供一再反复，案发地西湖公安分局请求聂海芬出马支援。
聂海芬：女性做预审不占优势，首先你从这个审讯上来讲，你就没有一个态势，坐在那里给他有一种威严，有一种兵临城下的一种感觉，反而让他觉得今天来了个女的，或许她好对付，让他本来有点紧绷的神经变放松了，那么他就会跟你讲，你很像我的什么姐姐,你而且还像，在这个时候我就很果断打断话了，我说你不要说了，你是不是说像你女朋友，像你妈也没用！
2003年5月19日凌晨，杭州市西湖区刘四路的水沟里漂浮起一具裸体女尸，警方接警后，很快确认尸源是安徽人王冬。5月18日晚九点多，经人介绍，王冬的家人将王冬托付给要去上海拉货的张辉、张高平，请他们顺路将王冬从安徽西县带到杭州打工。当晚十二点，王冬的朋友接到了王冬快到杭州的电话，这成为王冬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第二天，她被人们发现赤身裸体死在路边的水沟里。于是，最后接触王冬的张辉、张高平叔侄俩成为犯罪嫌疑最大的人。
聂海芬：人刚刚到案，一个就是抓住他的亲情，再一个就是在他还没有，也就是说，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
张辉、张高平交待了案发经过。那天晚上，叔侄俩捎着王冬快到杭州的时候，听到王冬给朋友打电话，对方说让王冬自己打个车进市区，他就不来接了。就是在这个电话挂断之后，19岁的张辉对王冬起了歹意，要求叔叔张高平帮助他对王冬实施强奸。罪恶结束的时候，叔侄俩发现，王冬死了，怎么办呢？他们趁着夜色把尸体扔到了路边，然后开车去了上海。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的案发过程，是真是假？有没有遗漏或者故意隐瞒什么细节呢？事实真相还要依靠证据说话，但恰恰是现场取证陷入了困境。
聂海芬：案犯交代是实施强奸了，也成功了，但是我们从尸体上找不到这上面的痕迹，也就是没有犯罪嫌疑人的精斑等等。
不仅如此，在12吨解放大汽车驾驶座上实施的强奸，技侦人员同样没有在车上查到任何痕迹物证！
聂海芬：结果很遗憾，几乎把这个车厢都翻遍了，找遍了，没有能找到这方面的痕迹物证。
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证据支持，令人沮丧的还不只这一点，法医提取了死者的指甲做DNA鉴定，结果发现，王冬的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可是这份DNA却与两名犯罪嫌疑人无关！
聂海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会有第三个嫌疑人？第二，我们框定的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究竟准不准确？
聂海芬决定先查证有没有第三个嫌疑人，在她的指导下，侦查员先后三次去了安徽，做了大量工作，试图查找王冬指甲内物质的主人，结果一无所获。聂海芬只剩下一种选择，查证张辉、张高平的犯罪嫌疑是否属实。
聂海芬：究竟这两个案犯交代的，他的口供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案件究竟是不是他两个人做的。
这是对一个预审员最具挑战性的考验，要揭露和证实犯罪，一靠审讯，二靠调查取证，最后还要看这个预审员对整个案件的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审查的能力。聂海芬1986年入警，至今已有十多年的预审经验，女人的敏感和细腻让她在办案中对细节的捕捉超出常人。
吴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公安分局）：她对这些细节的要求，应该说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
聂海芬：一些关键的细节，它会让这个案件更加地客观真实，主要还是从证据上完善证据，让证据更为客观。
要突破5•18案件，聂海芬认为还是要从细节入手。
聂海芬：就是一个把他的口供，细节串起来去思考，第二个，就是把他这些细节，客观地反映出来的细节，我要去通过调查来固定，或者说来判断，他的细节对不对。
聂海芬选择的第一个细节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尸的地点。
聂海芬：他们讲我们把这个尸体抛在一个，当时很黑，看不太清，但是听到水声。
案发现场的小溪流似乎已经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供述属实，聂海芬却认为，光看见这个表象状态远远不够，她要得到的是客观以及权威的证明。
聂海芬：那么我们就走访了当地的住家，老百姓，那么他们就说了，平时来说，我们这个沟是没有水的，下过两天雨，才会有水。
吴伟：她就提出来，这个水流到底有多大呢？
聂海芬：到气象台去取一下。
吴伟：我们办了这么多年案件，没有想到说要去采集一个水文资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聂海芬也是第一次到杭州市气象局，她要知道，什么样的降雨量能在那条溪流里形成什么样的水流量，然后才能让犯罪嫌疑人在抛尸时能听到水声。
聂海芬：一个是从一个点上，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讲得更加客观了，第二个，光这样还不行，我要让权威部门来更加有力地说明这个问题。
吴伟：我觉得，在这个细节上面处理得非常好。
在这个细节上，聂海芬获得的证据无懈可击。随着办案工作的推进，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开始出现差异，而且差异点越来越多。
聂海芬：侄儿讲，他实施强奸的时候，是在汽车的前排当时叔叔是在后排。那么叔叔的讲法，他说实施强奸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同时都在前排。第二点，犯罪嫌疑人张辉讲，实施强奸的时候，把被害人的上衣全脱了，而他的叔叔讲，只脱了裤子，衣服没有脱。
两名嫌疑人口供的差异，晃动着原本就薄弱的证据。如何看待这些差异，聂海芬仍然从细节着手。
聂海芬：产生犯意的地点在哪里，如果是共同犯罪，连产生犯意的地点他都能说得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我个人的判断下来，我会把这个细节看得更重一点，我认为它的证明的力度，证明他是案犯，或者证明他是共同犯罪，我会看得更重一点。
犯罪嫌疑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停车对王冬实施强奸？要突破这一点，聂海芬建议采取嫌疑人指认和民警现场做侦查实验的办法。
安排嫌疑人做指认前，聂海芬对见证人身份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她希望见证人必须是政协委员或是人大代表，这个提议让侦查员们进一步领略到了聂海芬不凡的魄力。
吴伟：请人大代表来作为见证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突破。
聂海芬：保证指认的这个过程的客观真实性。
吴伟：那么可信度就不一样，人大代表跟双方，甚至于参与诉讼的每一方他都没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客观，可信度非常高。
民警分别带着两名嫌疑人，从程序到实体，完全依法行事，按照案发经过一一指认现场，在几个关键细节，聂海芬提醒侦查员要尤其重视。
吴伟：要把每一个细节，就是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细节固定下来，在这个描述里面，如果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行为，他描述的都是一致的共同的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首先是实施强奸的地点，两名嫌疑人分别都指认，当时把车停在高速路边的这条小道上。
聂海芬：正好这个角上没有路灯，再一个他的车是一个12吨的解放大货车，很高，车身很高，应该讲，他如果在车子上有什么动作，那么如果不是非常留意的话，的确路过的车辆是可能不会发现的。
在叔叔的帮助下，张辉不顾王冬的反抗实施了强暴之后，叔侄俩发现，王冬死了，于是慌忙往路边抛尸。
聂海芬：跟我们现场勘查，发现尸体地点仅仅相差10米，43：50那么这个10米我们认为是很客观的，即使你昨天去过这个地方，今天叫你再去，你昨天站在哪个点上，你也只能记住一个大概，因为没有什么参照物嘛，这个应该讲是很客观的。
抛尸后，叔侄俩在离抛尸地点不远的这个叉路口，调转车头，然后一路前往上海。
这时候的聂海芬觉得底气更足了。
聂海芬：不是他作案的，他不可能说得那么细，关键就是他不能说得那么准，你在一个点上准了，你不可能每个点上都准。
现场指认的结果显然令人兴奋，但聂海芬还不满意，她让民警专门找来货车司机，开着那辆解放车，从安徽到案发地，再到调头处，最后前往上海，完全按照事发经过，在尽可能接近当天各方面条件的前提下，进行侦查实验。
吴伟：她的时间都是精确到秒的，距离是精确到米的。三四次的侦查实验作出来，结果都比较相近，那说明什么，就是当时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交代，应该是符合客观事实。
聂海芬获得了充分而扎实的证据，但这起案子最关键的矛盾点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在死者王冬的体内找不到任何强暴的依据呢？
聂海芬：他也交代了有强奸的行为，但是最后没有射精，我们也请教了法医，那么法医也给我们一个解释，就是说即使犯罪，就是在这么一个抛尸的这么一个现场，有水，即使本身强奸之后体内是留下物质的，一夜的水冲过以后，也有可能把被害人体内的这些强奸的痕迹冲掉。
2003年6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以张辉、张高平涉嫌强奸杀人罪，提请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
金浩东（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民警）大家从非常疲惫中走过来，这时候她带着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天下无贼》。大家在轻松之余体会一下，然后再点评一下这个影片。聂海芬这时候就好像，我觉得这时候像个女人了，呱啦呱啦呱啦，开心得一塌糊涂。
聂海芬率领的预审大队，95%都是高大威猛的小伙子，民警们这样形容聂海芬队长和队员们的关系，一只羊和一群狼。再详细点说吧，说聂海芬是披着羊皮的狼，而队员们是披着狼皮的羊，不过，这群狼都说啊，那只羊能震住他们，他们佩服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