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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应是中共第一价值追求

中国新一届政府成型。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中国媒体报道说“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拟增补进《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是说,“维护公平正义”这条世所公认的政府第一公义,被政府工作报道给忽略了,直到人大会议上,才由代表建言提案,将补入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记得,2010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李克强也在首场记者会上强调社会公正。

习李新政正在启航,如果仍然把发展经济当成国家第一使命,那么社会公平正义仍然只是梦想。

孔子说,国家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军队,甚至不是粮食,而是信誉,国家领导人不能失信于民,为国民主持正义是取信于民的不二选择,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正义第一,甚至要舍生而取义,而不义的富贵不过是浮云。

从2008年刘晓波提出零八宪章到去年张千帆等72位学者提出宪政建言,再到今年数百位知识分子与公民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许志永博士等提出的城乡教育平权,人们普遍意识到宪政改革、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是社会一切发展的核心价值,国家如果不能通过世界公民权力公约精神实现宪政,那么国家就不可能实现正义,没有正义的国家,无论怎样强大富有,对百姓而言都没有意义。甚至政府可能利用经济的强大,使权贵坐大,危害公民社会。

政治泥潭

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目的似乎是使所有的人都摆脱贫困,并梦想全中国人民共同致富,但共产党似乎一直没有把实现公平正义当成执政党与政府第一要义。在边远山区也许找不到一家特别困难户,但在北京却可以找到成千上万寻求正义的上访者。遗憾的是,中共没有主张正义的能力,也没有为国民主张正义的想法。

中共是以革命正义的身份诞生在中国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曾是中共早期最响亮的口号,也正是延安中共高举自由民主宪政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大旗,才使中共占有了道德制高点,使人民用脚投票,选择了紧跟中共。

毛泽东得到天下后,背叛了自己,背叛了人民,也背叛了自己的战友,所以导致从五十年代持续到文革的灾难性错误。

历史给了邓小平一次主张正义的机会。遗憾的是,邓小平只是在生产生活领域回归了常识,并没有汰弃毛思想教条,1992年之后,也只是在市场经济回归了常识并融进了世界大市场。

由于政治领域没有回归常识,中共不将正义当成政治追求第一要义,而把经济发展当成执政党与政府第一追求,发展当成硬道理,而人权与法治不是,普世价值不仅被回避,成为敏感词,还被发文禁止主流媒体公开讨论与传播。

毛时代没有让中共与国民合法地文化革命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邓时代,没有让一部分人合法地先富起来,更没有让保障人权高于经济发展,江泽民时代更是通过三个代表理论,让权力与资本联姻,政协与人大由权贵把持,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成为现实,胡温时代无力扭转,只有通过维稳,漠视正义。

政治常识

毛与邓通过主张正义,取得人民信任之后,却将自己变成新的独裁者。邓与毛不同的是,毛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邓与后继者是以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复兴梦想的名义。

胡温时代是一个经济上极其主动与激进,而政治上极其被动与保守的时代,它的激进主要在突破道德底线、法治底线与环境底线,当它遭遇到公民维权与抗争之时,中央政府并不是通过法律与行政力量来纠正地方政府的非常行为,而是用更权威的错误、更非法的方式,包括打压维权律师、截访、黑监狱、劳改等方式,来阻止上访遏制维权。最终,胡温时代的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成为世人共诟的恶政。

不把人权看成发展的核心价值,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民选的人大代表,所以地方政府的恶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权贵资本主义特色制度模式,被冠以特色社会主义帽子,但这种制造了巨大的贫富悬殊,中央政府无力为社会主张经济领域的公平与正义,文化领域没有自由、中宣部系统管控媒体,文化思想领域的正义也无法实现。

习近平和李克强说,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果他面对事实,他应该看到,邓小平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再无真正的改革,中国因为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所以使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民族问题,陷入深入区,中国政治家不应该在深水区里假装摸石头,而应该回头寻找政治常识之岸。

历史“选择”了习近平,习近平需要选择正义作为自己的旗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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