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3日，“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此前媒体爆料，“房妹”一家除拥有大量房产外，“房妹”的哥哥翟政宏还开有两个公司，一个是河南十方艺术馆，一个是龙源信息技术公司，其中龙源公司注册于2000年，当时翟政宏只有15岁。媒体的调查称，这两个公司是翟家用来走账的，并有多位和翟家有过合作的人士印证了这一说法。
河南十方艺术馆自己的简介中说，它是目前中原唯一关注当代艺术并致力于推进国家本土艺术现代化进程的私立艺术馆，并设有展览馆、书社、茶社、画廊、杂志社。河南十方艺术馆馆长是前几年现代书法界比较活跃的书法家，著名画家石虎、朱青生等人都和该馆有过紧密来往。
河南十方艺术馆对自己的介绍目前还难辨真伪，有媒体怀疑其有利用艺术品洗钱的目的，并将其与2012年10月曝光的北京环铁国际艺术城、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洗钱案件相提并论。
近年来，利用艺术品洗钱的案例越来越多，艺术品洗钱内幕是什么?是什么纵容了这一做法?
艺术品洗钱的方式
历史小说《胡雪岩》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地方官员给京官行贿，先要按惯例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清楚想给哪个大官送多少银子，然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告诉他应该送一张什么样的画，而这幅画正是那位大官自己收藏的。字画店老板随后到大官家里，用行贿者事先给的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幅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需将这幅画完璧归赵即完成了行贿。
由此看来，利用艺术品行贿、洗钱古已有之，发展到今天，行贿者将某位高官的作品从拍卖公司中高价买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行贿;洗黑钱则是利用低买高卖的手段，将钱以合法的方式洗到目的账号里，掩人耳目。
“艺术品洗钱的手法主要有黑钱洗白、贪污式洗钱、关联式洗钱。这些洗钱方式都是洗钱者用自己手中的黑钱，大量购买艺术品或者是建立艺术馆，通过拍卖公司将手中的艺术品拍出天价，然后再安排人联手做局，最终将高额黑金通过合法的方式进入自己的口袋中。”某文物保护协会的专家闫驱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
艺术品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它是最便利的洗钱工具之一。艺术品的价值认定没有权威机构也没有估价标准，可以轻易炒成天价。加之艺术品交易不透明，这些都决定了艺术品成为某些人洗钱工具的首选。
“艺术品的拍卖是当今世界上最高层次、竞争性最强的销售手段之一，在中国，收藏文物及名家字画的人数不胜数。不少人认为画家的作品都可以收藏，有很高的升值空间，手中有几件"宝贝"就能横空发达。正是因为这种大众的思想，成全了不少来历不明的艺术品的天价，也使艺术品成为洗钱的最便捷的工具。”闫驱说。
艺术品洗钱新“时尚”
当今的艺术品洗钱手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隐蔽。更有甚者将文物与博物馆联系起来，利用文物来洗钱。“当下，利用字画来洗黑钱已过时，利用文物、古董则成为一种"时尚"。”闫驱说。
“什么才是文物?只有具备了有明确的传承记录、有确定的出土记录这两个条件的才算得上是文物。”在采访闫驱时，他表示，现在市面上所谓的文物古董，大部分可以认定为是仿品。
“中国的文物仿造主要出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这个阶段时局混乱，皇宫里管理无序，不少好东西流了出来，人们少见这样的珍宝，便出现了仿造高潮。同时影像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新的技术，新的传播手段使人们的眼界大开。这一时期上海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印刷业和制版技术，许多珍、奇、妙的东西通过书籍、报纸使人们认识，这也给仿造者提供了帮助。一个民不聊生的历史古国，人们为了换饭吃没有什么不能卖的。这样就使得大量的文物流向民间，仿造品也随之大量出现。这些都为现在的文物洗钱作了铺垫。”闫驱介绍。
当今洗钱的新“创造”在于除了与拍卖公司相联系之外，有的还与博物馆相联系。博物馆的收藏家从一般的收藏者手中低价买到的艺术品，经过拍卖公司加上网络、媒体的炒作，将艺术品的价格拍到惊人的程度，然后买家再以“不忍心国家珍品流失的慈心”将它卖给博物馆，虽然没有卖得拍卖公司拍出的价格，但却远远高于买入时的价格。
闫驱介绍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河南一农民将自己手中的字画以15万元价格卖给与某著名博物馆有“亲密”关系的收藏家，2012年经某拍卖公司拍卖，价格抬到9000万元。其实这是一次假拍，作品最终还在收藏家的手中。这位收藏家最终打着不忍心国家宝物流失的旗号卖给那家博物馆，虽然没有卖到9000万元的高价。但是却得到远远高于当初的15万元的真金白银。
洗钱给艺术品带来的危害
艺术品、文物成为一种洗钱工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艺术品、文物造假贩假盛行。有人为了从中得到更高的利润，不只对艺术品、文物进行仿造，更有甚者，将手中的文物做旧，使其价值翻倍增长，出现惊人的价格，结果对文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文物复制的作用主要是传承、欣赏、宣传。在研究中、教学当中、展览中(主要是不便于展览的文物)都可以用复制品。如果是因为这些因素，仿制文物是国家允许的。在《文物复制管理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文物的复制要按照原来的形状、材料、大小等来复制，而且复制品还要有所标识，说明这件文物是复制的。”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这样严格的仿制过程，来源于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严肃的态度。而制造假文物的手段是把艺术品做旧，对艺术品所在时代进行更改，就改变了它所拥有的文化内涵。这样的做法不是传承文化，而仅仅是赚钱。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收藏者，最终的受害者是传统文化，这是艺术品的悲哀。这些做法都与我们所提倡的传承文化背道而驰，于国家文化的发展有害无益。”李晓东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
危害文化发展之外，洗钱过程中，将低价买来的艺术作品利用一切手段炒到高价，也使艺术家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给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带来一种错误的导向，将艺术品市场带入混乱的状态。
监管空白导致洗钱畅行
艺术品成为一种资本，一种融资、行贿的工具，多是通过自拍自买。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是拍卖公司、鉴定家以及有些媒体。
“拍卖公司在洗钱的过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在洗钱者万事俱备后，只等着拍卖公司来放这个烟幕弹，经过拍卖，洗钱者得到了一个漂亮的数字。在民众看来这一切是按照程序来办的，没有一点破绽。而且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要为拍卖人及买者的资料保密，这就更助长了洗黑钱的嚣张气焰。”
拍卖法要求拍卖行业必须公平，公正，公开，诚实可信，但是有的拍卖公司根本无视这一原则。“现在大的拍卖公司所拍的艺术品不一定是真品。”闫驱说，“如今有的拍卖公司已是有钱人的俱乐部。稍微了解一些拍卖公司底细的人都知道，凡拍卖成功的天价拍品，会后百分百无人付钱提货。他们要的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漂亮的数字，一个炒作的依据。”
如果艺术品拍卖只是一场俱乐部内部游戏也就罢了，但是当这种拍卖游戏被媒体推上公共平台，拍卖价格又被引证为评估参考价格时，影响就更为恶劣。
在这样杂乱的“艺术社会”里，谁来保护艺术家的合法权益?谁来为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谁来保护中国的艺术文化?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该怎样健康发展?
“对这种洗钱方式，我国的监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李晓东说，“在2006年出台的反洗钱法中也没有涉及对可疑的天价艺术品交易进行调查的规定。这些都让利用艺术品洗钱者钻了空子。尽管2011年的艺术品交易查税和2012年的海关艺术品进出口查税对艺术品洗钱暗流有所遏制，但是单纯依靠审计制度来揭开黑幕并加以治理似乎并不现实。”
“当务之急，国家需加大干预力度，设立监管部门，对洗钱黑幕来一击重拳。我国反洗钱法规定，100万元以上的转汇和20万元以上的现金存付都要作为大额交易备案，艺术品市场可以借鉴;为防止艺术品金融化、货币化，欧盟最近修改反洗钱法案，触角已经延伸到画廊，对超过1.5万欧元的艺术品交易进行备案，我国也可以借鉴;在拍卖过程中高额的拍卖对买者与卖者的资料信息可以不公开，但要存档记录;在拍卖中加大税收力度，也能有效地控制洗黑钱的勾当。”李晓东一口气介绍了他认为行之有效的几种方式。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严格规范，更要靠我们对祖国文化的敬畏感来完成。所以，我觉得目前最需要的是，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祖国的艺术文化，不要为了一己之利而破坏整个文化市场的发展。”李晓东如是说。
相信随着监管的日趋严格和市场的不断规范，艺术品市场将越来越健康，艺术品洗钱黑幕就会无所遁形。
艺术品鉴定尤需规范
“打击艺术品洗钱，还有更重要的一环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艺术品鉴定。”李晓东接受采访时再三强调。
有收藏就有鉴定，历史上“鉴定”二字的涵义只是收藏者和评价收藏者藏品的动词，而现在这个动词名词化了，才有了鉴定家，并且成了谋生手段。198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这以后文物鉴定开始走入社会，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之前，文物鉴定家们都深藏闺中。
大约在十几年前，鉴定逐渐成为行业，有一批人靠鉴定可以养家糊口，可以成名成家，可以入股风险投资。“自从有了拍卖公司，文物鉴定开始为市场服务。电视媒体进入收藏领域后，收藏品的神秘感觉、文化味道、兴趣属性等特点，开始转变为人们一夜暴富的梦想。收藏成为风险投资和艺术品游戏的新宠。鉴定也成了神话产业。鉴定家们的手指化作点石成金的魔杖。”闫驱说，“一些博物馆的鉴定家也成为了洗钱者的帮手，或者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披着鉴定家外衣的文物买家。文物鉴定节目已经成为一种娱乐节目，失去了鉴定原有的意义。现在很多文物鉴定节目过分地注重文物经济价值，宣扬错误投资收藏理念，给观众制造了一种神秘感，迷惑了观众，更为艺术品洗钱行为驱逐了障碍。”
“艺术品是无价之宝，而目前在中国没有专门的艺术品鉴定中心。我们只有一个由国家文物局管辖的文物鉴定委员会，而此鉴定委员会主要是针对文物系统内的文物的鉴定定级，特别对珍贵文物、一级文物以及国家重大的文物案件进行鉴定，不对社会上一般的艺术品进行鉴定。”李晓东介绍，“在艺术品的拍卖过程中，无人对艺术品的价值进行鉴定，也无人对艺术品的真假产生疑问，拍卖公司拍出的高价也就无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