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触底回升，已经成为共识。不少市场人士认为，经济的持续改善已上正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伪周期，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而非新的周期的开始。以笔者的观察，民间的经济活动并没有随着GDP的反弹而全面回暖，目前的复苏基础狭窄，基本上靠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
对于地方政府的基建活动，笔者认为新一届政府的思路，与即将离任的政府有明显不同。基建不再被看作增长的加速器，也不会再拉出2009年那种V型反弹；下一届政府将基建当成增长的稳定器，如果增长跌向7%，基建的油门就被踩下去，当增长趋向8%，踩油门的脚就会放下。换言之，在依然不强的民间经济活动之上，政府通过基建另添上了一层缓冲层，所以8%的增长不难达到，但是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增长也未必持续加速。
中国经济今天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投资的消失，其背后乃是结构性的困扰。民营资本的擅场制造业，在许多领域已变得无利可图。工资的暴涨、产能的过剩，严重损耗着制造业中国的基盘，资本选择不再参与情有可原，但是由此带出的投资难问题已经到了不能视而不见的地步了。
政府对此的对策是增加公共开支。当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达到银行都不愿意借钱的时候，信托基金应运而生，接下来是金融创新、地方债券，影子银行支撑起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支撑起迅速反弹的基建工程，支撑起GDP增长。
然而，货币政策扩张无法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难题，财政扩张亦非民营投资的替代。反周期的货币扩张、财政扩张，对稳定增长有暂时性的效果，但是永远无法造就可持续的经济上升，无法造就有机的经济活力。
笔者以为，直至民间投资重现，中国经济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周期。目前所见，不过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一个靠政策垫出来的增长反弹。
此轮经济反弹，还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这次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基本上靠影子银行来提供资金。影子银行中资质各不相同，不过几乎都处在监管的盲点，集资和放款手法上也存在众多的违规现象。从微观层面上看到，不少地方基建项目很难回本，有些甚至连支付利率都有困难。通过影子银行进行的资金流转，已经占到全社会融资的一半。部分影子银行出事，已经不再是小概率事件，而此会否带来连锁反应，甚至构成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笔者看来风险不小。
持续十年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增加，国力的强盛，不过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与失衡。试图用扩张性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缘木求鱼。进一步拖延，只会令问题越滚越大，风险越聚越高。中国迫切需要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曾经几次陷入泥沼，最终是通过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加入WTO这样的体制上的突破来提高生产力，令经济上到新的台阶。
同时必须看到全球范围内，增长难问题并非中国的独家专利。美国欧洲日本均有同样的困境，情况更甚。各国都试图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大家全不得要领。唯有一次又一次地印钞票，规模越印越大，来维持经济不坠入谷底。量化宽松政策已成骑虎难下，央行不敢收水，也收不得水。一旦通胀开始反弹，全世界便面临新一轮危机，金融业面临新的一场灾难。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既是困难，又是机遇。如果中国可以痛下决心，率先进行结构性改革，则可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在各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占尽先机。
与美欧相比，笔者认为中国至少有六个优势。1）有增长的环境：增长对于改革好比润滑剂，在经济、就业和收入上涨时推进改革，阻力较小、成本较小，风险也较小。2）中央财政：中央财政的债务GDP比率不到20%，加上地方债务和铁道部债务，也不过70%左右，财政有钱，便非巧妇无米之炊。3）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尚算稳定，资本金未如欧美银行那样遭受重创，目前的银行有能力为结构性改革的腾挪制造空间。4）国有资产：过去十年国有资产大幅升值，为接下来的结构改革，提供了一个资金的来源。5）行政效率：中国政府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情，其行政效率相信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能媲美。6）高储蓄和贸易顺差：高储蓄、贸易顺差和资本管制可以少受外来的冲击。
笔者认为，结构性改革必然困难，并触动既得利益。但是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各国政府的政策均不得要领之时，如果我们能够突破体制的瓶颈，率先改革的话，这将是民族复兴的一次罕见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