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30多年前，一个女婴出生20多天被送人。2006年老母亲罹患癌症，最想见这个被遗弃的亲骨肉。一名大学毕业刚来南京的女孩深受感动，假扮“亲女儿”上门认亲“尽孝”，直到6年后老人仙逝。虽然亲生女儿已经被找到，但是对方并不想见面，称让我们相互忘记。
我开始浏览这条新闻的评论，大部分对南京女孩予以赞扬，对到最后都不来见老人一面的亲生女儿表示不满，还有少部分人对南京女孩的行为表示了质疑。我在脑袋里一遍遍的过这条新闻，总觉得哪里不太对。首先，南京女孩为什么假扮亲生女儿，就因为老人让她深受感动？其次，为什么读者对这个亲生女儿表示不满？另外，南京女孩身份的本质是什么？
个人认为，无论南京女孩是出于多么美好的愿望，被老人感动也好，是为了陪伴老人也好，她出现在这个家庭中的真正的合法的身份其实类同于志愿者，志愿者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爱心，肯付出，不要求回报.而老人的亲生女儿却是没有付出，是缺席的。在这种对比中，赞扬的评论自然会导向南京女孩。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搞清楚两个问题，一，亲生女儿被母亲在出生20多天的时候就被送人，不来见面，纯属正常，无可厚非。二，南京女孩在这条新闻传播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个人认为，是集体的声音，并且这种声音是我们不得不服从的或者说必须屈服的。
统治者需要像南京女孩这样的正面人物，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在传递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人们忙于感动，个体的声音被消失，社会达到基本和谐。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是有意识形态的，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教育下，我们自觉地和自然地认同主流价值观。
我记得小学那会儿在儿童文学的读物上看过一个故事，说村里有一女孩，年方十八，貌美如花，出门的时候真有《陌上桑》里描述的那场景，“”。村里很多男人向她示好，这些男人里不乏佼佼者，但是她都一一婉拒了。最后，她选择了和一个退伍的，残疾人在一起。我 记得故事大概是这样结尾的：她推着轮椅，男人微笑着，她的身姿在风中摇曳着，好看极了。当时我为这个女子的选择，感到兴奋，仿佛风在吹动她身体的同时，我也被吹拂了。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给我们灌输了一种意识形态，牺牲自己，嫁给伟大的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才是正确的选择。
文章里没有对这个女子的心理描述，作者用集体的声音抹去了个体的表达。为什么当时在上小学的我，就能不假思索，没有任何异议的顺理成章的认为，她应该和伟大的战士在一起，我认为这个成果应该归功于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多年的教育。我们的生活和精神是长时间被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同集体的声音，忽视事实和个体的声音。
国家的教育用主流价值观抹消个体的存在。我这里的主流价值观是指时代给你一个很宏大的主题，你所有的想法都必须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如果不的话，你的行动和情感选择就会无法合法化，就会被认为是有违纪律的。比方说，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你如果连一点而仪式性的要挽救危机要革命的决心和动作都没有，你在当时的行为就会被人们，无知的人们以共名的名义把你唾骂和抛弃。你没有个人的选择，你的个性和情感在集体的声音中必须是缺席的，必须是被消失的。我记不起这姑娘的收获爱情感受，在全文传达出来的是心满意足。我们在认同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个体的声音也就被消灭了。就像人们会觉得亲生女儿太不孝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让亲生女儿出来发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志愿者是付出但明白自己是不一定得到回报的，他们有这个基点。但是作为亲生女儿，她需要母亲的爱，她需要付出和回报，她是当事人，她处在情感纠葛中。我们不应该在一味的感动，而远离事实的真相。
人们接受媒体的评判并信以为真。媒体有混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的危险，它们折射出来的只是社会表面。我们完全可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么感人的事怎么被爆出来的，电视台为什么去做的采访，谁联系的，是不是毕业女孩觉得亲生女儿不去见老人最后一面觉得气愤要求媒体帮忙，还是别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艰难的降低无知的风险，让事实浮出水面，而不是简单的感动。就像我们看待余秋雨的言论。余秋雨说“经过了停笔六年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之后，终于发现中国的问题不是暴政的问题，而是暴民的问题，是暴民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暴民代表了假民意。因这个民族有太多暴民，才使地震不断、洪水滔天，才使黑社会风卷浪涌，才使唐福珍自焚、赵作海翻案。” 看到这段文字也许可以反思国民的劣根性，但是也可以怀疑他在作为体制内的写作者（个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写手）在向当权者邀宠。余秋雨的一篇文章《含泪劝告灾民》，个人认为，是挟集体声音抹杀个体表达的典型之作，是在体制内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替侵害者说话。
为什么作为一位中国的写作者，有无限逼近事实的机会，却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混淆是非，这就是阎连科在多次的演讲中繁复陈述过的问题。他认为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无论是工人、农民、贵族、贫民、富人、穷人，还有当权者、老百姓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们，都非常明白在集体和社会中的安全性，“独立”、“个体”和“自我”中的危险和艰难。在大江大河中随波逐流、顺流而下、看风使舵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而逆流而上、迎风博浪只是那些“不识时务”之人的顽固和冥顽。把自己从众多中找出来，却可能是一种活着的危险。
既然连很多的知识分子都隐没到了集体里，远离个体声音，远离事实，那么作为普通大众更应该保持警醒，写手不会为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的苦难焦虑，更不会道出事实，堆在我们面前的是粉饰的废纸。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离事实更远。
当时汶川地震或者唐山大地震的现场，真的有那么多美好的人性吗？她的哥哥真是救了那么多人才来救她么？多年后，她接受采访道出事实的真相，是哥哥首先跑过救我，但是搬不动压在我身上的石头儿。当电视镜头里播出这些感人的故事时，谁还会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灾难事实本身和因为政府部门失职造成的大量死亡呢。被制造出来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府的稳定统治和争取了挽救灾情的时间。
在集体中，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个人权利遭到侵害，又在不知不觉中侵害别人的权利。集体限制了社会的整体状态和个性。前一阵爆出来的铺张的宴会，一顿饭花掉3.7万，这个浪费者被停职。我们承认浪费可耻，我们在网上咒骂连连。但是一个人的浪费行为的发现，是以侵犯个体的权利，偷拍他人吃饭，并将其上传到网上，一起公愤达到的。另外，我们要看这个浪费者是谁？高干？军官？如果是，照片的发布者有没有可能被消失？
一个事件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在感动之余，想象事件背景的多元化和可能性。
索尔仁尼琴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作家的良心”，他有说真话的勇气，所以会有巨著《古拉格群岛》、《癌症房》问世。人们以为透过这些书我们就能还原真相和事实，了解那段历史。但是其中的一个令人沮丧的背景是虽然索尔仁尼琴反对集权，但是他的见闻在当时却是极为有限的。
诚恳的面对真实是我们公民应有的态度，这也是未来的希望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