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11月29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太后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清一代皇后身后哀荣之最。1861年至1908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太后是满洲镶黄旗人，其家庭属叶赫部（今四平附近）。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玉牒(皇族家谱)呼记载是“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有姓无名。
乳名那拉氏，故称叶赫那拉，徽号慈禧太后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在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因与慈安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东西暖阁，故也被称为西太后。
叶赫纳拉氏的起源
据叶赫那拉•根正说：“关于叶赫那拉氏的起源，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元末明初时，已在叶赫河建立了叶赫城的叶赫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氏族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就指着大地说道：‘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而叶赫那拉的首领听了一阵大笑，他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一支部落。”
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叶赫那拉氏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其始祖叫星垦达尔汉，原姓土默特。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到扈伦部，他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那拉氏与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那拉氏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那拉氏宣布撤帘归政，但仍阴持朝柄。次年，载淳病死，那拉氏立宗室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载湉大婚成年，那拉氏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年，适逢那拉氏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故于“朝鲜事求速结”，支持李鸿章等对日采取妥协投降主张。
“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八月中日战事愈烈，户部上书“请停工程”，那拉氏大发雷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和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战派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那拉氏怒不可遏，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9月，中国陆海军先后败绩，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强使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和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停战求和之事。10月18日更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将“六旬万寿贡品”统于10月23日星进。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那拉氏生日，前方军情急电雪片般飞来，那拉氏却不为所动。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皆延置不办。
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那拉氏仍不以为然，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那拉氏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并将瑾、珍二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遣戍乌里雅苏台。珍妃为光绪宠妃，并支持光绪对日主战。当时朝廷内一些主战官员，不满于那拉氏、李鸿章对日屈膝，于是结二妃之兄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推动光绪对日抵抗。
10月28日，文廷式又亲自上奏：《倭夷入寇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交部严加议处折》，弹劾李鸿章等不思督军应敌，“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这时，正值那拉氏起用恭亲王奕欣主持对日议和，主和空气甚嚣尘上。那拉氏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和派及向光绪示威。12月4日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欣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的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和剪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使臣被拒，那拉氏万分惊恐，曾命顺天府准备车骡，拟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3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那拉氏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举国大哗，愤怒声讨那拉氏、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人们在北京城门贴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示抗议。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于6月间开始派兵侵入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奋勇抵抗，那拉氏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并严厉禁止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同时又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避暑。人们又题了“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的对联，痛斥那拉氏的卖国罪行。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欲思振作，决心变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发布“明定国事上谕”，实行变法。9月，那拉氏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拉氏挟光绪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后，那拉氏“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
西太后与“现代化”
孟心史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是很有趣的文章。它报道了早在1903年、整整75年前的光绪癸卯，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芦、和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陶兰泉（名湘，是有名的藏书家）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
那是75年前，修铁路和装电灯都是地道的现代化新事物。这两项新建设都是在西太后关怀之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皇太后对现代化的兴趣与关心，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别动机。装电灯是为了在颐和园里更酣畅地享乐，白天玩不够，晚上再来玩，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之类可就显出非凡的优越性来了。修铁路则是为了上坟——恭谒西陵。总之，西太后的“洋为中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远的。
孟心史记述道：
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
看看这些办法，实在也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花车的卧榻无论怎样讲究，抽起鸦片来总显得逼仄，转动不便。现在换为铁床，难怪总管太监李莲英事先审查时，要连呼“晓事”了。不过这一点，是常人也还可以想到的。出色的是用水银铺底的如意桶。那构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中国的水银矿开采，历史不能说不久。但除了用来做防腐剂，使尸体不坏（通称“水银葬”）外，只有这一用法最为别致，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
西大后重视现代化的事例当然远不只此。去过颐和园的人，大抵都看到过一处十分高大的楼阁式的戏台，这也是当年西太后试验现代化手段的地方。这座戏台是有转台的装置的，而且在高空还有种种特别设备。不但舞台场面可以快速转换，避免了落幕换景等等麻烦；连天兵天将的从空而降，也毫不费力。这自然是机械化的结果。可惜这座戏台久已废弃不用，我虽多次参观，都不曾见过那实际应用。只是从老太监之流的口中，听到“老佛爷”在这儿看戏看得如何开心之类的回忆而已。
总之，西太后的关心现代化、重视现代化，是无疑的。而现代化又是要从洋人那里学来的。而从辛酉以来，她对洋人的态度就有了确实的变化。她深知“外患固宜亟平，内忧尤当早虑”的道理，而“海疆不靖”，则是由于“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她看出，花了大笔银子去建设海军，不是个好办法；还不如用这笔钱来造颐和园，就在这园里搞“现代化”玩玩来得稳当、实惠。
慈禧其人
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八），是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长期以来，有关慈禧的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大都只讲慈禧祸国殃民的一面，甚至把一些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慈禧已成为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后。那么，历史上的慈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宽厚与残忍
1861年11月2日，慈禧在以奕䜣为首的贵族、官僚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北京政变，从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政权，以垂帘听政的名义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但是，巩固政权比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为了赢得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政敌的处理和清理狱讼。
北京政变后，载垣、端华、肃顺被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定拟罪名，照大逆律凌迟处死。慈禧将载垣、端华两位亲王改为赐令自尽。端华之弟肃顺改为斩立决。其余5人，原拟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因为景寿是道光皇帝的女婿，奕的姐夫，慈禧对他的处分改为革职，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除穆荫照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外，匡源、杜翰、焦佑瀛均改为革职，免其发遣。
查办载垣、端华、肃顺党羽时，仅将尚书陈孚恩、侍郎刘琨、黄宗汉、成琦、太仆寺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6人革职。后来，从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陈孚恩亲笔书信多封，并有暧昧不明之语。于是，查抄陈孚恩的家产，并照刑部所拟罪名，将陈孚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但是，从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的账目、书信，还涉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如果一一查办，势必株连甚众。为了表示自己“宽厚和平”，使这些官员放下包袱，慈禧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总之，这一大的政变，处理得十分圆满。原8位顾命赞襄政务王大臣，处死3人，处分5人；与其关系密切的处理了陈孚恩等6人，太监5人，共计19人。这与肃顺办理的戊午科场案动辄处分牵连数百人，不可同日而语。政变从发动到处理完毕，也只有一个月时间。时间之短促，也是令人吃惊。以上事实说明，慈禧是宽厚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残忍。她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回民和苗民起义。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的时候，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杀害太平军将士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所谓的“同治中兴”，是建立在对千百万革命人民残酷镇压的基础上的。
革新与守旧19世纪60至90年代，清王朝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员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训练新军，购买枪炮、军舰，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䜣、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尽管他们的改革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在顽固派看来，却是“用夷变夏”，违背了祖宗成法和圣贤古训。所以，洋务运动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慈禧虽然采取了平衡的策略，一方面，支持以奕䜣为首的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扶植顽固派以牵制洋务派。但是，洋务新政毕竟利于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在顽固派气焰嚣张的时候，慈禧又站在洋务派一边予以压制。
1866年12月，奕䜣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分馆，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员学习天文、数学。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上书慈禧，坚决反对。他认为，让科举出身的人员向外国人学习天文、数学是斯文扫地。他声称，中国之大，不愁没有人才，只要多方访求，一定可以找到精通天文、数学的人，为什么一定向外国人学习呢！慈禧让他保举几名精通天文、数学的人才，并由他负责选定地方办一个天文数学馆与同文馆分馆互相砥砺。他只好承认实无可保之人。慈禧又让他到主持洋务的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倭仁一向痛恨洋务，现在要他去办洋务，感到是对自己侮辱，再三推辞，慈禧却不肯收回成命，弄得这位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十分难堪。他到上书房给同治帝讲课，有所感触，不禁流下了眼泪。倭仁最后以养病为理由，奏请开缺。经慈禧批准，免去他的一切职务。
由于慈禧的支持，洋务运动才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向前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和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这次变法，涉及了清王朝的政治体制，而慈禧改革底线是祖宗之法不能变。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维新派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康有为建议的仿先朝开懋勤殿一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更是慈禧所不能接受。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为了使变法能进行下去，康有为、谭嗣同等密谋策划，争取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以所部新建陆军入京，围颐和园，逼迫慈禧退出政治舞台。由于顽固派势力强大，袁世凯又是一个投机分子，根本不可能站在维新派一边。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谭嗣同等6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一些参与或支持变法的官员，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
主战与求和慈禧的一生，经历了从1840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5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她还是一个5岁的孩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她已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她则是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从慈禧的主战与求和，可以看出慈禧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变化。
1860年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遭到失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决定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当咸丰即将出发的时候，懿贵妃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为此，她触怒了咸丰，差一点引来杀身之祸。奕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劝咸丰废约再战。因为咸丰病危，只好作罢。
中法战争爆发后，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慈禧将清军的接连失利归罪于奕的“因循委靡”，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其他4位军机大臣也全部罢免。但是，清政府内部的和战之争并未停止。1884年8月23日，法国军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慈禧谕令对法宣战，并将继续坚持和议的张荫桓等6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1885年2月，法军攻占谅山，慈禧转向主和。镇南关的失守，慈禧更丧失了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到巴黎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议和。1885年4月4日，授权金登干与法国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6月9日，又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是慈禧的60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的进行庆祝。除了在颐和园大兴土木之外，还在从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景点，建造各种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正当清政府紧锣密鼓筹备太后六旬庆典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了。中外舆论认为，中国必胜。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要他一辈子不高兴。”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
1895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是主剿的。她多次谕令地方督扶“实力剿捕，毋得养痈贻患。”由于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政府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在使馆官员的指挥下，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统治集团内部，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和地方官员，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因为“外国人欺我太甚”，慈禧早已耿耿于心，对顽固派的意见非常欣赏。同时，她看到一份所谓的“洋人照会”，要勒令她归政，更是忍无可忍，决意宣战。就在这一天，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炮台了。
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对各国宣战的诏书。但是，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并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玉河桥树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保护使馆”。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国家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
8月14日，进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在2000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令奕、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对义和团“痛加剿除”。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除了参加侵略的俄、英、美、日、德、法、意、澳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12条。12月22日，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一份材料，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慈禧看到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䜣、李鸿章，大纲12条，原则上照允。并发布上谕，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尽快地达成和议，全部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1901年9月7日，奕䜣、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慈禧完全屈服了，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国民党为了制造黄金十年的神话，把实行君主立宪的清朝贬低。说“旧中国一穷二白，只能用洋火、洋钉”，这是天大的假话。
以下内容是关于洋火、洋漆、洋泥等。
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以下关于洋漆：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此外还有中国船王卢作孚等就不说了。我最后要讲的是，中国以前是穷，但不白。而且我们当时有比得上日本美国的工业产品。这些比较要横比，不要纵比。现在我们广东人还叫香皂叫“番碱”，不管洋碱国碱一律叫番碱，只是习惯问题。
马尾造船厂建于1866年12月23日，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产生的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时任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力排阻力，改革旧制，大胆引进欧洲先进的造船技术、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任用洋人传授造船、造机技艺。1869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1871年，诞生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82年，制造了我国最大吨位铁肋木壳兵船；188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艘钢壳网甲军舰。
从建厂至1907年，马尾船政经历了从跟洋人学造木壳蒸汽兵轮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行设计建造舰船，实现了自主建造木壳－铁木合构－钢制舰船的质的转变，共制造出大小船40余艘，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造船最多的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辛亥革命后，马尾船政改为福州船政局，又创设了飞机制造工程处。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巴玉藻、王助、曾诒经等中国年轻科技人员，经一年多努力，于1919年8月，制造成功了中国第一架“甲型一号”双翼水上飞机(1910年法国的费勃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并培养了我国自己的飞行员。这使福州船政不仅是舰船的发祥地，还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
汉阳兵工厂
(本文只引轻兵器有关资料，汉阳兵工厂尚生产其他大小火炮及炮弹，均略去。)
1890年9月6日，张之洞在大别山下找到厂址，长600丈，广100丈，南枕山，北滨汉，西临大江，与省城对岸。惟需筑地基9尺，并增高堤防以防水淹。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1895年8月开始小量生产，冬季重建完成，开始生产，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应是CommissionRifle，与毛瑟无关)，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以定为88式，其全称为7.92厘米88式毛瑟步枪。使用圆弹头。同时生产子弹，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德国定制八八式委员会步枪及汉阳造
1896年开工生产。第一年生产1300枝步枪；
1901年，生产步枪2,500枝，马枪316枝。抬枪53杆。徐建寅试制棉质无烟火药成功。
1904年9月26日，张之洞奏请将湖北枪炮厂改名湖北兵工厂。当时可以日产步枪50枝。子弹12000颗。
1904年，湖北枪炮厂又对88式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88式步枪与德M1888式不同点有：德M1888式枪管外部有一套筒，俗称老套筒。
汉阳造88式步枪
1907年陆军部通令各省采购湖北兵工厂枪械。除特殊需要外，不应向外洋采购，一律向汉阳厂购买，并依期付款。该年生产步枪9,000枝；
1916年9月8日，陆军部军械司在南苑试放汉阳兵工厂厂长刘庆恩(发明国造半自动步枪第一人)所制造的新枪，名为自装枪。
毛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浬，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记得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可是说旧中国“没有一滴石油”，是李四光在新中国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
近代开采延长石油，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延长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之母。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朝廷，拨银8100两为资本。
慈安
慈安太后即东太后，是清代咸丰皇帝之妻。她姓钮祜禄氏，原是广西右江道穆扬阿的女儿，咸丰在未做皇帝前就与她结成夫妻。咸丰二年（1852年），钮祜禄氏被封为贞嫔，又进为贞贵妃，不久立为皇手。他为人幽闲静淑，举止端庄，口木讷不善言辞，在众妃嫔中从不争宠，很得咸丰皇帝的尊重。1861年11月咸丰死后，她进封为慈安太后，地位在慈禧太后之上。
咸丰帝死后不久，慈禧与恭亲王奕诉定计，发动祺祥政变，处死了肃顺等人，夺取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表面上，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以姐妹相称，共同垂帘听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可是到了1881年4月8日，年仅四十五岁、比慈禧还小两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一下子变成了慈禧一人独裁。对慈发太后突然死亡，在当进与以后都有种种怀疑与猜测，成为二百多年清宫史上的又一在疑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在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在载有慈安的遗诏，说她在“（1881年农历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但是这种“因病致死”是那样的快速而又突然，连当时的当事者也大为怀疑。据《清稗类钞》载，在慈安初感身体不适时，御医薛神速辰为她诊脉，认为“微疾不须服药”，没想到当晚就听说“东后上宾，已传吉祥板（棺木）”，大为诧异，还以外间论传。后来噩耗证实，他大戚曰：“天地间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是不信慈安是因病致死。另一位当事人左宗棠，当时任军机大臣，突然听说慈安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
第二种说示是因慈禧与慈安交恶，慈安被迫自杀说。
据《清稗类钞》另一种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处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但到了1881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第三种说法是慈禧进药毒死说。
据《慈禧外纪》载：当年咸丰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了一个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将此事告诉慈禧。阴险毒辣的慈禧听了，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饵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另文廷工《闻尘偶记》却认为慈禧是因与人私通怀孕，事为慈安察觉，准备废掉慈禧太后称号，慈禧闻之，先下手为强，设计毒死了慈安。
宫廷内幕，千古之谜。上述后几种说法都出自传闻与野史笔记，没有可靠的史实依据。究竟真相如何，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分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