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求求你,证明我

居委会大妈那鄙夷的神情

最近因为要贷款在外地买套房子,开发商让出具一个未育证明,要计生办盖章的那种,大约是担心我在异地生二胎,给当地政府添乱。我很配合,回京后就去办理。一来二去折腾了半个月,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好歹是拿到手了,但很不爽。我一直觉得,个人情况自己最清楚,非得找一帮三十年来都未曾谋面的大妈来证明,这个事情着实讽刺。

计生办的同志很客气,说请你先让街道办开个证明来,我们才能开。于是拿着户口簿去街道办,几个坐着剔牙的大妈说,你先让居委会开。到了居委会,另外几个剔牙的大妈说,以前没开过,我们得请示一下领导。随后答复,要开可以,让你的单位先开一个证明,我们才能开。我说,我没有单位,闲居在家,这事儿还得居委会来。大妈就怒了:你干嘛的,为什么没有单位!她已经将我目为“一小撮身份不明的流窜人员”了。

该大妈突然发现,作为辖区的一名居民,我的个人信息居然不在他们的统计之列,而且这决不是她们的失职,而是因为我的不老实或者不合作。于是迅速拿出社区常住人员登记卡,像审问一般,把我的所有信息事无巨细全部抄下来。这个过程,我非常顺从地配合了,像一个犯错的幼童垂手站着,尤其是她用鄙夷的神情问我政治面貌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鄙夷?

我有求于她,这个从不认识以后也不打算认识的中年女人,掌握着对我的一种强大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体现在,她可以证明我。这让我极其不安。她说,这就是制度。好吧,制度。于是又反向走了一遍程序。这个程序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对我有生杀予夺之权。假如她们的小狗今天在外面被它狗欺负了,我很可能就无法买房了。

想起第一次办护照,去单位拿户口卡。人事局的同志说,你写一个借条来。我只好写道:今借到贾葭同志的户口卡一张,半月后归还。立据人贾葭。出了门我就琢磨,这种名义上是我的东西,我从没见过,而且还要打借条才能拿到,限时归还。如果他管我收利息,恐怕我也会乖乖答应的。基本上这类事情,我的态度极好,恨不能被人家蹂躏爽了,免得自己遭罪。

有一次在外地一个宾馆前台登记,从电脑里看到我上几个月的住店记录,时间详细到分钟,着实被吓到了。这些跟我不相干的人,都知道去过哪个城市住在哪里。所以上海打算给市民发世博门票的时候,我很恶毒地怀疑,这不过是要做一次户籍与人口普查。每一个人在这个程序里都是透明的,无一例外。假如这些信息不被掌握,他们可能会有某种不安。但是他们是谁,在哪里?我却都不知晓。

后来问过身边的朋友,似乎大家都很愿意配合这样的事情,不曾有过质疑或者诘问。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屈服型人格”,见到具备某种代表资格的另一类人,就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和盘托出,即便你非常不信任他。像阿Q那两条发软的腿,是一种生理反应。长久以来,我不曾对这些人大喊过一声“为什么”,也很少考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从小就对他们有一种怯懦。

此时,光与真理,爱与自由,这些经常在稿件里出现的神圣词汇,此刻几乎给不了我任何力量。它们似乎被现实世界的威权压榨得只能在字典里存在。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我都要承受这种类似羞辱的审问与“被证明”。马克思曾非常欣赏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宗教批判:假如上帝是everyhting,那么人就是nothing。在被证明时候,他们就是everyhting,我就是nothing。我什么都不是,因为我无法证明。但我知道,他们也无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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