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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城镇化导致的粮食危机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想攻占鲁梁两国,问管仲(丞相)怎么办。管仲出的计策是,让齐国上自国君下到民众都穿绵绨的衣服,并下令国人不准织绨,必须依赖鲁梁二国供应。这样,本来有织绨传统的鲁梁二国就会彻底放弃农业而去织绨了。管仲还用重利诱使鲁梁商人贩绨到齐国,如此一来,鲁梁二国即使不征税,财用也充足了。鲁梁二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果然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13个月后,两国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一派繁荣景象。管仲见时机已到,请齐桓公下令全体国民改穿帛料衣服,并封闭关卡,断绝与鲁梁的经济往来。又过了10个月,鲁梁百姓陷于饥荒,连正常赋税都交不起。两国国君此时命令百姓停止织绨而务农,但粮食岂能在两三个月内生产出来?于是粮价飞涨,每石高达上千钱,而齐国只有十钱。两年后,鲁梁百姓六成投奔齐国。三年后,鲁梁的国君也归顺齐国了。齐国还用类似谋略,先后灭掉了莱国、楚国、代国和衡山国,所利用的工具都是与这些国家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贸易,所凭借的手段都是粮食这一特殊武器。

美国,粮食作为颠覆和控制他国的特殊武器被屡屡使用,仅举几例:1965年~1967年,美国曾对印度采取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迫使印度最终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70年,美国停止对智利的粮食援助,迫使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当选总统阿连德下台;1980年~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而在苏联剧变前夕,转而提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结果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朝鲜出现饥荒,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进行粮食援助,先决条件是朝鲜放弃核计划并与西方全面合作。无数事实证明,粮食是国家硬实力的一项标志,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筹码,是大国安全的基本保障。

明末的城镇化源自张居正的一条鞭法,1581年,为了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朝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因为实施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清查土地,所以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因遭大地主的阻挠而停止了。然而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了下来。

众所周知,同样一亩田地,如果种植经济作物比种植农作物的收入高,那么人们自然就会转向种植经济作物,所以英国早期出现了圈地运动,将耕种粮食的田地围成收取羊毛的牧场,也就是说,即使一条鞭法不采取纳银,而仍然收纳米粮,只要淞江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起来,带动生丝的需求,种桑的收益高于种稻的收益,农户也依然会将土地由种米向种桑蚕转化。随便举个例子,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明朝的粮食产地集中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桑蚕业有推动了纺织业,纺织业发展最终演变为城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蚕桑和丝织业中心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出现了丝织业市镇。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居民开始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明代的《苏州府志》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今天所谓的空心村情形,在当时东南沿海已经很普遍。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

耕地开始变得一文不值,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岭之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

粮食危机不是粮食不够吃,是粮食的过度市场化,在中国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无论是明末还是现在,粮食都是高度市场化,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从外购买粮食。江浙地区原本是粮食主产地,现在变为粮食外购区。最终变成了粮食危机。

城镇化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江南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并没有造成危害。不过涨价的幅度越来越快了,在明史研究者彭信威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也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而人民的收入并没有这么高。而1618年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哈布斯堡王朝与反哈布斯堡王朝激战30年,这期间江南出口欧洲的丝绸、茶叶和瓷器锐减。江南商品主要出口地西班牙经济出现了危机,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最大的宝库,墨西哥的银矿产量急速下滑,西班牙王室如梦方醒,禁止白银流出。两者导致江南出口业迅速萧条,人民收入锐减。这跟目前的出口下滑类似,欧盟经济危机,减少进口,美国日本与中国贸易摩擦,也减少进口。

收入减,但粮食还得吃,没有钱就抢,崇祯时期,苏州和松江府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第一是崇祯11年(1638)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第二是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分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牛若麟镇压;第三是崇祯13年(1640)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第四是崇祯14年(1641)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1640年苏州的大米有多贵呢?100个铜钱一斤,也就是大约50-100元人民币一斤。想想吧,一个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币买米,一个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个什么概念。

江南地区不同于西北地区,江南地区很少军户,而明朝的军户都在西北地区,他们手中有武器,也有战斗经验。江南是明王朝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江南动乱使得明王朝缺乏足够的赋税收入,以至于养活不了军队,西北军户领不到军饷就造反起义。

最近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场旨在推翻中东地区各独裁政府的革命,其根源就在于食品价格膨胀。大多数中东国家的食物50%或者以上都要依靠进口,这就使得他们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的地位非常脆弱。在埃及,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2011年年初达到了19%,对于穆巴拉克总统而言,这就意味着法老得下台了。更早前的例子其实更多。法国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使得面包价格飞涨。原本食品开支占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50%,那时却达到了88%。结果呢?大革命爆发了。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长和粮食生产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是一个自然规律。粮食为人类生活所必须,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由于土地报酬递减,粮食生产的增长只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在没有妨碍的情况下则会按几何级数增长。

富有的人吃得更多,而且还会吃更多的肉,这就会使得饲料需求增长——这就意味着食品价格的长期趋势只能是上涨。换言之,哪怕是供应面没有出现现在这样的紧缩,食品价格的上涨也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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