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不犯法，祼商不是罪，这是对冲风险、寻求更多机会的理智之举，偷税漏税、洗钱、转移黑钱才是犯罪。
中国高净值人群移民倾向直线上升。2011年11月，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有14%已经移民或申请移民，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这项针对18个重点城市980个6千万人民币以上高净值人群的调查显示，他们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海外资产占其可投资总资产的19%。其他移民调查大同小异，2011年4月，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指出，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一切证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潮来势汹涌。
移民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子女教育，二是保障财富安全，三是养老，其他包括环境食品安全、签证方便、税收低廉等等。
在不同的调查中，财富安全与子女教育分别位列第一，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财富不安全、子女受不到良好的教育。这反过来说明，中国最匮乏的是保障民众财产安全的制度，以及与发达国家同步的、能满足不能层级的教育体制。无论是法治还是教育、医疗、环境，都是中国的稀缺资源，目前，中国富裕人群通过移民的方式获得这些资源，加拿大有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占到一半。
祼商、祼官现象层出不穷，一人在国内经商、为官，家庭移居海外，对于移民群体而言，国内的致富机会依然高于移民输入地，但整体安全系数低于这些地区。
不必指责祼商现象，祼官现象必须予以禁止。
有道德家愤怒地指责，一些商人在国内赚了钱，全部转移到海外，数典忘祖，加剧了国内的贫穷现象。这些指责偏离了最基本的市场逻辑。无论哪国商人，在中国经商成功，都是多赢现象，资源得到了正确的配置，社会总体财富上升，劳动者得到了就业机会。一个真正的投行家，能为资金找到最合适的企业，既解决了企业的资金短缺难题，也让投资者获得了利益，可谓一举多得。没有这些国外回来的投行家，很难想像中国的风投发展会如此迅速。从好的方面看，祼商之所以还愿意在国内经商，说明中国市场环境并非无药可救。
多赢现象是理想状态，有人拿出具体的案例：看看，某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在国内套现在国外享福，让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大亏特亏，却为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地方政府，居然为这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优惠的税费政策。
指责者忘记了，自己实际上是在指责股票市场的不公平，是在指责税费制度的不公平，让投机者有机可乘。这样的投机者就算不移民，也绝不会公平对待财富实现各方多赢。此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制度性改进的方法，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高效与公平，而不是在道德义愤的激励下，把所有国人圈在一起集体为不公平的体制买单。当然，如果这些商人触犯了法律，不能以移民逃脱法律的制裁，在这方面，美国的税收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祼官与祼商不同，官员们（包括国企高管）掌握着一地乃至一国的资源支配权，官员们与两会代表、委员承担着为社会规划未来的重任。庙堂之上，如果全是欧美人的父母参政、议政，我们很难想像，中国的未来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由于官员、国企高管掌握着资源支配权，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借寻租机会获得租金，经商成本高昂、市场环境恶劣、企业逆淘汰几乎是必然现象。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家属成为移民的主力军，官员寻租风险更低，国家未来可想而知。
最大的风险是海外黑金与腐败。去年12月17日，路透社报道全球金融组织(GFI)的报告，过去10年来，犯罪、腐败和逃税令发展中世界损失近6万亿美元，且非法资金仍在持续增多，其中中国居首。2010年，中国非法外流资金为4204亿美元，占当年黑金的一半，是紧随其后的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的总额的8倍多。之前10年中国总共流失2.74万亿美元，且流失还在增长。在10月份的一份报告中，GFI称2011年另有6020亿美元资金非法流出中国。
腐败、寻租之后移民海外是最大的风险，制止祼官，原因在此。
一个国家暂时的移民潮不说明问题，问题是国家制度能否改进，安全能否提升。二战前后，德国大规模移民潮，但德国通过刮骨疗毒成为受人尊敬的发达国家，目前是移民输入国。而阿根迁则相反，富裕群体从来没有把根留住。移民不可怕，中国是成为德国，还是成为阿根廷，完成在于未来的制度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