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举国上下开展反贪，“清官”也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榜样。其实，清官这个概念的产生是因为贪官泛滥才有的，人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把评价官员的标准集中在贪财与不贪财这一点上。美国贪官不成气候，自然也就没有清官这个概念了。
贪官指的就是为自己贪污钱财的官员，这比较容易界定，而清官在划分上往往存在许多分歧。就拿包公为例，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从现代人观点看，包公也不是个好官。就看那三口铡刀，所有人都敢杀，却惟独不能杀皇上和他自己。凡事判决都以皇帝利益为标准，凡罪大小都以包公自己伦理尺度衡量，这些当然都是封建集权下的必然。其实，中国历史上皇上们如果也算个“官”的话才是最大的贪官群体，而且大多是残暴型的贪官。在美国，总统也只是个民意官员，定位成公仆，说白了就是个高级公务员，工资远不如一个中型企业经理，贪心也许存在，但万万不敢真贪。何况美国人不喜欢包公这类自以为是的法官，把法院分成了地方法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连最高法院也要用九个大法官一起审核才能裁决，分散了权力，也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包公这类清官。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就以现代中国历史为例，贪官倒了一批又一批，但那些所谓“清官”的劣迹却无法被引以为戒，原因就是中国人仍未意识到清官的危险。大跃进时代没有很多贪财的官员，却有无数贪功贪权的官员，表面上他们个个为人清廉，甚至生活朴素，但骨子里却是贪权势的酷吏，虚报政绩也就算了，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农民被迫超额交公粮而饿死自己，这岂是几句“某某同志本质是好的”就可以洗清的？更有甚者，饿死几千万人又岂是一个“清官领袖”可以洗清的？文革时期，有人一挥手就搞起了浪费百亿的三线建设，一挥手就损失了整整一代人的教育机会，一挥手就让中国失去了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这又岂是可以用“三七开”定论的？当然，他住在中南海里面，也只是吃几个小菜罢了。清官概念成了掩盖劣政的画皮，如今有些人打出某个“伟大思想”旗号反贪，其实就是清官情结驱动下的助纣为虐行为。
让中国人费解的是，为何美国人从来没有枪毙过贪官却没有贪官之害？显然，清除贪官肯定有更好的办法。在美国不但贪官少，而且“义官”多，这个“义”就是不拿工资的民选义务官员。比如，前加州州长电影明星斯瓦辛格就是每年只拿1美元的州长。不少律师和医生竞选市长也都打出“不拿工资”的招牌，就算真拿市长工资也比不上市长秘书的高。国会议员工资比较高，但也比不上秘书的水平，谁叫他们都是民选官员而不是公务员呢？把当官和发财的因果关系剥离，这就是美国经验。光靠制度办不到，因为还需要美国公众给你这个机会，而你自己有当这个义务官员的意愿，否则制度本身也只是个空架子。
由于美国是个私有制的法治国家，人人都有自己明确分工，各做各的生意，互不滋扰，当官的也就没有什么依靠政策发财的机会了。因此，美国人更看重竞选人的竞选理念。有一位华人个体户在加州竞选市长，他想来想去不知用什么竞选口号，所有他能想到要改进的都已经实现了，或者超越了市长管辖范围。结果，他最后找到一个竞选理由：“反对强迫中餐馆废弃隔夜食物的规定，为华人社区创造工作机会”。他当选了，是美国白人选票支持的结果，而华人多数不支持他。表面上这个倡议维护华人利益，清廉公正，但却实际上败坏了中餐馆名声，让美国人误以为中餐馆都卖隔夜菜。可见，表面清廉公正也会造成实际不公平，制度本身作用是有限的，清官理念也会误导人。
对于如何理解清官康熙有个评语：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这也是美国官员的真正写照，但这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何其艰难！首先，清廉缺少必然性，当清官就是想把别人比下去，贪的是升官和扬名。其次，清廉几乎难以实现，供奉上级，提拔下属，那一样不需要钱财？如此一来，最可怕的就是那些走极端的人，比如，贪一大笔就出逃的，用合法名义搞攻守同盟贪污关系网的，利用权力利益输送的，但最可怕的还是表面清廉却滥用社会资源搞面子工程的。清官为的是面子当清官，也最容易因为面子搞面子工程造成巨大社会损失。
在封建社会里，天下是皇上的，真能管理官员的也只有皇上自己。康熙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所害怕的就是反贪会让自己太过孤立，害怕国家机器无法运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反贪也面临着进退两难，一方面我们要用反贪维系民众的支持度，没有贪官也就没有了这个反贪体制的存在价值，另方面我们要依靠金钱元素调动人的积极性，在公有制下存在着双规制度，清官难寻，贪官却不请自来。好处是可以用反贪为由监督控制官员，不好的是越反贪越多人贪，不贪反而就抓不住他们把柄难以控制。可见中国的贪腐和反腐都是文化与制度双重影响结局。美国的榜样离我们太远，康熙的教训却离我们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