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没穿鞋的女人说，“我当时已经开始分娩了。所以我当然必须离开医院。”
我看着躺在我右边床上的孕妇，她嘲弄地笑了一下，好像是在说，“现在看看，到底是谁疯了？”
那是2010年，我当时因为早产征兆在香港玛丽医院(Queen Mary Hospital)的妇产科病房卧床休息已经一个月，这个没穿鞋的女人就在此时出现了。在拥挤的病房卧床的一个月里，我以为我什么都见识过了——我对面的一个孕妇每晚都会打鼓，这种奇怪的行为是为了提升婴儿的智力水平。我们就像是在马戏团表演，“高危妊娠”是唯一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事情。
但我们都穿着鞋。我们也不曾在午夜时分在分娩期间从中国深圳一家非常好的医院里逃走。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没穿鞋的女士是怎么跨过边境来到玛丽医院的，但她就在这儿，怀孕已有8个月，滴着羊水，身上只穿着薄薄的病号服，还忍受着宫缩带来的阵痛，但她看起来却极其兴奋开心，并不停咕哝着自己“做到了”。
有人朝她吼道，“你想什么呢？”
她回应说，“我当然是在想我的孩子！”一张开口就是满嘴标准的普通话，她已不需要进一步解释什么了。我周围所有的人都眯着眼睛、咬紧牙关，血压迅速上升。所以，她就是那种女人。
2010年，在香港出生的8.8万名婴儿中有一半是中国内地孕妇所生，她们跨境来到香港产子，以便她们的孩子能够享受我们这个特别行政区的权利和自由。在这样一座反内地情绪高涨的城市，内地妇女消耗我们的资源，包括宝贵的医院床位，真是岂有此理。
我知道这个没有穿鞋的女士不会在我们病房里留下来。如果宫缩不能让她离开，那其他的女人会，我们中的每一个都荷尔蒙分泌失调、无聊，而且因为在医院里长久卧床而极度沮丧。
然而，不知怎的，她坚持了下来。这个没穿鞋的女人当天没有分娩，接下来的一天也没有。在等待的过程中，她开始与我们交流。她承认自己逃出深圳医院的举动可能危及胎儿的生命，但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生活。她想让孩子享有自己不曾拥有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权、更好的学校，以及更好的医疗条件。毕竟，这种努力给孩子更好生活的行为正是一个母亲的职责。对她来说，其所作所为并非莽撞之举，而是完全合乎情理。
慢慢地，病房里的窃笑和私语平息了下来。不久之后，这个没穿鞋的女人如愿以偿。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由于男孩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国人，他将享有香港的居留权。当她带着胜利的笑容从分娩室出来时，我们向她表示了祝贺。
在短短几周之后，我将再次前往医院，迎接另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但这次，医院里将不会再出现没穿鞋的女人。新一届香港特首梁振英(C.Y.Leung)已经明确表示：从本月开始，香港将对大陆妇女在此地产子实施“零配额”措施。这是禁止大陆人在香港医院产子的第一年，大多数香港人对这一措施表示欢迎。
该法规改善了我这次的怀孕经历。医院的病床更容易预定，产前检查的等待时间也更短了。但奇怪的是，我感到总有些什么不对劲。毕竟，香港是中国唯一一座自由和人权的灯塔。我不禁想问，我们真的是在做正确的事吗？
当我再次住进病房，并感叹手臂中这个小小的生命奇迹时，我知道我会想起她，这个心怀大胆梦想、脚上没有穿鞋的娇小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