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们在南方报系门口声援《南方周末》时，唱起了《美丽岛》。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唱起这首代表台湾的歌，但我确实知道这首歌打动了许多大陆朋友——我曾在北京听胡德夫现场唱这首歌，我落泪了，而身旁许多大陆年轻人也落泪了。是什么样的东西打动了他们心中的柔软之处呢？
《美丽岛》这首歌的时代背景确实和中国当下的历史时刻有所呼应。《美丽岛》是属于台湾的70年代——那是黑暗即将告别的黎明，变革之前的暧昧时光。
战后的台湾政治是一片森严的黑暗，或者说是高压的白色恐怖。70年代初，民间社会从长久的政治禁锢之中日益骚动。保钓运动和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冲击着国民党政权脆弱的正当性，也让民族主义的困惑问题开始纠缠着这座岛屿。另一方面，70年代初开放增额立委选举，党外人士开始日益组织化、办杂志，推进反对运动。台湾逐渐挣脱长期军事戒严体制的紧密捆绑。
政治的变迁和政治气氛的改变也影响到文化界，更多的文化力量现身，但新世代的文化人也开始思考自我认同，开始回归本土、凝视脚下的这块土地——以前岛上的人们被迫将眼光投向彼岸的大江大海。
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受到打压，所以他们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彼时仍是“中国民族主义”。例如云门舞集在1973年的初创宣言，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他们也认识到官方的“中国”概念的虚妄，而想去寻找真实的中国文化，而因为他们生活的土地在台湾，所以是要从台湾民间来重建中国文化。1973年创刊的《汉声》杂志就是典型地要通过整理台湾民间传统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也强调中国的作家该有中国的特色，应该写自己土地上的东西，而这个土地指的是台湾。于是，许多来自草根民间的文化开始被文化建制重视，如中时人间副刊在1976年3月连续六天大篇幅报导素人画家洪通。在文学上，70年代更开始了书写乡土现实的“乡土文化运动”。
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运动，并且可以说是战后台湾第一次的青年文化运动，就是7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歌运动。在被噤声了二十多年后，年轻人终于可以发出集体的声音，于是他们说要“唱自己的歌”。这群深受美国60年代民谣运动的年轻人开始摸索新的文化想像，表达自己的心声。但那仍是冰冷的威权时期，所以民歌被转化“校园民歌”，只能是关于年轻人的梦想与忧愁，而不能如美国民歌般是关于青年对社会与时代的思考与介入。
唯有少数和当时左翼文化人士较密切的歌手，试图超越这个框架，如李双泽、杨祖珺、胡德夫。他们试图实践民歌的原始意义──走向民间和人民。于是，李双泽在1976年修改了诗人陈秀喜的作品，写下了《美丽岛》。这首歌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对台湾，以及对乡土的素朴礼赞——所以歌词最后是“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但这个台湾概念并不是和中国对立的，所以他们也歌唱“少年中国”（蒋勋作词）。
已经众所周知的故事是，李双泽在1977年就不幸意外过世。在他出殡前晚，胡德夫和杨祖珺录唱了这首《美丽岛》，此后这首歌一直与他们三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杨祖珺后来录制了这首歌，并且希望成为台湾的Joan Baez，去为弱势民众演唱，但她因此逐渐被体制封杀。原住民身分的胡德夫则投入原住民权益运动。音乐仍然不能成为对抗现实的武器，而必须走上街头。
两年后的1979年，出现了以《美丽岛》为名的党外杂志，是七十年大党外政治力量的主要集结。1979年12月在高雄爆发了“美丽岛事件”，体制大肆逮捕党外政治精英，判以重刑，为那个时代乍现的光芒关上了肃煞的铁门。但巨大的暴力镇压并没有让已然胎动的台湾社会往回走。进入80年代，政治和社会运动更一波接一波撼动着既有体制和人民的思想。
《美丽岛》这首歌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开始在党外运动场合、在学生圈当中被不断流传吟唱，穿越了此后颠簸摇晃的政治转型。更没想到的是，这首歌也穿越了海峡，从30年前的此岸来到彼岸。或许，这个海峡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历史之门。因为它的时代精神，因为对于土地的真挚情感，因为“这里有勇敢的人民”，所以它成为一首争取自由的歌。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