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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与中国粮食危机

2011年国产大豆1500万吨却进口4200多万吨,棉花自给率低于70%,一年要进口200多万吨。进口食用植物油800多万吨,相当于6亿多亩耕地产量(全国耕地1/3)。每年消费大米1.4亿吨,而全球稻谷年贸易量最多不超3千万吨,如果主粮自给率降到80%以下,全球出口大米加在一起也不够。2012年中国大米进口飞速增长,同比增长4.5倍,达260万吨。进口谷物达1398万吨,而2011年仅545万吨,进口额达4787百万美元,2011年仅2044百万美元。大豆进口更是惊人,2012年进口大豆5838万吨,同比增长11.2%,进口额达350亿美元,同比增长17.6%。食用植物油进口845万吨,同比增长28.7%。

有人认为是进口大米价格低于中国国内大米价格所导致的中国大米进口激增,实际不然,即便进口量在放大,中国国内大米供需仍然偏于紧张,库存消费比仍然不断下滑。根据布瑞克环球农业咨询有限公司的研究数据,2011/2012年度早籼稻的期末库存为521万吨,库存消费比下滑至16%;由于早稻产销失衡的状况目前难以改变,预估2012/2013年度早稻的库存会进一步下滑432万吨,库存消费比也会降至13%。植物油自给率最低,1990年中国植物油自给率超过90%,2012年则低于37%。食用植物油人均年消费量一直呈增长态势。与食用植物油上升需求相反,中国油料种植面积(大豆)不断减少,生产自给率越来越低,60%以上依赖进口原料或直接进口食用原油,中国食用油自给率早已超出国际安全警界线,根本无战略安全可言。

由于大多数大米消费国也是大规模的产米国,这使得大米的全球贸易量仅占总产量的很小一部分。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2012年大米贸易量仅为3730万吨,占全球供应量的7.7%。因此中国大规模进口大米,对全球大米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在丰年时,中国自然可以大量进口大米,问题是,全球气温升高,气候危机日益显著,粮食大幅度歉收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届时全球各国都会减少出口,甚至不出口,这自然会造成米价飞涨。

你会说我们还有粮库呢,呵呵,是有,我们来看冰山一角。黑龙江富锦90粮库,库存量高达109.6万吨,是亚洲乃至世界级的粮食仓库,2008年案发,此粮库亏空达9亿多人民币,实际里面的粮食早就被卖出去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提交了一份有关粮库空置问题的提案,提案直指目前粮食体制中的管理漏洞:许多国有储备粮库一方面向上虚报库存容量数字骗取国家保管费,另一方面通过倒卖“不允许动”的储备粮或出租粮仓在市场上赢利,“双重套现”。也只有袁隆平敢说。

耕地面积早已突破了18亿亩的红线,一是疯狂的城镇化和房地产,大量圈地,让后让其荒芜数年后再盖楼。二是农村壮劳力严重流失,全部剩下老弱病残,无力耕种,土地大量荒芜。同时耕种成本高,投入回报低,人们不愿意种地。

筒子们,你们有没觉得屁股下的椅子跟火山活动有联系哟?

粮食危机不可怕?我们来回顾下100年前的长沙抢米风潮吧。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正是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使得1900年清政府所谓改革新政以来建立的政府信任感被彻底摧毁,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朝的最高当局慈禧太后开始转变她一向对外国人又恨又怕的态度,开始全面学习外国的制度。于1901年之后重启的改革措施被称为新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比1898年戊戌变法时提倡的那些改革措施力度要大得多,之前没改变的东西,这时开始改变了。修铁路、建新军、办新式学校,最突出的是1905年废除了实行上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

1906年后,受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刺激(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普遍被认为是民主战胜了专制),改革开始加快,设立了警察、法院。甚至在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改变清朝的根本制度。这期间,政治改革最重要的进展就是设立了咨议局。和全国一样,湖南的咨议局1909年设立,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新政需要大量钱财,如同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一样。清政府不得不加大税收力度。

同时被摧毁的还有保守的封建士绅阶层,这些保守的士绅阶层游离于官场之外,却依靠从官场得来的内部消息和特权累积了雄厚的财富,反过来官僚阶层也需要这些士绅为其权利出租。两者勾结,对底层百姓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最终导致清政府的灭亡,而其具体事件就是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

长沙抢米风潮并非是粮食不够,相反,清政府手中和士绅手中握有大量的稻米,无节制的大米通货膨胀,士绅囤积居奇大米是长沙抢米风潮的主要原因。

1909年,湖南的洞庭湖区发生了特大洪灾,华容、南县、澧县等湖区县十垸九溃,洪水泛滥成灾,灾民无家可归,死人无数,饿殍遍野,人们吃树根、树皮、观音土,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湖北公安等地、湖南沿湖各县的饥民纷纷来到长沙乞讨,凄惨景象不忍目睹。受灾害影响,湖区粮食产量剧减,湖南历来是鱼米之乡,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是全国的粮仓,在自身粮食不够的情况下,还要外运到其他省。当年湖南巡抚岑春蓂和英日等国领事签订了一项粮食采购协议,遭到新成立的湖南省咨议局反对,但岑春蓂仍然坚持。

第二年春,湖南的粮食危机已然迫近。据当时相关数据统计,即使不外运,省城长沙全部的粮食只够居民维持两个月,何况公开的外运、偷运仍在持续。

以王先谦为首的省城四大豪绅向巡抚提出禁运,并动用储备粮压低粮价。可是这四大豪绅据说自己也囤积了大量粮食,其中叶德辉囤积上万石,孔宪教囤积几千石。巡抚不同意禁运,反而要求四大豪绅开仓义卖。

最后在保守的四大豪绅和咨议局开明绅士的压力下,巡抚岑春蓂不得不同意禁运。但根据和外国签订的协议,禁运必须在宣布三周后实行,这期间掀起抢运浪潮,加剧了米价上涨,由平时的两三千文一石涨到七八千文一石,“数百年来未见”。1900年后,清政府强推新铜币,为了减轻外债压力,铜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这也是间接导致米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1911年4月11日上午,长沙南门外碧湘街乌春巷以挑卖沙水为生的贫民黄贵荪之妻,拿了丈夫挑卖水得来的所有制钱,赶到碧湘街戴义顺碓坊,想以80文制钱买一升米,米商以其中杂有不通行的制钱数文为由,要求其斢换。黄妻回家借得通行钱后,再往戴义顺碓坊,米价却已涨至85文。通货膨胀让黄妻感到绝望,跳入今长沙妙高峰白沙路的老龙潭自杀,其夫得知消息后,也带着两个未满10岁的儿子跳入老龙潭,一家人终于在地府团聚,他们再也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了。

4月12日上午,同样的事情再现,店主戴义顺以老太太给的钱里面有几枚烂钱不收,要她去换几枚新钱。老太太换来钱后米价涨到75文一升,引发了争执,引起在附近庙里看皮影戏的民众围观。一位叫刘永福的木匠路见不平,出面讲了几句公道话,引起周围人附和。结果戴义顺被打,米店被抢劫一空。戴义顺的老婆叫来警察,把刘永福抓了起来,但在众人的阻拦下刘永福被释放。于是警察报告善化县(今长沙县)知县郭广中带头来抓人,被民众团团围住,郭见众怒难犯,只得让步,并答应第二天动用储备粮平米价。郭和巡警道赖承裕将此事向巡抚岑春蓂汇报,岑怪郭太软弱,说不会动用储备米,你自己想办法降价。4月14日早上,刘永福在南门口一带被捕。民众都以为当天会平米价,翘首以待,等到中午时还没见米降价,民众大怒,欲找官府讲理,巡警道赖承裕坐绿尼大娇(奥迪A6级别)来到民众集会现场,指责民众闹事,无法无天,并讥讽民众,100文一碗的茶都有得是,80文一升的米怎么算贵了(我抽根烟都比你们三天吃的米贵,你能咋滴我?)民众大怒,群情汹涌,立刻把70岁的赖承裕打得头破血流,旁边的几十个巡警都不敢动。

赖承裕的一个随从马弁,佯装站在群众一边,说:这个老家伙不必要打,不如揪去让抚台算账。在随从的引领下,围观贫民和背着赖承裕的随从一同从南门口进城,过南正街、红牌楼、司门口,途中随从背着赖承裕躲进臬台衙门(即今司门口沃尔玛超市所在地),而贫民队伍越聚越大,赶到又一村的抚台衙门前时,人数已近万人。在抚台衙门辕门套附近(今中山亭附近),群众高呼要求抚台立即开仓平粜。巡抚岑春蓂表示,5天后,米价就会回落到60文一升,愤怒的民众不愿意再被骗一次,要求立刻兑现60文一升,岑春蓂说民众无理取闹,无法无天,要开枪警示,并且讥讽民众,我每天都吃得饱饱的,谁说没米了(我每天鱼翅阿海参都吃腻了,你们米都吃不上咯,真笨蛋)。

在巡抚衙门前警卫的新军忽然失控开枪,打死打伤百姓数十人。围观的群众在枪声中狂呼,相率拼死,登屋放火,巡抚衙门在一片火焰烛天中被焚毁。这时,一向和岑春蓂有矛盾的布政使庄赓良,开始在省城绅士的支持下逼岑下台,组织了一帮人为自己造势。当年的目击者文斌看见有人抬着“众绅公议,平价伸冤,藩台担任,诸君请退”的牌子游街,藩台即庄赓良。岑春蓂见事情闹大,打电报向清朝中央政府申请辞职,还没获批准,就把官印交给庄赓良,由庄代理巡抚职权。

庄掌权后,对民众实行安抚,抚恤死伤者,开仓平米价,但并没有控制住局势。骚乱者把苗头指向外国人的教堂、商店和新政后修的新式学堂等建筑,焚烧或捣毁,引发更大动荡。城中米店被抢劫一空,到处一片狼藉。甚至还引来了各路会党参与闹事,萍浏醴起义中失败的会党余部、革命党人焦达峰组织的“青兵”(头裹青布,身穿青衣青裤,飞檐走壁)都参与其中。

这些会党就是日后辛亥革命的主力,而庄赓良则代表开明新派绅士,两者结合,成为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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