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洁行之士，无疑是伯夷和叔齐。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洁身自好的隐士许由。尧做皇帝的时候，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伯夷、叔齐是辽西小国孤竹君的长子和三子。父亲欲立叔齐，父亲死后，叔齐不愿继位，要让给伯夷。伯夷也不愿继位，逃走了。叔齐步伯夷的后尘也逃走了。国人遂立二子。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养老，就投奔他而去。到了周的都城岐下(周原，今陕西扶风)，西伯刚死，周武王继位，把父亲的木制灵位载在战车上，正准备东进，讨伐以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都的纣王。伯夷、叔齐不顾安危，勒住武王的马缰劝谏说：“父亲死了不葬，却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以臣弑君，能说是仁吗?”姜太公称许伯夷、叔齐是义人，派兵丁搀扶着他们离去了。
伯夷、叔齐指责武王伐纣是不孝不仁。
武王以正义战争胜利者的名义，荣登大朔，谥父亲周侯西伯为周文王，中国史上正统的谱系确立了。“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在伯夷、叔齐眼中，周王朝是以“不孝不仁”得来的天下，因此他们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靠采薇为生。
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
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齐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天，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中国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书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绝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绝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指归。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3000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歇息的一天。
[个性点评]：
伯夷、叔弃最后被一把周粟逼死，也许有人以为不值。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孔子的态度多么潇洒：“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干嘛非要食你的周粟?我出国去!向东向西都能通往大海，伯夷、叔齐却只会钻山，这不是典型的小农思维模式吗?
其实，伯夷、叔齐的意义在于，我偏不出国，我偏不食周粟，我就用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表达自己信念的坚定。表达自己信仰的执著。
无他，我就是要让你难堪。看你怎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