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梁羽生与金庸在悉尼家中对弈
30年之后，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金庸，并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谈话中，邓小平主动与金庸谈起他父亲被杀的事情，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这次接见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恭城暴动”本质是国共两党武装斗争在共产党新政权刚成立时的延续，是国民党残余地方武装力量用暴力抗暴力、对共产党用暴力建立的新政权的一次抵抗。金庸父亲土改被冤杀，则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用暴力方式巩固新生政权的一场常见事件。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被镇压的地主不少。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中的另一个宗师——梁羽生的父亲也在其中。
2010年1月12日广州《南方都市报》刘原所写“去国怀乡，一世萍踪如鸿羽”一文，对梁羽生的父亲被镇压的事如此详细回顾：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圩乡，家中是当地望族。我曾听父母聊过，说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学彭荣康，彭告诉他：“你父亲刚被镇压，你回家无异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时还叫陈文统）遂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多年以后，《文史春秋》上刊登了彭荣康回忆文章，与我父母所言大体相符，只是细节上稍有差池。据彭荣康说，1950年秋，他在蒙山的邻县荔浦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而遭羁押，家人写信唤他回乡救人。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父亲陈信玉被杀。多年以后，梁羽生对彭荣康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陈信玉本是和善乡绅，抗战期间，日寇入侵蒙山，陈信玉曾组织乡团抗日保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到蒙山避难的文化名人。当时，中国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广州市社会局局长的简又文举家逃亡蒙山，便是陈信玉接济。简又文在回忆录《宦海飘流二十年》中写道：“想起陈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没齿难忘。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
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地主绅士又何止陈信玉一人。金庸的地主父亲，也是在1951年被杀。我少年时读梁羽生，读金庸，总觉纳闷：为何许多故事都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后来，读懂了。
土改之后，梁羽生几十年未回蒙山。以反革命家属之身，他无法归来。他终究是熟知内地政治生态的。1978年，邓小平南下广州调研经济特区一事，国务院向香港一些机构送来请柬，邀请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时叫侄子陈强中从广西赴广州见他。梁羽生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在一个大厅宴毕，出来就把请柬交给了侄子，原来侄子在故乡被人怀疑私通海外特务，梁羽生叮嘱他把请柬拿回去当护身符用。陈强中回乡之后，别人看到请柬上有国务院印章，吓得不再敢骚扰。
所谓故乡，多是势利之乡。上世纪80年代，蒙山县重修文笔塔，照例要向本地籍的达人游子化缘，梁羽生捐了几百元，颇被当地不少人非议，认为他孤寒吝啬。其实梁羽生捐几百元已经算很给面子了，把别人的父亲杀掉了，别人还捐钱给你，你还不满足么。
梁羽生对父亲之死始终有深重心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之意。经查，陈信玉属错杀，蒙山县政府下文平反。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彼时之梁羽生，只怕心中亦有无限苍茫，他若非以一支秃笔打出天下，也不会成为统战对象，老父的荒坟也许要蒙羞百年。
1987年，梁羽生自逃亡之后第一次返回蒙山，时值蒙山文笔塔竣工，他题藏头词一首：“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字里行间，还是很主旋律的。而他真实的内心，只有天知道。
1987年起，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在异乡终老一生。几十年间，不知道他想起这个故乡、这片土地时，会不会好凄凉。正如《七剑下天山》劈头的那一句：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南方都市报》并非市井小报，而是隶属南方报业集团的大报，是广州四大报之一（其它三报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南方报业集团是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为首组建的报业集团。由这么一家大报如此详细回顾梁羽生的父亲被镇压的事，并说“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地主绅士又何止陈信玉一人。”令人深思。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关于1951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也有学者开始讨论，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是其一。在《建国后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一文中杨奎松写道：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杨奎松忽视了一点：土地改革运动划了那么多地主，在土改后这些地主的子女，戴着“狗崽子”帽子，度过了27年辛酸人生！直到1979年邓公下令全部摘掉“地主分子”帽子，“狗崽子”们才和其父辈得到政治解放。
我想，如果在20世纪上半叶，主导世界和中国革命的是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所指的“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不是“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思想”的话，一代北伐名将钟祖培、千千万万个查枢卿、陈信玉这样的和善开明乡绅的人生悲剧绝不会发生。钟祖培有北伐名将背景为恭城争了脸面，查枢卿、陈信玉有金庸、梁羽生这样的著名统战对象儿子，所以后来得以公正评价功过或平反。而那些如《南方都市报》所说的“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中，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一般地主绅士”呢？“团结起来向前看”，不会只是团结北伐名将的后人和金庸、梁羽生这样的统战对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