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堪称中国的千古一帝。若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杀人盈野复盈城的战国局面，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那么中国在历史很可能像欧洲那样长期陷入分裂与战乱之中。秦始皇之前的历史是贵族封建制度的历史，秦始皇之后的历史是郡县制度的历史。秦始皇完全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开创了之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
秦始皇自称始皇帝，按照他的本愿，是想让子孙传千百万世乃至无穷。然而不幸的是强大的秦朝居然二世而亡。究其原因，后人多追随贾谊的说法，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尤其是儒家意识形态得势之后，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认为秦朝短命的原因是实行严刑峻法的法治所致。然而后人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实行同样的制度，秦始皇在世时没有任何人敢于起来反叛，而在秦始皇驾崩之后，秦二世胡亥当政时却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并最终灭亡了强大的秦朝。
在我看来，严刑峻法的制度是一柄锋利的宝剑，在秦始皇这样的明君手里完全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可是在秦二世胡亥那样的昏君手里却难免害人害己。若说秦朝是因为行法家政治亡国，那么后世行儒家政治亡国的朝代更多，为何一定认为秦朝行法家政治亡国就是制度因素，而后是行儒家政治亡国则是人为因素呢？之所以后人会这么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儒家观念的误导所致。
预言中早就说过，“亡秦者胡也”。亡秦的不是法家制度，而是胡亥这个人。既然早就预言了胡亥这个人导致强大的秦朝的灭亡，那也就说明其实胡亥这个人物，包括促成他夺位的赵高都是秦始皇的冤家，都是秦的敌对势力早就安排好的。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尤其秦朝高度中央集权的这种体制，如果不是权力核心出现重大问题，外人是很难破坏和颠覆的。所以说坏秦的只能是内部，灭秦的只能是核心。而秦的敌对势力恰恰把胡亥、赵高和李斯安排进了秦的权力核心，只等时机一到，就让他们从核心内部起到毁灭性的破坏作用。
秦的最强项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最大的弱点同样也是这一高度集权的体制。秦始皇在巡幸途中病逝于沙丘之后，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将胡亥推上皇位，同时假传圣旨命令在外监军的太子扶苏与大将蒙恬自杀。胡亥即位掌握了秦朝大权之后果然胡作非为，导致强大的秦朝以最快的速度走向坏灭。这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教训。秦的敌对势力就是利用了秦朝的高度中央集权，从内部核心偷梁换柱，劣币驱除良币，从而达到亡秦的目地。
强大的秦朝二世而亡的重大教训促使我从新考虑忠孝的涵义。究竟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在外统帅重兵，然而阴谋家只需派区区一个使者送去假诏书就让扶苏自杀。而蒙恬则自囚送咸阳试图辩解，当然是羊入虎口，结果也被毒死。秦朝也因此而灭亡。这是秦始皇在天之灵愿意看到的吗？当然不是。那么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这种所为，算是尽孝了吗？算是尽忠了吗？显然也不是。
或许正是看到了历史上秦朝灭亡的深刻教训，所以当遇到类似遭遇时，秦王李世民选择了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登上帝位，开创了贞观盛世。无独有偶，燕王朱棣遇到类似情况时选择了起兵靖难，清君侧，登上帝位，开创了永乐盛世。唐太宗与明成祖能成为历史伟人，开创太平盛世，与玄武门事变、靖难之役密不可分，这也是他们留给历史的一种文化。在我看来，唐太宗与明成祖才是真正的为国尽忠，为父尽孝。因为在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就是需要他们以靖难、清君侧这种非常手段来尽忠尽孝。
另外，我也注意到参与矫诏夺位，杀害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的宰相李斯。历史上对李斯的评价很高，因为作为深受秦始皇信赖的主要助手，李斯参与了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等一系列利在当时，功在千秋的重大政治建设，完全称得上是一位在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千古名相。翻开李斯在秦始皇驾崩前的经历，完全是正面的，是优秀难得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千古名相，居然在秦始皇驾崩之后马上就参与了杀害秦始皇的合法继承人的卑鄙阴谋，从而直接导致秦始皇亲手缔造的皇朝以最快的速度走向灭亡。从这一点上看，此前一贯正确的宰相李斯大人在关键时刻破坏国法，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真可谓是罪孽深重。此后李斯之所以遭到被腰斩并夷三族的悲惨命运，其实就是他这一严重罪行所招来的报应，只不过是借奸臣赵高的手而已。李斯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过去正确并不代表现在正确，将来正确，同理过去错误也不代表现在正确，将来正确。政治上是否正确只能用国法来衡量。盲目迷信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是极其危险的，即使他是李斯，即使那是中书省。
李斯当时身为宰相，相当于后世的中书令，位居中枢，相当于后世的中书省。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秦朝，类似中书省这样的部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在重大问题上，中书令的态度是否符合国法是不能不看的。强大的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高度集权的秦朝上下都习惯于凡事惟中书之命是从，而非遇到任何事，尤其在关键问题上都用国法来衡量。一旦关键时刻中书省出了问题，那就满盘皆输了。
试想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若接到假诏书要他们自杀时，在这种重要关头能够冷静下来用国法来衡量，而非盲目接旨，就能够避免自身的悲剧和国家的灾难。当然这么做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肯定会别说成是自我太强，不忠不孝，不听皇上的话。在那种环境中，在那种情况下，像扶苏和蒙恬那样自我了断并不难，难的是像秦王李世民和燕王朱棣那样，在用国法冷静衡量之后奋起靖难，清君侧。当然那都是非常之人于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