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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劳教制度呼声四起

北京——很难确切知道是哪些“颠覆性”言论让警察找到了任建宇,不过他去年在微博上发布的言论中,有两句很突出:“结束一党专制”和“民主自由万岁”。

最后,来自中国西南城市重庆的25岁大学毕业生任建宇,未经审判便被送到了一个劳教所,依据的则是调查人员在他衣柜里找到的一件T恤衫,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

去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投进了中国庞大的“劳动教养”系统,任建宇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制度是由一系列仿照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而建立起来的劳教所构成的,在这些劳教所里,扒手、上访人员、地下基督教会信徒,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会给社会造成麻烦的人,在恶劣的条件下辛苦劳动,期限最高四年,所有人都没有经过审判。中国的被劳教人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少于19万人,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强制劳动体系之一。

但如今,这个劳教制度正面临着共产党内外的反对声潮。批评人士称,上月进行的十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为开始进行司法和法律制度改革创造了可能。在上月的领导层换届中,中国庞大的国内安全机构的领导人被降职。

“劳教制度早就该废除,它违宪又违背基本人权,反而制造了更多的不稳定,有损政府形象,”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他频频抨击劳教制度。这个制度是毛泽东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意在清除有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嫌疑的人。

呼吁进行改革的不止包括像胡星斗这样的长期倡导政治改革的人士。中国的全国性律师协会正在传播一份网上请愿书,已经征集到了数千人的签名。法律专家已经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谴责劳教制度。而且,好像几乎每天都有官方新闻媒体在高层领导的默许下,报道不幸的民众随着地方警察大手一挥,就因极为随意的司法处置,而身陷囹圄。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勇敢的维权人士将任建宇的遭遇公布到互联网上,他的案子多半会被人忽略。显然,迫于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重庆官员缩短了任建宇原本为期两年的劳教,将他释放。

这个月,任建宇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在里面感觉很压抑,很害怕。”他讲到,自己在劳教所绕线圈的作坊里长时间工作。

其他案例也有很多。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因和一名官员在餐馆发生争吵,而被送进了劳教所。来自湖南省的一位母亲被判18个月劳教,原因是她公开抗议强奸她11岁的女儿,而且逼迫她女儿卖淫的几名男子判刑过轻。

本月,一位80岁的患有帕金森症的朝鲜战争退伍老兵,在全国电视台上声泪俱下地描述了自己因投诉地方腐败,而被判18个月劳教的经历。

上个月,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把矛头指向了劳教制度,称这个制度已经变成了地方官员“打击报复的工具”。10月,一个政府司法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指出,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支持解决劳教制度中最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近期广泛传播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政府只有依法办事才能生存下去。他写道,“只有约束好公共权力,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实现。”

即将就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还没有介入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他在本月的表态,使改革倡导者深受鼓舞。他在讲话中大谈普遍被忽视的中国宪法对公民的,其中包括公民享有不受非法拘禁的自由,以及公开接受审判的权利。习近平说,“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此前,中国强大的公安系统一直拒斥对自身的权威的挑战,还警告说,如果警方不能在免于法官或辩护律师的干扰的情况下,扣押被认为扰乱治安的人,就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公安部还有别的理由维持现状。在劳教系统中工作的人数以万计,它对地方官员来说是个金矿,他们能靠在押人员生产的商品获取经济利益。批评人士称,在押人员会为缩短关押时间而行贿,为了确保自己的亲属在押期间能吃好,家人也甘愿掏腰包,这些贿赂都是官员们觊觎的。

上个月起不再担任中国国内安全领导人的周永康,曾向高层领导人危言耸听地讲述,如果这种不受法律制约的刑罚系统被废除,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而中共也将丧失政权。

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说,“周永康知道怎么表演一场好戏。”十年来,贺卫方一直在与中国的公安系统作斗争。

贺卫方和其他法律专家说,获悉中共领导人把原来由周永康负责的政法工作降格后,他们深受鼓舞。政法工作原来由政治局常委负责,而该事项现在则由影响力略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

这项转变表明,中国领导层对中国维稳机器的担心日益增加。过去10年里,因为胡锦涛对“社会稳定”的大力强调,维稳部门的势力大幅提升。目前,中国每年用于维稳的预算达1100亿美元(约合6918亿元人民币),超过了中国的军费开支。

“有这样一种感觉,局面好像已经失去了控制,一旦出现党内斗争,连最有权势的官员都会‘被失踪’,”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的执行理事谭竞嫦(Sharon Hom)说。“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没人是安全的。”

郭学宏曾在中国东北吉林省担任法官,他对不受法律制约的刑罚有亲身经历。47岁的郭学宏曾因为抗议自己被免职而被判劳教一年,他说,起因是他对一个案件的判决不利于一家有政界背景的公司,而他拒绝做出让步。中共官员称,郭学宏的判决结果对当地经济造成了损害。

在接受采访时,郭学宏抱怨道,负责进行复核的机关,正是作出草率惩罚的机关,因此受到劳教的人不能进行辩护,也几乎没有对自己的判决进行上诉的机会。

郭学宏说,“它成了官员们的个人工具,清理我们这些捣乱的。”

郭学宏还算足够幸运,可能也有足够多的关系,因而在劳教期间,能够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在所外执行。曾被关押到劳教所的人们形容,那里食物难以下咽、囚室拥挤不堪、暴力横行。中国约有350个劳教所。

劳教所中的在押人员,大多数是犯有轻微罪行的人,不过因政治原因被劳教者,以及已遭取缔的信仰团体“法轮功”的成员,常常会遭受到最恶劣的虐待,尤其是当他们抗议条件太差或拒不招供时。

今年60岁的刘杰过去曾是黑龙江省的企业主,她曾因为“扰乱社会秩序”而身陷囹圄两年,这是对她发布公开信呼吁政治改革、司法改革的惩罚。她描述道,蛮横的被劳教者会使用暴力,行使狱警的意志,从而换取缩短劳教期限。一次,她遭到暴打,几颗门牙被打掉了,一只眼睛也暂时性失明。

刘杰说,有一次她因为抱怨制作纸灯笼油漆让她感到头晕,被绑在椅子上长达一个星期,这种骇人听闻的惩罚叫作“老虎凳”。她说,她一连数天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多次不省人事。“他们把我从凳子上解下来时,我的腿上都淤青了。”

在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维权网”(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记述道,在这种它所形容的“错案冤案的温床”里,被劳教人员有时需要每天工作20小时,生产筷子、爆竹、纸箱或手包。

一名被劳教者对调查人员表示,“要想完成指标,就必须特别卖力,手指都肿胀、起泡了,大小水泡层层叠叠。”被劳教人员没有报酬,最多每个月只能得到相当于几美元的酬劳。

刘杰说,“这是个有着巨大利益链条的黑工厂。”

维权人士表示,真正地改革劳教制度,就至少需要允许被关押者会见律师,允许他们申诉。然而许多维权人士担忧,党内领导层可能会选择只作出有限的改动。最近的试探性举动包括,将劳教期限限制在几个月、周末时让被劳教者出外休假,或要求警方出具书面裁决。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表示,这种变动不会取得什么成效。“技术上来说,劳教其实好解决。但怕就怕它只是换了个好听点儿的名字,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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